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19疫情
外交部危机小组组员受访时说，团队出发前除了学穿防护服，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更亲自给组员上课，讲解冠病19的传染途径和应注意事项，而滞留当地的新加坡人在看到工作人员时更是连番感谢，在一片紧张氛围中仍让人感到温馨。
陈可扬 报道
tanky@sph.com.sg
今年2月8日元宵节下午，我国政府通过酷航派出第二趟特别航班前往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暴发地武汉，接回滞留当地的新加坡人及家属。
航班抵达
登机口却空无一人
航班当晚10时左右抵达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时，机上的外交部危机应对小组组长王宗翰（42岁）发现登机口空无一人。这和第一趟航班抵达时已有乘客在登机口等候的情况截然不同。
原来，英国和澳大利亚当晚也各派一架飞机前往武汉，总共接走400人。酷航被安排在第三顺位起飞，所以很多新加坡乘客尚未通过检疫和海关通道。
隔天凌晨3时20分，最后一组乘客抵达登机口时，穿着防护服全副武装的王宗翰已出了一身汗。他记得飞机升空时汗水滴入眼睛辣得难受，但他的防护手套已受污染不能去碰眼睛，只能忍住。
飞机9日上午8时18分抵达新加坡。机上乘客和工作人员都被安排隔离14天，隔离期在2月23日结束。
外交部前天安排危机小组其中三名成员王宗翰、黄彤霞（35岁）和许静怡（24岁）接受媒体访问，对外公开这个任务的执行过程。
年资最浅的许静怡是第一趟航班的应对小组成员。她透露，组员出发前都得学习如何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他们接受隔离时如果出现健康状况也可立刻就医。“这给了我完成任务的信心，我们不是没有准备、盲目地出发，而是得到整个外交部、整个政府的支持。”
王宗翰则指出，团队出发前的充分准备让人非常放心，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更亲自给组员上课讲解冠病19的传染途径和应注意的事项。
与王宗翰同在第二趟航班上的黄彤霞也说，飞机抵达武汉前，工作人员就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也特别注意与乘客交流方式，“我们的防护是充分的。”
她也说，派驻武汉的酷航职员姚丽提供了很重要的帮助，“我们向她打听武汉当地的情况、需要注意什么、她能提供什么协助……这让我们的任务更顺利。”
任务当中也有轻松温馨的一刻，一些新加坡人看到工作人员很兴奋，后来知道对方是大老远从新加坡过去接他们的，更是连番感谢。一名新加坡人抵达登机口之后，也用新加坡式英语打趣地说：“我们一会儿是不是要去金沙酒店隔离啊？”顿时让气氛轻松不少。
谈到隔离经历，黄彤霞说父母亲自为她下厨，然后再交由丈夫送来。“这些天我们不能见面，但这些小事让我感受到他们的爱。”
身为独生女的许静怡则指出，父母亲虽然知道在外交部工作意味着须要出差，但还是非常支持女儿。
“当我说得执行任务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告诉我，该做什么就去做……解除隔离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好好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
王宗翰则说，得知同机乘客有人确诊，他们有点着急，但听说一岁男童很快出院，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尤其关注同机乘客的健康，因为这会影响隔离时的士气。”
他也说，自己因隔离不能出席新加坡交响乐团和作曲家久石让的音乐会有点遗憾，“但多年后回想起2020年的冠病19，我们会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参与了这非常有意义的行动，把自己人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