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10月24日），工人党主席林瑞莲、秘书长毕丹星，以及前党魁刘程强在专为市镇理事会诉讼案而设的博客In Good Faith，向公众寻求资助，希望通过众筹应付讼费。
短短三天内，他们就筹到超过100万元。三人表明，所筹款项已足够应付目前所需的律师费，因此决定停止筹款。然而，这是否意味还会有下一轮的众筹？
尽管林瑞莲已向媒体确定，筹款活动是合法的，但至今还是有人质疑其说法。
另外，当局在什么情况下，有权要求三人公布捐款者的身份？律师费不是打完官司再算的吗？三人如果付了律师费，尚剩一些捐款，又该如何处置这笔钱？
《联合早报》访问了律师和法学教授，尝试解答上述问题。
筹钱超标 余款怎么办？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和三名不愿具名的律师都认为，林瑞莲等人的众筹是以个人名义发起的，不会抵触法律。
陈庆文说，众筹的目标明确，有一定的筹款额，“只要款项用于特定目标，即支付律师费，我不认为会抵触什么法律。”
至于是否须呈报捐款者的身份，其中两名律师不能确定。另一名不愿具名的资深律师则认为，林瑞莲等三人不必向当局呈报捐款者的身份。
“除非有人向当局投诉，指捐款用在其他途径而非律师费，当局要介入调查，收取捐款的三人才得配合调查行动，提呈所需资料。”
截至前天晚上7时，捐款总额113万零552元。
针对众筹若“筹过了头”，如何处置余款的问题，陈庆文指出，这个众筹的目标是狭隘的，只能用来付律师费。“捐款若有剩余，要把余款改为其他用途，不论是慈善，甚至是捐给工人党，都必须取得所有捐款者的同意。不能假设所有捐款者都同意捐给慈善或工人党，这是普通法的立场。”
他指出，余款若要捐给政治团体，就会触及政治捐款法。根据法令，政治团体不能接受来自国外的捐款，一年内所收取的匿名捐款也不能超过5000元。
陈庆文：筹到百万喊停为精明之举
陈庆文说，筹到百万元律师费，三名工人党议员就喊停，此举非常精明和聪明，且富战略性。
“喊停是聪明作法，他们不要制造贪心的形象，或让人觉得他们为了其他目的，就设法筹越多钱越好。”
陈庆文也说，这么做可取得捐款者的信任和信心，下来再发起众筹，大家就不会质疑目的。
三名工人党议员在三天内，就筹得100万元捐款，一名律师说：“SG Bonus（新加坡共享增长花红）来得正是时候，相信许多人不介意，把政府送的100元至300元，用来支持工人党领袖。”
只足以应付 现阶段律师费
林瑞莲等三人获得的百万余元，只足以应付现阶段的律师费。高庭若做出不利于他们的裁决，判诉方胜诉的话，他们不仅可能须承担数千万元的赔偿，还会被令支付两组胜诉方代表律师的诉讼费（Party and Party costs，简称PNP）。
AHTC由旭龄及穆律师事务所代表，PRPTC则由文达星高级律师领军的德尊律师事务所代表。
众所周知，文达星高级律师的收费向来不低。
受访律师说，PNP一般是“律师与客户的律师费（Solicitor and Client costs）”的三分之二，剩余的得由胜诉方自行承担。
举例说，甲起诉乙，被判胜诉，甲就成了“收取方”，乙为“支付方”。
甲花了3万元律师费打官司，支付方乙被令付PNP，但多数也只能承担甲的部分律师费，剩余的就由甲自行补上。
不愿具名的律师说，文达星高级律师的收费昂贵，律师团队有至少六名律师。如果诉方胜诉，交由高庭清算辩方该付的账单（taxation）时，一般也只计算他和两名助手的费用，而辩方也不必承担全部费用，“聘请他的PRPTC，须承担其他助手的费用。”
庞大律师费从何算起？
律师承办案件时，一般是分阶段收费，一直到案件完结。如果当事人提出上诉，还得再花另一笔不小的费用。
不愿具名的中型律师事务所诉讼部主管说，找律师代表时，客户签下的委托书，一般会列明是分阶段收费的。他说，律师承接一起官司时，初期有许多的准备工作，包括找相关证据和证人；预备各种呈堂文件，如宣誓书、诉状或答辩书等。
“什么时候开收费单给客户，很多时候靠的是普通常识，还有客户和律师之间的关系和共识。”
林瑞莲等五人请的是Tan Rajah & Cheah律师事务所、以CR拉惹高级律师领军的律师团队。
