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基尔（Zakir Hossain Khokan)几乎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他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无法获准出门了，只能呆在宿舍里。他同寝室里还有另外11名室友。
房间里除了6个铁架子上下铺床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人们把手巾和衣物随意挂在床前，作为一点屏障，为自己提供一点隐私和私人空间。
扎基尔说，他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呆在房间里，无法外出，就像监狱一样，对人真是一种折磨。
扎基尔表示，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呆在房间里根本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扎基尔之前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但他已经恢复健康并重返了工作岗位。本来，扎基尔以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6月份的时候，他所住的宿舍已经不再有新冠病毒。但是，8月份新病例又开始在宿舍区爆发。
像另外几千名外籍劳工（新加坡叫客工）一样，扎基尔又接到命令要自我隔离了。
新加坡的外籍劳工有30多万人，他们主要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等国。这些人主要工作在建筑和制造业，拿着较低的薪水。
他们的居留权与工作直接挂钩，其雇主必须要为他们提供住处。他们每天乘坐拥挤的班车到工地上班，下班后和其他宿舍的劳工一样面临拥挤的居住环境。它无疑给新冠病毒的传播制造了完美的条件。
由于没有法律规定上限，在新冠疫情前，每间宿舍的住客多达20人都很正常。
3月下旬，移民权利组织“客工亦重”（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 ，TWC2) 警告说，无可否认病毒有在这一群体中再次爆发的风险。
新加坡实施的部分封锁隔离措施基本上控制了病毒在公众中的传播。但之前活动人士所发出的警告不幸被言中，每天在外来劳工中都有数百例新感染病例。
新加坡外籍工人每天获得的典型的一份咖喱餐。
因此，从4月中旬开始， 新加坡政府开始公布两组数字：一组为当地居民社区的感染病例；另一组为劳工宿舍中的病例。
这两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区感染数字极低，但劳工病例相比之下非常高。
梅西大学传播学教授莫汉·杜塔（Mohan Dutta）对BBC表示，跟其他大流行病一样，新冠也凸显了不平等现象。杜塔进一步表示，新加坡报告两组数字这一做法甚至让这种不平等更明显。
这一情况也迫使许多新加坡人面对和关注劳工的生活状况。突然的关注，加上新的卫生措施以及慈善捐助激增，让许多宿舍管理者开始改善劳工的居住条件。
51岁的印度劳工Mahalingam说，他原来的宿舍条件还可以。但现在宿舍的上下铺已经被单人床所取代，而且之间保持一定的有效距离。
一名客工说他们宿舍的床从上下铺（左）换成了单人床（右），情况有所改善。
新加坡政府已经承诺要进一步改善外籍劳工的条件。
新加坡政府说，到2020年底希望能将给每名客工提供至少6平米的居住面积。每个房间最多只能放10张床，床与床之间的距离至少要相隔一米。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承认，他们之前对客工宿舍条件的一些警告回应“存在不足”，但称任何“公共居住形式都存在风险”。
李显龙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国会发言中还为政府的做法做了辩护，称当时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充分的。尽管他承认政府的失误但同时表示，在战争迷雾中，不可能总是能做出完美的决定。
上个月，新加坡政府宣布所有住在宿舍中的客工都已经康复或是病毒检测成阴性。但就在几周后，在几个宿舍区内又出现了新病例。
而扎基尔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被解禁。他说，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能重返工作岗位，而且看到新加坡客工的状况得到改善。
扎基尔表示，他们许多人都已经在新加坡好多年了。他本人在新加坡已经有17年，感觉已经是新加坡的一部分。
“我们并没有要求他们像公民一样对待我们。只是要求把我们当人一样对待，把我们当成社会的一部分。如果能那样的话，就太好了，” 扎基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