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对面的窗口
义安学院时期的英培安（吴明珠提供图片）
小时我住小坡大马路， 培安也住大马路。我家门牌515，培安家是对面的540。其实，从我家头房窗口就能斜斜望到他房间的窗口；帘子放下，是不在家，帘子拉上来了，是在家。假如看到在家而我又写好了新文章或新的诗，就会跑过马路去烦他。
是的， 他是说我烦的。不只是烦， 还是很烦。他会说；“吴伟才你不要整天跑过来，我义安学院第一年有很多功课的， 你自己学一下看自己的稿，你一首诗半首诗就跑过来，我顶你不顺的。”
很直接， 我们的交往， 就是这样。有次，我进到他房里，轮到我受不了，大概很久没洗衣服吧，床上地上都是衣物袜子，我说“有气味”，他头也不回，“你回去好吗？我考试啦，不然你来帮我洗衣服。”
说也奇怪， 虽住得近， 但其实我们最初是不相识的。
年轻时的“四剑客”。后排左起：英培安、王安坚、李文，前排坐者：陈圣端
介绍我认识培安的人，是我学长陈圣端。
那时我刚上中三，从小学部搬过去奎因街对面教堂的中学部旧校舍。其实中二时候，就有一群喜欢文学的高中生开始出版很拙朴的学校文学刊物——用油印机打印的《学文》。我很珍惜地拿到第一期，翻了又翻，翻了又翻，几乎就要把陆大地写初次坐轮船的文章和龚万宝那篇“狗儿波比的爱情”背下来。原来我不仅喜欢作文课，人生里的一盏灯也亮了，原来我喜欢的是文学。
很快我就成为《学文》里投稿者中最年幼的学生。中二就开始写小说，还不知所云地竟吸引了主编过马路来“要看清楚这位同学”。这主编，就是陈圣端。他家住在淡水河的木板厂里，所以当我上了中三，放学后大家就常常一齐步行回家，也因此，圣端经过大马路有时就找培安，顺便带我去了。我第一次见到培安后就问圣端，他说话怎么会如此字正腔圆地标准？还有，他的脸为什么会这么长？
后来我才觉得，陈圣端那么好心介绍我认识培安，或许也是“受不了我”。因为我真的很会“缠”比我高班的学长。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极少跟同年级同学交流的。我的美术审美是缠住曾德阶，我的音乐欣赏小提琴和古钢琴是缠住许家煜，交响乐则是缠住何仁雄，那么文学当然就是缠陈圣端了。我想在60年代，学生之间的情感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公教的校训就是“亲、爱、忠、诚”四字，学长们都很照顾学弟的。培安小学也念公教，后来是转去卫理。而培安“接手”我的“烂缠”，我等于又打开了另个境界，因为他让我知道除《学文》外文学的空间还有《学生周报》和《蕉风》，还有《当代文艺》，他甚至告诉我，还可以投稿到南洋星洲去的。
报馆？报馆啊，所以打从认识他第一天，就决定缠住他了。
猪肠粉、石坚和痖弦
培安的父亲就是英士光，在马拉峇街某层二楼开了个小医局，是一名60年代就懂得先把药熬好装入瓶里给病人的中医师。小时我病了中医是看林卫民，但英士光就在家后面很靠近，因此也就看过几次。培安母亲就在自己家楼下开了间海芳茶室，有时忙起来培安也得下去帮忙，而我们见面多数都是晚饭后，尤其是天空布满聒噪的燕子又刮起大风的傍晚，我们就会越过美芝律，穿越郑古悦巴士总站，兴致勃勃地走向海皮，一直走到红灯码头了才再掉头回来，我们都喜欢那大风。
假如以为我们谈的都是写作，那就猜错了。不是没谈写作，只是谈写作的时候多数是他看了我的文章或诗而给我意见的时候，我们很少在“解放的海边”谈这么严肃的话题。来到了海边，我们话题就会海阔天空，从黑街阿三姐的猪肠粉自从换了辣椒酱就不再好吃，到舞台表演味道很浓的石坚，再到文字魅力教人无法顶的痖弦，天马行空，无边无际。他不嫌我比他小四岁，他会很有耐心向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娓娓道来，他告诉我格兰姆如何写一位父亲在露台上养猪结果猪太重了跌下来压死了猪主人。他绘影绘声介绍卡夫卡怎样醒来变成一条大虫。艾略特的《深渊》和沙特的存在主义，其实都是他边讲笑话边介绍给我的。现在想起来匪夷所思，60年代，竟有两个傻呼呼的年轻人在海边一下子模仿石坚在银幕上说“黄师傅，我错嘞”，一下子又合唱《金线混在银线中》，然后相顾哈哈大笑，现在的人或许很难想像真有那样的60年代。
我是在进入中年后，再回想跟培安的海边日子，才隐约知道为什么他虽然说我烦但仍不嫌弃我。我想，在那个年代和那个年龄，我们都很需要互相交流然后去认定一些事和认定一些价值。60年代不像今天的信息爆棚时代，各种知识的追求只有靠自己不断主动的摸索，渴求知识的需要就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境况：去探索，去判断，去肯定。所以我们真的就像蛹，有机会就要吃，拚命地吃，但我们也要吐露出来，需要跟人讲，跟人说，我们就是需要思维的冲撞。
培安对社会上的事，总是说得很直接的。他有非常清醒的、敏锐的直觉，一件社会上的事，他能够分别从理性和人情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其实他那时也不过二十岁，很多时候我就是第一个听众。他不仅能说，更可以从多向角度去分析。他甚至很早就向我解释何谓逻辑学，何谓记号学。跟他在一起大脑是很忙的，不仅忙，而且还得脑洞大开。培安这分钟跟你讲存在主义，下分钟或许就是讨论追上光速后我们也许能看到整匹过去的历史，然后，可能就会谈到西西。而在脑筋还没来得及转弯，他有时就说：“不然我们去看电影，那是伊利卡山导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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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达幽默立场坚定不移
