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3日，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如今已经走过29年的中新关系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可谓风雨同舟，和衷共济。虽然两国关系在发展中也难免磕磕绊绊，但是总体上保持了良性发展的态势。回首过往，开创未来。中新关系的发展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继续共同努力！
转载凤凰卫视2015年中新建交25周年时的《中新建交25周年纪事 李光耀进京迎破冰之旅》，回望中新关系发展的点点滴滴。
1990年10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左）和新加坡外长黄根成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签署了中国新加坡正式建交公报。中国新加坡宣布正式建交。这是两国外长签字后，相互握手表示祝贺。（以上图文来自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51107/46147106_0.shtml）
原文标题：中新建交25周年纪事 李光耀进京迎破冰之旅
2015年10月05日 13:16 来源：凤凰卫视 可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观看视频。
核心提示：中国大陆战场的全面溃败使得国民党已无暇顾及年来在东南亚的经营，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日渐增强的影响，1950年新中国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与越南、印尼和缅甸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当时已独立的东南亚国家中只有亲美的泰国和菲律宾没有和新中国建交，5年之后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更是为中国和东南亚营造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
凤凰卫视10月3日《皇牌大放送》，以下为文字实录：
中新两国正式建交 新加坡貌似我族却非我国
解说：1965年的中国正处在一场暴风雨来临的前夜，这一年在距离北京4000多公里外的南洋一个叫做新加坡的小岛独立建国，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和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关系，短短几十年间，它就在魄力非凡的领袖带领下创造了惊人成就。
杨文昌：那么一个小国家竟然超过其他大国，成为中国外来投资第一位的国家，不过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外交当中，看似特殊的两国关系也同样阴晴难定。
许利平：新加坡对我们的一位大使就说了，说新加坡在安全上只能依靠美国，不能依靠中国。
黄海波：1990年10月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加坡共和国正式建交，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听到新加坡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这是一个华人占总人口70%的国家，它是中国大陆以外唯一一个官方华文使用简体字的国家，貌似我族却非我国，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形容新加坡为“亲密而特殊的伙伴”，不过正是这一个与中国存在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南洋岛国与中国走进的步伐却异常缓慢，从新加坡独立建国的1965年起，直到25年以后才成为东南亚所有国家当中倒数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回望那段历史，种种疑问存在在我们心中，但追溯两国的交往，还要从一百多年前开始说起。
解说：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北国已秋意渐来，但南洋依旧酷暑，就在这个星期天，新加坡迎来历史上第一位从北京派来的领事官，这位领事名叫左秉隆，曾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的英文翻译官，“深谙洋语，通晓西律”，但官运一直不亨通。这一年距离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开埠已过去60年，这60年里，莱佛士对新加坡这一位置极佳的优良港口的规划吸引了众多华商船队前来贸易，而原本散落在马来半岛的华人也都蜂拥而来。
柯木林（新加坡历史学者）：根据1881年那个海峡殖民地的人口调查，所谓海峡殖民地就是指现在的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当时的华族人口已经有八万六千人，在1886年的时候已经增加到十五万。
解说：这个时期左秉隆这位仕途不顺的“弱国”外交官出任一个“荒岛”的领事，在当时似乎并未掀起多大的波澜，不过这一事件在整个中国外交和侨务历史上却意义不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明令禁止臣民出洋，视移居海外为背叛，对于海外华人的态度，则是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
黄纪凯（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清政府在早期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实行海禁的，禁止臣民跟海外交往通商，他们讲把这些人叫做自弃祖宗坟茔之人”，就是你把自己的祖坟都丢掉了，你跑了，有的抓到了以后要有重刑甚至是杀头。
解说：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殖民者在亚洲殖民地的开拓，资本主义的冲击使得越来越多的华工、华商出国，清政府对海外华人的政策才悄悄开始改变，1876年首任驻英大臣郭嵩涛出使英国，途径新加坡停留两日，这一次他见识到了新加坡当地华商的经济实力，也了解到华人盼望清政府能对身处海外的华人提供必要帮助，同时他考虑到新马是当时海外华人最为集中的地方，于是上疏请求在新加坡设立领事。
许利平（中国社科院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我觉得是清政府更多的是，希望利用这些海外的华侨华人他们的资金来发展中国的经济，我觉得这是它主要的一个目的。
