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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城市发展对比说明，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的不同经济政策也将导致迥异的经济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结果，政府有效作为的实用性得到充分证实
一、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城市发展对比
初见新加坡，高楼大厦不如香港辉煌壮观，但深入新加坡，却倍感温馨，恍如徜徉于绿叶红花之海，犹如甘醇，越品越有味。新加坡金融中心区与传统历史文化区唐人街，新加坡河比肩而邻，相互辉映；高楼大厦与传统建筑互为点缀，和谐共生；城市楼宇之间绿地花草遍布，到处绿意盎然，城市自然生长；组屋虽不豪华，但却经济实用，也不密集，足以满足一般家庭需求；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美人，多元文化，和谐共生；政府“高薪聘优才”， 清正廉洁，高效透明，管控严格，人民遵纪守法，安居乐业；依法治国，严格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经济高速发展，环境持续改善，文化保护传承，拆迁和谐解决，产业均衡合理可持续，社会和谐，城市生活和自然环境浑然一体，恍若田园都市。
二、新加坡和香港城市发展差异原因解析
新加坡和香港最初都曾是不起眼的小渔村，后来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天然良港，大力发展港口贸易，两者都成为亚太区著名的贸易转口港；在20世纪中期，两者都抓住了发达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的机会，适时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两者都成为亚太区重要的制造业中心，经济迅猛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两者产业结构都转向第三产业，进入了后工业化或服务经济时代，其中，进出口贸易、航空、金融等行业成为服务经济的重要行业，都发展成长为亚太区主要的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以及旅游中心。作为城市经济，第三产业在新加坡和香港整体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即使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成为经济发展主导产业的高速增长“工业化”时期，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举足轻重。
新加坡和香港在制造业产业升级上的发展道理迥然不同。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从重化工业逐渐向先进制造业和以资讯产业为核心的新兴工业转型。在此期间，新加坡政府积极有为，再次抓住了发达国家产业升级转型机会，通过引进外资和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成功建立起以电子电器、石油提炼、机械制造（修造船为主）为主体的制造业，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建立起门类相对齐全，结构相对合理，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在新加坡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制造业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以上，目前新兴的电子产业和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共同组成推动经济增长双引擎，同时保障了国民的就业稳定。同期，香港也力图跟上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但终因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始终未能完成制造业本身的转型升级，制造业逐渐萎缩，令整体经济结构失调，出现了“空心化”的危机。
造成这一显著不同的重要原因是两者的经济政策。新加坡政府实行“积极，直接干预”的经济政策，产业结构的调整则主要是政府主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结果。政府在产业结构的转型中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以技术进步为基础，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和不断的升级转型，通过制定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指导并直接参与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经济的转变，产业结构相对均衡合理。而香港实施的是“积极不干预”政策，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被动，主要依靠国际宏观经济环境的转变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只起辅助作用。因缺乏政府政策的有力支持，中国香港制造业尚未完成产业升级转型，在70年代末内地开始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便已大规模转移到内地，始终未能完成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造成遗憾。
三、“两只手理论”及其新解读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写作历时六年、修改三年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式诞生。在这部经典经济学著作中，“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两只手的理论”，即一只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一只是市场无形的手。
“两只手理论”–政府之手和市场之手，可概括为当市场这只手失灵的时候，政府就应该适时出手，形成市场政府两只手同抓共管，把失衡的经济市场调整过来。“罗斯福新政”即是著名的经典案例，1929年美国遭遇经济危机，临危受命的罗斯福总统请来了当时以“两只手理论”著称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对长期以来完全听任市场经济的美国经济进行了大阔斧的改革，出台了一系列以往不可能实施的政策和大工程，及时挽救了美国经济危机，被誉为“罗斯福新政”。
如果我们把市场机制比喻成为一个人的自然成长过程，正如人体对自身运行有自动调节作用一样，市场机制本身对经济运行具有自动调节作用，市场机制具有优胜劣汰的功效。市场失灵和经济失衡就犹如人患了疾病，而政府就犹如一个医生，出台的调控政策就是药方和用药，而调控的结果就犹如治疗效果，其成效取决于医生的水平和药品的功效。一个良医，配以针对性的药物，能有效地治疗疾病，而一个庸医，用错了药，则可能加重病情，甚至误了卿卿性命。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城市发展对比说明，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的不同经济政策也将导致迥异的经济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结果，政府有效作为的实用性得到充分证实。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一只手）还是“市场经济+政府有为”（两只手）更有效，取决于不同国家的经济体系和政府执政能力。理论上，如果政府能有效作为，“两只手”应该优于“一只手”，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市场机制和政府作为的优劣和有效性，而是应重点关注如何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如何有效提高政府的专业管理和执政水平，以确保“有效作为”而不是“乱作为”。
部分资料来源：作者罗高波，系城镇化研究学者，美国南加州大学政策、规划和发展学院房地产开发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