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文形容，美国对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贡献巨大，中美历史上的情义，在“五四”百年时应该被承认与重现。
纪念与反思“五四”百年，长期观察国际文化历史的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和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都认同，中国需要一场新的新文化运动，以谦虚包容的态度吸纳世界文明，确保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继续与世界接轨。
由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主办、《联合早报》协办的“五四运动百年回顾”大型演讲会昨晚（5月4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举行。一早就成功报名的听众坐满逾500个座位的礼堂，以聆听思想碰撞、诗歌朗诵和对话，共同度过了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
杨荣文与郑永年分别以国际关系和文化思想切入，但两人演讲的重点与落脚点，都不约而同放在同一个问题上：如何继承“五四”遗产，如何以这份遗产面向未来，造福中国与世界？
兼任北京大学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杨荣文在英语演讲中简述了爆发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生反日示威的背景，并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处于衰弱的态势，它对不公的申诉被列强忽视，也看到世界轻视自己；一百年后，中国人应该再次反思，世界今天又是如何看待他们。
杨荣文说，今昔的巨大差别是，曾被其他列强唾弃的中国，如今正越来越被其中一些国家畏惧，这是戏剧性的转变。“如果‘五四’的百年遗训是不断强调抵抗外国人，那将是错误的，中国一百年前激烈的民族主义是正确的，因为那是自卫。但今天需要的不是紧握的双拳，而是友谊的双手。中国可以做出这个改变，因为它强大，且会变得更强。”
杨荣文也提醒，这几年美国的反华情绪快速凝聚，但是上世纪初，美国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贪婪行为最少的，美国将收到的清朝政府赔款，拨出一部分让中国学生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美国高校求学，也协助建立了如燕京大学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教育与医疗学府。
他形容，美国对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贡献巨大，中美历史上的情义，在“五四”百年时应该被承认与重现。杨荣文也以印度诗人泰戈尔与中国学人的交往等事例，说明中国与印度也敬重彼此的悠久文明。
杨荣文在总结时呼吁，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新文化运动，从不同方向与世界重新衔接。
他说：“如果不希望中国梦成为一些国家的噩梦，就应当对他们（这些国家）的恐惧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这必须是从心出发，‘五四’正是内心深处的呐喊。”
“‘五四’百年应该呼吁中国梦成为人类全球梦的一部分。‘五四’精神就是为人类共同的命运奋斗”。
郑永年：中国文化启蒙不足
也是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顾问的郑永年在中文演讲时，几次表示非常赞同杨荣文对“新的新文化运动”的呼吁。郑永年并从五四历史和中国近几年刮起的“复古”风来论证，中国的文化启蒙不足，政治启蒙过度。
他建议，中国的文化启蒙可以学习西方的文化复兴运动与宋朝的新儒学运动，要发展基于自身传统的文化启蒙，但不是复古，更不是排斥西方文化，而是要把西方文化吸纳进来，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因为基督教文化呈现出越来越世俗的作用。
郑永年认为，中国不见得一定要以美国或西方的形式来实现民主与自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满足人民民主自由的需要，西方经验证明，文化启蒙必须远远提早于政治启蒙，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执政党不应当光强调五四爱国主义的方面，更应当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这个新文化运动到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五四是不能死掉的，即使死掉了你也要把它救回来。”
他警告，如果中国一味地反对西化，又忽略自身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反而是将迷思、男尊女卑等负面的传统因素“复古”，中国必将倒退，与世界脱轨。
在两位主讲人发言前，北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会长傅方剑在致开幕辞时，肯定“五四”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在致开幕辞时表示，“五四”思潮深刻地影响了海外华人，“五四”不止属于中国，而是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的历史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