柯木林：东南亚这一代以新马为主，尤其是新加坡算是华人努力最集中也是经济最雄厚的那么这一批华人的话他们还是心怀祖国，因为当时新马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他们的倾向还是属于朝向中国的。
解说：另一方面从主管清朝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以来，在与外国办理交涉中，清政府也渐渐认识到外国公使驻京对中国内政情势相当了解，反观中国对他国则毫无所知，交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导致断送了中国的益。在郭嵩涛抵达英国之后就立即展开与英国外交部的谈判，希望尽快在新加坡设立领事，不过谈判过程却费了不少周折。
柯木林：英国政府反对不允许清朝政府在这里设立一个领事，反对的原因就是英国政府怕你中国在这里设这个领事所有的华人都倾向你，那我英国这个殖民地怎么办。
解说：经过几番谈判，加深中英两国签订的条约之中，除了允许英国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外，同样允许中国在英国开放的口岸派官驻扎，于是英国最终很不情愿的统一清政府的请求，但是却开出两个苛刻条件，第一领事的设立属于临时性北非永久，第二领事只能从新加坡当地选派，而不能从北京直接派遣。清政府经过考量接受了英国开出的条件，1877年新加坡当地华商侨领胡璇泽成为清政府首任驻新加坡领事，新加坡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外领事馆所在地，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胡璇泽并非清政府的专职领事，因为他还身兼俄国和日本，驻新领事，直到3年之后胡璇泽病逝，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即可与英国交涉，不再迁就选用侨领担任领事的主张，而改由中国直接派遣官员就任，领事馆地位的永久性才被确定下来，左秉隆就成为第一位由北京派遣至新加坡的领事官，左秉隆前后两次被派遣到新加坡，第一次从1881年到1891年为期十年，在这十年间，中国领事馆对新加坡华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柯木林：他主办了两个文化团体，一个叫做会贤社，这个会贤社主要是针对受华文教育的一些人士，另外一个就是英语雄辩社，英语雄辩社主要是针对受英文教育的他担任主席用英语向当地的峇峇讲中国的一些孔孟思想，叫他们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主要就是要使当地的侨民有内向之心，就是心向祖国。
解说：不过，左秉隆在新加坡的举动，使得海峡殖民地政府惶恐不安，他们担心华族社会在左秉隆的诱导下，培养出太多的亲中国的人士。
柯木林：这样的这个做法使的到英国政府非常不高兴，你这样等于是来跟我抢生意，刚才我们说的，所以英国政府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英国政府也设立一个叫做英女皇奖学金，这个奖学金目的就是挑选当地的精英分子峇峇的精英分子到英国去留学。
解说：为了不让中国领事彻底控制华族社会，殖民地政府苦思对策最后决定分化华族社会，这也为日后新加坡社会中亲华与亲英之争埋下伏笔。1907年，当左秉隆第二次来到新加坡时，时局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在他回来的前一年，孙中山正式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设了晚晴园。
陈丁辉（新加坡酸中南洋纪念馆馆长）：1908年的时候孙先生就把这个地方变成是南洋革命的总机关，所以他的一个目的其实是希望协调在东南亚不同地区同盟会，所以新加坡变成是一个中心。
解说：从这时开始当初清政府费心经营不惜在此与英国争夺华人影响的新加坡又成为革命党与清政府争锋博弈的海外战争。
黄海波：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打开了与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的正式外交联系，号称亚洲最强海军的北洋水师曾经第一次访问新加坡，李鸿章在其政治生涯末期最为浓墨重彩的“环球之旅”的途中也曾经在新加坡停留，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让清王朝成为历史，但中华大地与新加坡的联系并未就此中断，反而在那多灾多难的年代，历经于中国军阀混战，日本侵华战争在中新之间涌现出像徐悲鸿、陈嘉庚、南侨机工这些抗战中赫赫有名的名字，他们的出现不分地域，不分国籍，用血浓于水的决心共同面对患难。
清政府倒台中国影响未消解 同德书报社见证历史
解说：1906年世纪之交的中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远在南洋的新加坡成了中国革命在海外的桥头堡，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黄兴等风云人物都曾在这里策划起义，商谈国事。
陈丁辉：同盟会之所以会在新加坡晚晴园设立新加坡分会，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从中国南来的这些华侨，新加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在英国人的治理底下这个殖民城市发展的相当不错，它的船坞系统，它的基础建设、它的电报是作为一个理想的宣传革命的一个所谓的基地，所以这是孙先生看中的第二个原因。
解说：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清政府被推翻，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南洋。
柯木林：在孙中山革命成功的时候，那整个华社就是基本上很震撼而且欢腾，比如说天福宫、双林寺、金兰庙，还联合了槟城的极乐寺，跟廖内的马祖宫在豆腐街口，和尚杂技表演，和尚表演无数来向社会募捐，这个募捐等于是作为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捐（运动）”，等于是建国基金。
解说：祖国发生“改朝换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却不尽相同，有些人一时难以接受，其中就有曾大马革命党为乱党的《叻报》。
柯木林：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武昌起义成功，当天的《叻报》它的版面它放“大清宣统三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一个礼拜，它才把“大清宣统三年”换成“岁在辛亥”，再过一个月，它又把“岁在辛亥”换成“黄帝纪元4609年”隔一年大概是1912年3月份的时候，它又把“黄帝纪元”改成“阳历第一年”，到了1913年的时候，才改成“中华民国二年”。
解说：这一对版面细节的修改正是反映了海外华人那时的复杂心理。
