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的晚餐特别难吃，也难忘。
不是因为工业区内煮炒摊的食物做得不好，而是紧邻我们十人坐的大圆桌旁，不到30公分的距离，坐了两个喝着啤酒的男人，其中一人的椅背都快敲到我妹妹的椅背。
原本我们没留意，他们是后来才坐过来，两个看似寂寞，劳动了一天的老男人静静喝着酒聊天就挺好。
没想到酒过三巡，这两个人竟然抽起烟来，袅袅二手烟轻轻的飘了过来。
我心中当然非常不悦，可是在该工业区一带经营工厂的亲戚老大哥一动也不动，似乎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等到中国籍小女生服务员端菜过来时，我低声指着墙上偌大禁止吸烟的标志和背着我在抽烟的人问道：
“你们这里特例，可以自由抽烟？”
忙不过来的她，额头上都是汗珠，当然深明我的不满，尴尬的苦笑一下就神速退去。
大概幼嫩的她没胆子去说那些人。我不说，亲戚不说，无知无觉的老烟枪继续吸着烟。吸完两根后，我们饭没吃完，他被旁边看到我们表情的同伴提了个醒，改坐到大圆桌的另一端，然后继续抽烟。
离开的时候，我环顾四周，疫情期间桌子靠得很近不说，抽烟的人在非抽烟区都在逍遥自在的抽着烟，地上到处都是装了水丢烟蒂的红色小水桶。执法人员不会看不见，只是大家应该长久默许而已，大概全岛的工业区如是。
新加坡全岛的114座小贩中心已逐步实施全面禁烟，截至今年一月仅剩27座还保留指定吸烟区。
游移在非法与合法之间
我感觉自己身处“非法”的孤岛，原来在入夜时分在本地某些地方是可以容许放肆、可以接纳非法、也允许旁人见怪不怪。
我当时很想站起来去叫对方不要抽烟，因为严重影响别人，然而在那样的情境下，当大多数人都合理似的“犯法”，守法的少数和弱势者好像就只能默不作声，否则报章上常看到因无名怒火跟陌生人对着干，甚至血洒餐馆或小贩中心的事件就要隆重上演了。
因为我知道，一开口对没有自知或不愿守法的人说出的话一定不会好听，因此我成为了另一个默许别人犯法的人。
回过头来看，一向以严厉法律和守法自律而自豪的新加坡，是不是越来越“松软”、越来越“仁慈”了？
我们确实可以容许合乎人情，法律以外的灵活度和喘息空间，但是当公共空间受到侵蚀，公共卫生环境受到影响时，我们似乎更应该坚守非黑即白的是与非，而不是摸棱两可的接受底线一再被挑战和罔顾。
当然，什么时候该“软”，什么时候该“硬”也视乎情况；最可怕的是该硬的时候不硬，该软的时候不放软。
最近全国数处出现野猪肆虐、海獭到处横行，吓坏公众的画面看似滑稽之余，其实又危险又血腥。
高度发达的新加坡是否已经柔软（还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的软弱？）到连动物都没有把我们看在眼里？
没有底线的对野生动物“善良”是对国人的另类残暴，让我们曝露在未知的险境之中，这是国家机关的失职。
情有可原的“犯法”，值得酌情处理
另一边厢，我们不时看到国人在国情的有限条件下去“开辟”新的天地，寻找自己的乐园。他们的“犯法”似乎情有可原，也值得酌情处理。
然而，在看似宽容和有人情味的背后，可能应该更关注国人蓄意非法行事的背景和心态，以及是否加强官民有效沟通的机制。
媒体报道，一对七旬老夫妻和友人在蔡厝港一带克兰芝兵营附近的丛林深处的官方地带种植蔬果，“非法”建立农场十年才被发现。
被土地管理局发现后，似乎仅仅下令他们清除了事也算合乎人情。我几乎都能想象他们有多快乐的自耕自给，天天在太阳下劳作对他们的身心健康肯定有帮助。
这让我想起两年前一个政府组屋底层屋外楼梯建起大型的鱼缸。
报道称，鱼缸被下令拆除，原因是需要先申请，而且也不符合建屋局的安全条例。最后屋主一再陈情保留鱼缸，但最终还是遵照建屋局指示拆除鱼缸。
其实个人认为只要不涉及公共空间的安全，反而颇有创意的美化环境又何乐而不为。
条条框框能灵活的运用就不是条条框框，通过真正理解人民的需要，合理利用和分配公共资源，我们能才能和谐、和乐的生活下去，而不是一味放宽或盲目的执法。
两者之间总会找到合乎人性的平衡点，否则我们只会永远有抓不完的老鼠，而猫永远得追着一直忙着逃的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