这名主管说：“开审前的准备工作耗了好长的时间和精力，律师当然得边做边收费。我不同意有固定收费，但觉得应该分阶段收费，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另一律师说，法律专业（专业行为）条例详列律师的收费准则，包括律师有义务通知客户专业服务费的计算方式，以及客户该如何支付服务费和诉讼开支。
“分阶段收费有好处，避免律师费累积，像雪球般越滚越大。所谓分阶段，也得视情况而定，可以是每月一次，或几个月一次。有时承办的案件，得拖个两三年才完成。律师也得吃饭，律师事务所也得缴租金、付水电费，如果没分阶段收费，要如何是好？”
他说，该条例也说明实际收费不能与估计收费差太远，“案件越复杂，收费越贵。”
以这起市镇会诉讼案来看，它涉及的课题并不复杂，主要是违反职责。
“但审讯进行时，诉方高级律师文达星如果提出较为复杂的法律论点，辩方代表律师就得费时去查找相关资料和证据，加以驳斥。时间就是金钱，一涉及时间，就有收费了。”
受访律师都认为双方都会上诉
陈庆文副教授和三名律师的看法一致，认为不论输赢，双方肯定会上诉到终审法院，到时诉辩双方得再垫出另一笔律师费。
陈庆文解释，市镇会、工人党和领袖其实是个别的法律个体，市镇会起诉林瑞莲等人，就好比一个公司，可以起诉董事失职。
他指出，这是有政治性质很强的民事案，被起诉的不是工人党本身而是该党的三个领袖，“民众的观念和印象是：这本来就是政治案。”
受访律师也认为，一些民众的观念不容易，甚至无法改变。其中一名律师说：“诉讼揭露的实情和事实，已不那么重要。”
陈庆文认为，本案涉及3300万元，答辩人最终可能只须承担一些付款的责任，而不是全部，“双方可能针对个别的赔偿项目上诉。”
一名律师说，案件审结后，在等候上诉期间，因为过程有间隔，律师要再花时间研究和阅读，这些也要计费。
换言之，上诉也须准备另一笔不小的律师费。
三名工人党议员的筹款超过100万元之后，还继续收到13万余元。他们开出100万元支票给代表他们的律师事务所Tan Rajah & Cheah作为押金，剩余的13万余元将存入他们的户头。
百万元已给律师事务所当押金
林瑞莲、毕丹星及刘程强前天在专为诉讼案而设的博客In Good Faith上，展示律师事务所开出的100万元收据作为凭证。
三人联名在博客发贴文说，一旦律师楼使用这一笔钱缴付任何账单，他们都会公布相关收据。“大家的热烈支持，日以续夜的积极乐捐令我们十分感动。”
截至前天晚上七时，三人共收到113万零552元。
阿裕尼后港市镇会代表律师事务所：待案件完结才开账单
卷入市镇理事会诉讼案的三名工人党议员，至今已交付代表他们的律师事务所约160万元。不过，代表阿裕尼—后港市镇会（简称AHTC）的旭龄及穆律师事务所，将等到案件完结后才开账单给AHTC，而AHTC也表明，到时将把账单交由高庭清算。
由高级律师菲立·惹耶勒南（Philip Jeyaretnam）担任主席，另两名成员——高级律师斯尼华申（N Sreenivasan）以及KPMG合伙人王邦泰组成的三人独立委员会，昨天答复《联合早报》的询问时说：“至今，旭龄及穆律师事务所还没有获得AHTC支付的律师费。AHTC只付了一些杂项开支（disbursements），尤其是它（该承担）的法庭使用费的部分。”
当诉讼确定开审时，起诉人必须支付法庭使用费。律师事务所承办案件时，一般会分阶段向客户收费。
旭龄及穆律师事务所要等到案件完结后才开账单，是经过特别的安排，这样的做法相对罕见。
去年2月，由工人党管理的AHTC在咨询过建屋发展局后，委任了上述三人组成的独立委员会，以跟进KPMG会计师事务所有关市镇会已付款项（past payment）的审查报告结果，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独立委员会在无偿的情况下独立行事，不会向AHTC、建屋局或其他第三方寻求指示。
独立委员会后来根据KPMG的报告，决定委任旭龄及穆律师事务所，起诉林瑞莲、毕丹星与刘程强及另外两名市镇会理事失责造成损失，要他们赔偿。
白沙—榜鹅市镇会（简称PRPTC）则聘请德尊律师事务所代表，分别展开相关诉讼。
高庭最后集合两起官司，案件从本月5日开审，已在前天结束，审讯共17天。
《联合早报》也就PRPTC的律师费，三天前向榜鹅东区议员张有福查询，但至今没接到任何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