柯木林：我认为是一种海外华人的心态，它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他后盾来提高他们海外华人的地位。
解说：满清政府倒台，来自中国的影响并没有随之消减，相反，从革命过程中认识到海外华人对国家的重要作用之后同盟会以及之后的国民党对新加坡的工作更加重视。这是位于新加坡广东民路的一间书报社，名为同德，它是新加坡最早的书报社之一，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就如许多历史古迹老建筑一样，这里如今很难在讲求经济追求繁荣的新加坡引起注意，可回看100年前同德书报社在新加坡历史上也曾书写过一段传奇。
湛承宪（新加坡同德书报社社长）：孙中山先生他来到新加坡有九次之多，他所接触的华侨里面他就发现到年轻的一代对祖国的认识一点都没有，连华文字讲华语都不能够。
曾福成（新加坡同德书报社顾问）：当时新加坡是一个英国殖民地，所以一些新加坡人都是，当然是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当然是秉承孙中山创立本社，就是要鼓励我们学习华人的文化，跟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进展。
解说：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为了革命奔走于新加坡，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南洋华人的身份认同，再次设立了同德书报社，早年的同德书报社除了传播教育开启民智提倡移风易俗的文化外，还有一项就是政治任务，据湛社长讲当年国民政府向华社传达政策几乎都是通过同德书报执行，在同德书报社发展最鼎盛的时候甚至殖民地的英国当局也要通过他们来与中华民国政府沟通。
湛承宪：这时候它（英国当局）已经很了解同德书报社员的思想，它觉得是很好的用处，通过这方面英国跟中华民国之间一些的贸易也好，纠纷也好，都是比较容易解决。
解说：不过这样的发展没有持续多久，就被一场残酷的战争所打断。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击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开启，日本的目标是要通过攻占东南亚来取得当地的天然资源，因为日本当时资源匮乏，严重影响战力，如果不靠掠夺东南亚的资源经济就将在西方制裁下崩溃，而日本很清楚，作为英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中心日军必须要拿下新加坡才可以彻底把英国人赶出东南亚，这也注定着这场战争将是新加坡开埠的100多年来面临的最血腥的一场战争，而早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新加坡的华人其实就已经投入到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当中。
许利平：九一八还有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等等重要的历史结点上，都离不开新加坡华人资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足迹。
解说：在日本侵略中国之际，新加坡华人在部分桥领的号召下捐钱捐物、抵制日货，宣传抗战，其中以陈嘉庚在南洋发起的抗日行动影响最为广泛。
黄纪凯：他们成立一个叫南洋华侨筹赈祖国总会，叫做南侨总会。它是几个国家不同的国家侨领组成的这么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筹款，就是募捐，筹款给中国抗日。
解说：南洋华人抗战初期直接汇款汇物，加上义捐之数达到50亿元，而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军费不过18亿，更有许多华侨包括著名的“南侨机工”回国投身抗战一线。
柯木林：当时（中国）是找不到技术工人的能够开车能够修理车的，当时非常缺乏，这一批人在新马都是会开车的，因为很多在日本打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中国的港口跟交通线几乎都被切断了，所以只有组织南侨机工（打通）滇缅公路这个鲜为人知的那个路线，是个很冒险路线，向国内运输抗战所需要的物资。
解说：新加坡沦陷后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行动，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对新加坡华人展开“肃清行动”，在新加坡历史上称为“大检证”。
湛承宪：那时候同德的社员已经协助中国政府对抗日本，当日本打新加坡后同德书报社当然是日本的第一个目标。
吴少强（新加坡同德书报社老社员）：日本还没有来之前两三天我们就把这招牌拿下来，有一个我们的社员在潮州巴刹那边卖猪肉的拿去做他的肉垫，切猪肉的。
解说：日军的报复让新加坡华人经历了最残暴黑暗的时期，多年之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李光耀：日本人抓了一些块头大的华人，我那时在华人中算是块头大的，对我们说去那边，我说我先回去拿我的衣服，因为我有些不详的预感，他们允许我回去我就藏了两天，我很幸运那些被抓走的人都被带到海边射杀了。
解说：据新加坡华社统计，在“大检证”期间，人口不足百万的新加坡被日军残忍杀害者有十万人之多，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三年的日占时期使新加坡人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感情，在英国还未回来接掌政权的时候，新加坡已有人主动出来维持治安。
湛承宪：这时候新加坡就变成真空，整个城市在无政府状态一般上这个社会就会乱，尤其是那时候很多谣言，又是种族问题，又出现大抢之类，同德的社员自动到马路上去指挥交通，然后告诉民间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怎么样能够协助社会安宁。
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 万隆会议造就“蜜月期”
解说：在战争中，英国人迅速的败退，使得英国两百年来在新加坡建立的通知威望瞬间崩塌，这一切成为了新加坡人觉醒的开始。
柯木林：日本南侵的时候英国人跑掉，或者一下子很快就投降了，使到当地的新加坡人就觉悟了，原来这个日本不落帝国是可以被打败的，而且它是不会真正保护我们的，这个就是等于是战争的一种反面教材，它使到整个人觉醒要保卫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的确确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解说：战后亚洲掀起反殖浪潮，许多新兴的政治力量也在新加坡兴起，在新加坡北方的中国大地上国共内战爆发，新中国成立，这些世事变幻也昭示著中新之间将有新的故事上演。