英培安与女儿英可为、妻子吴明珠一起玩拼图（吴明珠提供图片）
年轻的培安，外表看来是个极轻松的人，只要有机会，又是大家相熟的朋友，那么他就会幽默抵死地调侃一番。他个性就是这般豁达，他给过我最有用的建议是：“当人家骂你的时候你千万别生气，你要笑，那么对方就会气死”。培安总是给别人感觉他把自己的博学当做是娱乐，这其实只是一种缓冲样子，他对治学，对道理，对人性正义，立场是极坚定的。
他会给你一种印象：学问在他身上并非什么隆重的事，他甚至可以一边跟你溜达海边一边讲殖民地的刻薄喷饭笑话。他也常说自己看的书很杂，看的都是闲书，但只要见识过他的书如何划满了线和批下摘要，你就会马上坐直身子。他对于文字，对于创作，对历史，对人性的解释，对价值与信仰，从来都有自己坚定立场，再怎么讲笑话，再怎么调侃， 立场就是立场，那不动摇的。
而他有次倒是吓到我。大家海边散步半途，突然他就双手紧紧交叉身前抱住了自己，并且极为严肃地对我说：“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学习这样走了，我发现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姿势，这样走就能有自己的感觉。”那时是他在义安学院的最后一年，而我是巴哈鲁丁最后一年，这些话我并不是听不懂，只是我觉得自己并不像他在内心里需要承受着那么多。虽然大家常见面但我不敢问他毕业后要做什么，我自己是打算拚命熬几年然后存钱出国，我觉得自己比他轻松因为我目的十分明确。那时我也没想到，他对一些价值观的执著，竟是一开始就是贯彻始终的，后来，还直接影响了他的际遇。
他开始创办《茶座》时候，我搬家了。搬到很远的汤申路上段去，不过，我们小坡店铺还在，因此也常回来。回到小坡，多数我都会到对面看看他究竟怎了。
也并非因为接触不如以前那么紧密而感到生疏，而是我发觉我与培安在某些事情上，价值的衡量，轻重不一样了。
有一个场景永远在我脑里难以抹去。那是《茶座》第三期出版后，我又回到小坡找他。我看到他小房间里密密麻麻堆积如山的第一期和第二期，20岁的我，很斗胆地就跟老友说了句：“安，你觉得自己这样子一个人挨下去会实际吗？”
他并没生气，还带着调侃的语调说，“当然不容易啊，但我已经开始了而且都有订户了所以就只能做下去。”然后他找到桌上有一个橙，坐到床边连皮带肉就咬将起来。我说：“皮。”培安看都不看我，说，“没事，就这样吧，这样吃很清醒，也很实在。”
在杂志的设计上，只要有时间，我也会继续帮忙。不过，我也渐渐发现我们所关注的价值指向已经不同了。74年，他在黄金大厦办了前卫书局，书局的“爆弹藏书”标志，我也给他设计了，他还笑说：“其实你也可以很愤世嫉俗的啊。”但我其实没有到那个愤世嫉俗的程度，那时我天天忙着出卖一切劳力就为了存钱出国念书。我拚命教补习，傍晚甚至到红灯夜总会和实龙岗垃圾吧里唱黄昏歌台。他听到了，只是点头，后来就好好地看了我一下，但那一下，我就觉得，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以前了。
培安是一个很坚持——不对，是一个极度坚持自己理念的人。并非说我就不能坚持，我也会的，但我也会同时衡量一些实际境况，我不会像他那么地单纯执著，从来都不是。假如说我无法坚持理念那么我后来也就无法坚信自己拎起背包就可以走人。假如说我不坚持那我也无法写长寿专栏写了四十余年。但我会衡量境况，在关键需要时我会适应，甚至会改变一下方式，但还是会坚持自己相信的理念。
人都说水瓶座的人想法很古怪，其实也不是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想法极度忠实而已。而水瓶座都需要有自己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从这两点来看培安就奇准无比。其实培安是非常了解自己的，是他自己跟我说：“水瓶座的来源就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希腊神祗，在水边因为迷恋自己影子而最终变成一束水仙。”培安永远清楚自己，他写诗极少更动句子，总是一气呵成，然后把稿纸撕下飞过来，还很得意说，“看，我就是这样。”
一直都是清醒的
英培安遗照（吴明珠提供图片）
不久前与锦煌去碧山家里看他，培安见到年少时朋友，精神变得很好。明珠说：“最好你们两个天天来，你看他今天不只愿意吃饭，还吃掉整半碗。”
锦煌不断向我示意。确实，培安虽虚弱但精神挺好，说话虽小声缓慢，却仍不忘记自己那本色幽默。
但后来没几天又不行了。明珠说他再次恶化进院，然后就直接转去临危病人中心，我跟锦煌再去看他，精神更衰弱了，但教人意外的是，记忆力仍十分清晰。
我问他记不记得当年苏联一夜间闪电攻下捷克的事。他眼里登时有了点神气，我说我们两人半夜偷偷溜进某中学的每间课室，在所有黑板上写苏联混蛋，记得吗？那一刻，他仿佛就像以前的他了，他说，很小声，“68年。”
而我心里知道那回一见其实就是道别，临走前我就像年轻时那般唤他，说：“安，唔好想咁多，顺其自然。”
他听到，我觉得他是很认真地，点头了。
（作者为本地作家兼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