黄海波：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再请客”的外交方针，随即展开与东南亚国家的建交工作，印尼、越南和缅甸首先与中国建交，而当时的新加坡还属于英国殖民地，这一时期随着国民党的势力退败台湾已无暇顾及在东南亚的势力，在新加坡的影响也逐渐失势，相反，东南亚的共产主义伴随着反殖民浪潮兴起，新加坡那时也受到影响，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陷入冷战格局，东西两大阵营的对立阴云笼罩，于是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也出现绷之时。
解说：1949年国共内战接近尾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这一局面也影响到了在新加坡的与国民党相关的组织。
湛承宪：国民党政府撤退去台湾，对同德书报社的社员来讲是很大打击，他们突然间是跌倒坑底里面的样子。
解说：在中国大陆战场的全面溃败使得国民党已无暇顾及年来在东南亚的经营，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在这一地区日渐增强的影响，1950年新中国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与越南、印尼和缅甸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当时已独立的东南亚国家中只有亲美的泰国和菲律宾没有和新中国建交，5年之后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更是为中国和东南亚营造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
李炯才（新加坡开国元勋外交部前高级政务部长）：我记得我1955年碰到周恩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你们华侨华人应该搞政治，参加政治。
解说：今年91岁的李炯才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之一，他曾经担任李光耀的政治秘书，新加坡驻埃及、印尼、日本等国大使，是新加坡建国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和见证人，当时年轻李炯才作为《南洋商报》记者，随团访问万隆会议，并有机会采访了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在采访中，当周恩来总理得到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人，就鼓励他说海外的华人也要积极谈到政治，正是周恩来总理的这番话，种下了他日后投身政坛的种子，那时的新加坡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随着反殖民浪潮带来的政治觉醒，如何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的问题已在一群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华人精英中讨论起来。
李炯才：我认识李光耀是1949年我在伦敦读书的时候读新闻学，他在剑桥，吴庆瑞、社进才这些都还没有成立党，那时候是留学，他们组织一个malay forum（马来亚论坛），就是要组织一个国家，就是马来亚跟新加坡。
解说：在英国与李光耀等新加坡华人精英的相遇成为了李炯才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反映了当时新加坡人政治意识的觉醒与转变。
李炯才：我当时读华校，当时所有读华校的人都效忠中国，我们唱的三民主义我党所宗，国民党的中国的国歌，我的哥哥他们唱的是Gad save queen效忠英国，没有人效忠马来亚。
解说：那个时期新加坡尚未立国，从地理上来说新加坡属于马来亚世界的一部分，但大多数人仍然把这个地方当做旅居之地，还是各自效忠自己的母国。
李炯才：后来为什么我效忠中国，变成效忠马来亚，就是碰到李光耀、杜进才、吴庆瑞，在英国（他们）天天讨论怎么样成立一个国家，我跑到中国协会去，（那里）天天毛泽东、跟蒋介石在斗，我在想他们斗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又不能够影响，这个（李光耀的想法）比较实际，我是出生在这里，应该要成立自己的国家。
解说：从英国留学结束，回到新加坡的李光耀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当中，在与民众的接触中他发现工会和左翼人士在当时新加坡民众当中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也意识到要达成争取新加坡独立的政治抱负，需要与左翼人士合作。这个地方是新加坡的一个外岛圣约翰岛，这里据说是当年海外移民来新加坡本岛的第一站，在早期的新加坡英国人怀疑外来移民可能会携带祸乱等传染病，于是要求移民先要到圣约翰岛来接受隔离消毒。
柯木林：这个检疫站我听老一辈的移民口述，他是说当时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要把全身的衣服全部脱光，走进一个喷水的东西，这个喷水就好像消毒，把身上所有细菌消毒，然后穿好衣服才可以上岸的。
解说：除了是移民隔离消毒的第一站以外，这个岛也曾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当年与李光耀一同争取新加坡自治独立的左派阵线领导人林清详就曾被关押在这里。1959年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地位，其中李光耀等人与林清详等左翼人士的合作努力功不可没，但是之后两派人在理念上的不和导致最终分道扬镳。
严孟达（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前副总编辑）：新加坡在国内那时候也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也跟这些共产党和左派势力斗争李光耀本身跟左派的斗争也是很激烈。
解说：因为考虑到新加坡资源匮乏生存困难，李光耀主张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这点上林清详等左翼人士并不赞同，于是双方就此展开争斗，那一时期正值冷战铁幕落下，东西两大阵营都在防范对方的渗透影响，当时的马来亚政府正在遭遇东南亚共产主义的冲击，而林清详正是被看作是东南亚共产党在新加坡的代表，这一形象足以触动英国殖民当局和新马两地政府敏感的神经，于是1963年2月英国殖民当局和新马两地的政府联合发起名为“冷藏行动”的大搜捕，把以林清详为首的100多名左派人士投入监狱，罪名是充当马来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企图颠覆新加坡政府，把新加坡变成“亚洲的古巴”。
临清如：冷藏行动底下被压迫的这些人再加上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历史学者，他们现在都把很多资料都挖了出来，那么假如这些资料都属于是真事的话，那就说明整个行动是不应该的，是一种政治性的报复。
新加坡独立略显仓促 李光耀可以保持中新距离
解说：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新加坡选择对国内左派人士采取打压政策，而这一措施与当时中国的立场可谓是背道而驰，这也导致了在其后的十几年间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步入了较为尴尬的境地。
黄海波：1965年8月9号新加坡建国独立，但是这一结果在那时却并非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人想要看到的，以至于在宣布独立的那一刻李光耀也难忍悲伤流下眼泪来，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新加坡面积狭小资源匮乏，那时候甚至有人说新加坡缺少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基本条件，其次新加坡的独立主要是因为跟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关系恶化被迫退出马来西亚联邦，从此要开始时刻担心遭受北面马来西亚的侵略再加上南面的印尼，对这个华人占大多数国家的警惕和威吓，使得建国之初的新加坡内忧外患步履艰难。
解说：仓促的独立没有给新加坡太多的选择空间，面对内部左派的压力和周边国家的威慑，李光耀只能一边打压国内左翼势力同时刻意与中国保持距离。
严孟达：新加坡处在两大马来人统治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跟印尼，还有东南亚的国家里面，那时候都非常排华的，所以新加坡一独立，最担心的而且那时候周边的国家把新加坡当做是第三中国。
许利平：因为中国是红色中国，是共产党中国，那么在冷战的阴影下你新加坡这么一个赤道上的小红点如果你把自己标榜成共产党的同情者，或者红色中国的支持者那你就很麻烦。
解说：当时新加坡华人占到整个人口的80%左右，在社会主义中国对东南亚影响日增的时期，这么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的出现在这一地区产生的震动难以预料，于是新加坡从一独立开始就有意识的去除新加坡是“第三中国”的形象。
严孟达：在许多政策上它也付诸实施了就是说基本上新加坡本来也就是继承英国行政文官制度，所以在国内，英文成为行政语言，所以在一方面是有点像对外表示说新加坡虽然是以华人居多的国家，但不是第三中国。
解说：这一系列看似“去中国化”的亲西方的举动，让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大为失望，没想到在几年前还是领导新加坡“反殖民运动”的英雄竟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傀儡”，1966年就在新加坡建国的第一年后一场更猛烈的风暴文学革命在中国刮起，同时一股激进、极端的文革思潮也在新加坡悄然兴起。
朱成发（《红潮：新华左翼文学的文革潮》作者）：在1960年代，那时候的华族以华校生居多，那么这些华校生显然都是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但等到独立之后当执政党以英文为主的时候这些华校生是处于一种非常颓丧，非常失落的那种状态之中，另一方面是左翼政党，社会主义阵线，还有它后面的马来亚共产党，他们都在推波助澜。
解说：那时在新加坡受文革影响的大多是郁郁不得志的华校学生，而文革提出的阶级斗争打到资本主义等口号让他们感到振奋，同时也孕育出独具时代特色的左派文学。
朱成发：那时候很多这些的诗歌非常的直接就歌颂革命，歌颂毛泽东，因为他们向往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譬如这首在《赤道诗刊》1971年刊登的发刊诗《文艺卫兵歌》它是这么写的，从赤道瞭望远东方是不落的太阳把世界照亮，我们捧起心爱的宝书欢呼歌唱。
解说：文革和左翼思潮在新加坡的传播引起当局的警惕，也愈发让新加坡采取措施，防范来自中国的影响，而随着1967年印尼发生大规模排华事件，并宣布与中国断交，中新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又增添了几座大山。
杨文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驻新加坡前大使）：他首先必须考虑一个周围这两个大国，一个有共同边界，一个只有隔40公里的一个海湾，隔得那么近，他谁都可以得罪，他不敢得罪马来西亚和印尼，他必须和他们搞好关系。
解说：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中间的是李炯才，左边是时任新加坡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右边则是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是李炯才与周恩来总理的第二次见面。1970年代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美弱苏强中苏交恶，使得中美两国终于能够走到一起。1972年尼克森访华，中美两国关系逐渐正常化，也让中国腾出手来重新调整外交战略，针对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扩张，毛泽东提出“一条线和一个面”的战略思想，争取团结各国政府，共同对付苏联。
许利平：在197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东盟的其他国家都陆陆续续的和中国进行建交了，比如说1974年是中菲建交，那么1975年中马建交，还有中泰，所以这整个1970年代是一个老东盟国家陆续和中国建交的这么一个时期。
中新关系走向正常化 李光耀进京迎破冰之旅
解说：这一局势的变化也让新加坡开始考虑与中国的关系，1971年10月25日新加坡发表公告，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当时由阿尔巴尼亚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方案。
许利平：美苏在这个地方争霸，特别是苏联加强了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军事的存在，特别是在柬埔寨的问题方面，那么越南那种野心勃勃，实际上对东盟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他们希望通过加强和中国的关系，来平衡美苏甚至越南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影响。
解说：1975年3月李光耀派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抱病接见了他们，并且认出了20年前万隆会议上采访过他的李炯才，得知当年那个报社记者现在已经是新加坡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周总理非常高兴。
李炯才：（我们）跟周恩来解释，新加坡的地理环境都是很多排华的，我们不能够承认中国，让他们先承认，我们最后，我们这样安排的，所以后来一个一个的（和中国建交）新加坡最后承认。
解说：那次会面也拉开了新加坡与中国从敌对走向关系正常化的序幕，新加坡也借这次访问向中国表达了两国建交路上所面临的阻碍。
李炯才：后来我们走了不久，周总理就去世了，我就带李光耀进中国，第一次1976年见了毛主席。
解说：在李光耀之后的回忆录中，他把周恩来总理擦身而过看作是人生中的一大遗憾，不过那一次访华李光耀一行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冻结的中新关系，也迎来了破冰的时刻。1978年对于中国和新加坡都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首次访问新加坡。
张九桓（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驻新加坡前大使）：1976年李光耀总理他就以总理的身份访问了中国，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新加坡，所以在世界外交史上没有建交的国家的两国领导人就实现互访这是罕见的。
严孟达：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身份是第一副总理，可是他来新加坡访问，新加坡是把他当做是国家领袖来接待的，李光耀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他在新加坡访问三天，他离开的时候李光耀也亲自送他到机场去，所以规格是相当高的。
李炯才：他访问期间他说要看看新加坡人，李光耀说你去照顾他，我就带他跑，突然他说我要看小康之家，新加坡小康之家，我带他到大巴窑，一进门先打开冰橱，哇，鸡、鸭、猪什么都有，你们小康之家很富有，为什么我们同样是华裔，为什么你们这样有钱我们这样穷。
张九桓：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同时还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在那前后还访问了尼泊尔、缅甸和日本，之后访问了美国，那一轮访问我理解当时邓小平的那次访问，第一是在三中全会之前，小平同志要通过这一轮出访了解世界形势的发展，了解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为中国的发展找一些参照。
李炯才：后来碰到李光耀，李光耀说你的制度有问题，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机会发财，为什么中国华人不能发财，是你制度有问题。
解说：据知情人回忆那一次的会面也成为李光耀的“一次难忘的经历”，特别是邓小平听了李光耀批评甚至是责难中国，在华人和共产党问题上的政策做法之后不仅没有批驳，反而问道你要我怎么做？这时李光耀为之一震，邓小平惊人的谦虚、坦诚和敢于正式批评的勇气赢得了李光耀的敬重和信任，从这个时候开始，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这一东方大国的潜力和能量也被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人敏锐的观察到，经历了多年的阻隔和敌对，两国的步伐开始向正式建交迈去。
黄海波：1970年代末，随着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领导人的互访之后中新两国又互设商务代表处编制等同于大使馆具备全面的外交功能这一时期两国民间、政府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从1980年到1990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三次访华，各级官员的交流更是不在少数，但是两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却迟迟不能建立，从许多外交历史资料和政府官员的口中得知，新加坡考虑到周边的安全环境提出必须在印尼和中国复交之后才能同中国建交，也有人置疑到印尼对新加坡的影响真有那么大吗？这其中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
解说：1990年7月1日印尼外交部长阿拉达斯访问中国，他是23年来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印尼领导人，这次访问也传出了中国印尼准备复交的消息，这一消息化解了经历过曲折跌宕历史的中印两国在国际上的尴尬关系，同时也影响到了新加坡对中国的承诺。
杨文昌：李光耀先生实际上他第一个当之无愧的新加坡的国父，第二个他很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他翻来覆去的私下跟我说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不能跑在印尼前头先跟你建交，印尼是复交，只要他今天建交跟你复交，我明天一定给你建。
严孟达：当时已经很明确的表示说新加坡会在印尼、马来西亚之后才跟中国建立外交，而马来西亚在1974年就已经跟中国建交了，所以新加坡一直在等待印尼。
解说：1990年7月初，就在印尼外长访问中国后不久，一群新加坡客人来到了北京，他们是由新加坡高级政府官员组成的谈判团，中新两国第一轮正式的建交谈判就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始，这时虽然已经排除了印尼因素的影响，但谈判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的原因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1990年7月11日的日记中这么些道。
李鹏日记：我国与新加坡建交谈判尚在进行中，争论焦点仍在台湾问题上，在备忘录中，新加坡方面主张在备忘录中只写“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要求中新建交后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新加坡领导人之间仍可互访，但只限于私人名义。
许利平：中新的建交觉得主要的症结应该是和“一个中国”的原则，跟这个有密切关系，因为我们跟任何国家建立未交关系“一个中国”是前提，也是我们的原则。
张九桓：最重要问题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解说：新加坡虽然从未与台湾建立任何公开的官方关系，但两者之间维持多年的微妙关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比如说新加坡你派星光部队在台湾进行训练、驻军，这种关系只有正常的国家和国家之间才能够发生的事情。
解说：新加坡建国后为了建军颇费周折，最终在以色列协助下建立起军队，而由于地域有限，而且出于战略考虑，急于寻找可以开展大规模训练的地方，于是1973年李光耀前往台湾拜会蒋经国，两年之后的1975年，新加坡和台湾签署了一份绝密的军事交流计划，即“星光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新加坡组建了一支由步兵、炮兵、装甲兵和突击连队组成的“星光部队”，定期轮流到台湾训练。
严孟达：李光耀跟蒋经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从1973年开始，彼此都很欣赏对方，也因为这样新加坡才敢跟台湾提出说部队在那边训练。
解说：在一次次的会面中两人逐渐熟悉，年长的蒋经国对李光耀很是欣赏。
邱进益：因为经国先生长久以来不出国，所以对过继的局势有的时候不是很了解，那李光耀他是周游列国的，他可以把各国的情势向经国先生做一个汇报，或者做一个分析，让经国先生对整个的情况有了解，所以这一个也是互补的作用，就换句话等于李光耀先生变成蒋经国先生的耳目，蒋经国回报的是手足，是手足之情。
台湾问题成关键 新加坡选择不插足
解说：邱进益先生曾经在台湾担任过蒋经国时期“外交部礼宾司”的司长，几次接待李光耀来台访问，也亲眼见到蒋经国和李光耀两人的惺惺相惜。
邱进益：蒋经国对于李光耀表现的这种感情的深度，我就讲有一次李光耀先生来，蒋经国再三表示他要到机场去接，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做轮椅了，他是坐着车子，带着轮椅到了机场，然后坐在轮椅上面看到李光耀先生从贵宾室出来下贵宾室的台阶，他站起来，他要他的侍卫扶着他，去跟李光耀见面。
解说：李光耀与蒋经国良好的私人关系一直维持到蒋经国先生去世。
邱进益：经国先生过世出殡那一天丧礼，李光耀率领全部内阁部长全部一律黑西装黑领带所有的内阁部长都来到荣总去礼堂去致敬，这也是没有过的。
解说：新加坡、台湾微妙的关系成为新加坡与中国建交谈判中不得不触及到的关键问题，这也导致两国的谈判在一些细节上一度僵持。1990年8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国与印尼正式复交之时访问印尼，之后转道访问新加坡，这次访问双方谈论的重点依然是建交问题，以及其中的台湾问题。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原定晚8时李光耀总理为欢迎我举行国宴，但是6时半新方送来李光耀在宴会上的讲话稿，我发现有几处中方不能接受的观点，其中主要是台湾问题。7时，中新双方派代表进行了内部磋商。我方提出新方如不愿修改讲稿，双方总理干脆都不讲话，李光耀从中新关系的大局出发，当即决定取消他的讲话中有关台湾的内容。
解说：这次会面尽管中新两国仍有自己的坚持，但都进一步了解了对方的考量，不过，从之后的历史来看，虽然在中新建交谈判过程中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都曾互相博弈，但也不可否认，新加坡对海峡两岸做出的贡献，因为就在中新建交三年后，就凭借着与海峡两岸的良好关系为两岸在相对隔绝的时期之后提供了破冰的平台，这一建筑是位于新加坡亚历山大路的海皇大厦，这座建成30多年的大楼曾经是新加坡海皇轮船公司的总部，如今已经易手，而这里正是1993年“汪辜会谈”的举办地，那时台海两岸在隔绝四十多年后决定将第一次高层人士会谈地点放在新加坡。
邱进益：因为它算是一个华人社会，就换句话说，让华人社会的新加坡能够扮演一个华人世界里头的角色，最重要的就是要凸现，两岸至今的会谈，不是两岸的事情，是在一个第三国叫做新加坡，所以换句话这是让国际间知道我们海峡两岸对等的政治实体在第三国的一个谈判。
解说：当时已任职台湾“海基会”的邱进益是台湾方面的主要召集人，在那段时期奔走于台湾和新加坡之间。
邱进益：（李光耀）先生他也很有意思，他看到我说，蛮高兴，他说这么多年来我这样仆仆风尘奔走两岸，今天你们居然可以在这里会谈，作为一个政治家我觉得他非常明确，他觉得他这个时机能够提供这个场所是新加坡的骄傲，但是你们两岸之间的事情太复杂，既然你们谈了也不要来找我，所以他是第三者。
解说：由于两岸敏感的政治关系，新加坡选择不插足其中，但这一会谈能够成功举办，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新加坡的特殊作用。1990年10月3号，中国和新加坡经过几轮的磋商之后，终于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那时的新加坡即将迎来李光耀之后的新一位总理，而中国则进入改革开放后的一段迷茫时期，新加坡就这样带着“新加坡模式”的成功光环进入中国，同样争议与摩擦也随之而来。
黄海波：李光耀曾经在访问中国之后回到新加坡，告诉国民欢迎他们到中国去看看，这样一来当他们回国之后会更加热爱新加坡，无论这是否是李光耀的确切意思，但当时的中国的确在很多方面都比较落后，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期间，看到这个国家能在短短的十多年期间从第三世界的蕞尔小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让他很受触动，以至于比李光耀年长19岁的邓小平在听到李光耀提出的意见之后也能虚心接受，在邓小平回国之后据说他号召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到底邓小平是不是这样说过，中新两过有着巨大的国情差异，中国是否应该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又成为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中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
解说：新加坡在建国之后几十年，在李光耀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走出建国初无资源、无市场，强敌环伺的困境，人均GDP从1965年500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5万美元，创造出令全球瞩目的经济奇迹。
杨文昌：邓小平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看了新加坡我觉得到了新加坡在一些方面还是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
张九桓：没有市场我就以世界市场为市场，没有资源就以世界的资源为资源，没有资金就以世界的资金为资金，没有人才就以世界的人才为人才。
解说：杨文昌先生和张九桓先生分别是中国驻新加坡第二任和第五任大使，两位大使在新加坡的亲身经历感受到两国的不同，也找到了能互相借鉴的地方，1993年，杨文昌先生赴新加坡出任大使，那时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段迷茫，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提到中国可以向新加坡学习，于是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新加坡热，这股热浪推升了中新两国的关系，李光耀也适时向杨文昌提出两国建立一项特殊合作的想法。
杨文昌：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已经十多年了，但过去和世界名牌企业怎么打交道这方面的经验应该说不如新加坡，说他通过我们合作中国人更多的中国人可以能够增长，如何和世界500强大企业家们打交道这样的经验，所以这就是想找一个地方来建立这么一个合作的地点，这就是议论苏州工业园的起点。
解说：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想法提出之后，杨文昌大使开始频繁奔波于中新两地，对于这一合作模式，当时两国都曾提出置疑，包括选址，合作形式，股份分配等，最终中国国务院决定同意这一项目落地，这也成为中新两国新型合作关系的一个象征。
杨文昌：在前几年里面进驻的企业数量是不理想的，但是到了2001年以后大部分国际的跨国公司已经看透，看好了这个工业园，很快就超过了三百亿美元的投资。
解说：苏州工业园的设立和发展都曾经历各种曲折，但不可否认这一项目为两国都带来了实际好处，到了2013年新加坡已超过欧盟28国对华投资总和，成为中国大陆最大投资来源国，2014年继续保持第一，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认为新加坡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社会秩序也好，在当时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流动性变大，社会管理矛盾逐渐凸现的中国很有借鉴意义，于是从那时起大量的中国官方代表团开始到新加坡取经。
周少来：1990年代初期，特别是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官员陆续甚至越来越加大力度到新加坡学习。
朱成发：当然经济方面也在学，当然更着重于社会管理，如何管理一个开放流动甚至多样化阶层也在分化，这样的社会。
解说：新加坡地少人多，从建国之初新加坡领袖人就敏锐的觉察到住房问题针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
朱成发：新加坡到目前几乎85%以上的人都住的政府组屋，通过政府的力量，形成力量建大量的相当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然后卖给人民，用李光耀的话就是说政府建房人民居住，等于人民拥有了国家的股份，所以他会个更热爱这个国家。
陈企业（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居者有其屋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随着经济的怎长商人能够赚钱获利，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普通的老百姓他就必须随着经济增长在房屋的价格的提升里面享受好处，如果你买三万二十年以后它值到30万，所以这个财富就好了。
解说：除此之外对于新加坡的处境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人一直保持这忧患意识，他们强调新加坡的脆弱性，因此需要有强大而又精英的政府团队来领导。
张九桓：在政治上他是很重视有一个很强的领导班子，一个领子核心，他很重视打造人民行动党，所以他以非常严厉的手腕纪律来约束和治理这个党。
朱成发：对中国政府来说如果能再一个一党执政或者用一党独大的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情况下它能保持政府清廉，干部队伍的清正，当然这是我们中国政府和各地官员所期待和愿意学习的地方。
解说：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之后进入快车道，经济总量成为全球第二，这一庞大的市场也吸引著越来越多新加坡人的目光。徐辉来自中国香港，移居新加坡已经将近20年，在金融领域多年的打拼使他能够更敏锐的察觉到世界经济的变化，以及中国与新加坡关系的发展，2007年，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共同启动了一个“通商中国”的平台，徐辉也是这个平台中的成员。
徐辉：（通商中国）通过一些就是商务的一些演讲会，比如说讲一讲关于中国方面的商机或者是中国的情况的一些最新的动向，或者是政策或者是政治方面的一些演讲会，帮助这些成员去了解，这些学员去了解中国的商机，中国的文化。
谢秀民（新加坡集团总理）：如果你不仅要在新加坡做生意，还想去中国和香港那这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有一点好处，中国的生意人会看到你和他们交流的努力。
解说：如今这个时期，“中国”是一个牵动全球经济神经的词语，这里仿佛回到了马可波罗口中“处处是黄金”的年代，但出生在新加坡的谢秀民知道要到中国掘金并非那么容易，要想和中国打交道必须要了解中国的文化。
谢秀民：我读了《孙子兵法》里的很多策略，并不是所有都可以用在商战中，比如你背后有很多人做小动作，你就必须注意到要了解周围的环境，了解别人，知己知彼这是在做出下一步动作之前最重要的一点。
解说：在许多中国人看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新加坡似乎也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不过两国之间不时传出的摩擦之声又让人们回到现实。中国在南海和美国重返亚太问题上与各方博弈之际，新加坡的立场让很多中国人不能接受，有人甚至称新加坡在中新关系上扮演两面派角色，
陈企业：我们也要一碗水持平，我们也要跟美国的核心利益挂钩，不然的话中国独大改天中国又回返到以前，输出革命的年代，我们得买保险，所以我们买了美国当保险，对不对，那有了美国，有了中国我们还要欧洲。
徐利平：新加坡对我们的一位大使就说了，说新加坡在安全上只能依靠美国不能依靠中国，为什么呢，我们新加坡如果有马来西亚打过来，印尼打过来了，中国会派军舰来帮我们吗。
杨文昌：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因为在新加坡当过大使，我对李光耀说我能理解你采取这样的政策。
陈企业：习主席在2013年巴厘岛APEC会议提出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影响了很多国家不要加入，新加坡是带头加入的，而且其是这些发起国的代言人，为什么，我们认为只要对亚洲好的，我们有自己的看法。
杨文昌：当然了中国人希望既然大家都是一个老祖宗，应该更亲近一些，李光耀说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的生存环境跟你们的不一样，我是一个小国，人家很容易把我们灭了，所以我必须平衡，我才能生存。
解说：中国和新加坡虽然一北一南大洋相隔，但却流着同文同族的血液，两国间在变幻莫测的时局中时近时远，但绝无惊涛骇浪，尽管未来难以预料但无论是阴是晴都愿南海的缓缓洋流能带着那份末期与牵挂浪拍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