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况报道
魏瑜嶙 elynh@sph.com.sg
据《联合早报》取得的数据，过去几年，有越来越多人加入法庭义工的队伍。
目前，最高法院、国家法院和家事司法法院有350名义工，与2014年的229人相比，增幅超过五成。
这些义务工作者来自各行各业，当中包括律师、讲师、退休人士和学生等，在法庭服务虽然分文未收，但多年来所付出的努力，却是百分百专业。
今年，共有五名义工的杰出贡献获得法庭肯定。他们上周（9月14日）从大法官梅达顺手中接过奖项，其中包括由最高法院颁发的死罪法律援助计划奖，以及由国家法院和家事司法法院颁的杰出法庭义工奖。本报日前访问了其中三名得奖者，请他们分享这些年来当义工时，特别触动他们心弦的个案。
阿莫勒：首位获三个法院颁奖的志愿律师
在监狱中，一名被指谋杀情妇的被告哭着对阿莫勒律师说：“请你救我！”。
虽然这已是20年前的一起旧案，被告最终也获判无罪，但是自此之后，每当阿莫勒律师（Amolat Singh，61岁）接下任何死刑案时，都会不自觉地回想起这一幕。
他说：“那个画面多年来一直激励我要尽全力帮助这些被告，因为他们把生命都交托在我手上。”
1994年前后，已故著名刑事律师苏峇士请阿莫勒协助他处理一起毒品案。那是死罪法律援助计划的案件，也是阿莫勒接触的第一起死刑案。那次之后，阿莫勒成为最高法院的义工，过后多次与苏峇士合作，如今他每年平均义务承接三起案件。
2010年后，他也陆续加入国家法院和家事司法法院的义工团队，协助调解各类民事案、推事投诉和家庭纠纷。
他今年获颁家事司法法院的杰出法庭义工奖（律师组），成为本地首位获得三个法院颁奖的义务律师。阿莫勒分别在2010年和2014年赢得最高法院的死罪法律援助计划奖，以及国家法院的杰出法庭义工奖。
阿莫勒在家事司法法院调解的一起离婚纠纷，让他留下深刻印象，也再次体会到义务工作的重要性。
他分享说，一名妇女想利用孩子从前夫身上榨取更多好处，两人为此吵得很凶，他适时地介入要他们为孩子想一想。他当时给予的劝告是，夫妻离了婚就会成为前妻前夫，可是对孩子而言，父母不可能成为“前父”“前母”，所以凡事不能只考虑自己。
“妻子听了这番话后开始流泪，她承认自己确实把孩子的利益抛到了脑后。两人起初仿佛是要置对方于死地，听了我的劝告后两个小时内便和解了。”
逾四分之一时间为义务服务而忙
这些年来，阿莫勒都把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都投入义工服务，为了兼顾律师事务所的案件，他几乎每个周末都马不停蹄地办公。他和妻子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21岁在澳大利亚修读法律，小女儿16岁。
工作满档的阿莫勒透露，也是律师的妻子非常支持他，而他和小女儿自有一套相处模式。周末在家时父女俩会先分头完成手上的事情，各自忙完后再相约一起共享午餐、下午茶等。
“义务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若有一天所有的义务计划都停办，我一定会因为多出许多时间而感到无所适从。”
蓝国庆：调解成功率百分之百
“调解时不仅要知道表面的问题，更需了解双方内心真正的想法。”
2009年成为国家法院义工的蓝国庆律师（48岁）过去八年来调解了不下于50起案件，是一名非常积极活跃的义工。蓝国庆的战绩辉煌，调解成功率达百分之百，是今年的国家法院杰出法庭义工奖（律师组）得主。
国家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该院在2015年和2016年每年调解约1万2000起案件，调解的成功率平均在八成以上。这些案件有10％由法庭义工负责。
去年有三兄弟为了争夺父亲的遗产失和，他们到法院接受调解，通过蓝国庆的协助，他们不仅化解了纠纷，更修复了兄弟情。
蓝国庆透露，三兄弟小时候感情不错，但近几年有人觉得父亲偏心把大笔钱给了其中一名兄弟，所以关系闹得很僵。大家在调解的过程中“被逼沟通”，这才发现很多误会其实都是因为个人主观看法作祟造成的。
他说，大家后来发现这笔钱其实是父亲交给儿子代为投资的，并非把钱给他。蓝国庆共花了六七个小时调解这起个案，一家人一开始相互谩骂，误会化解后大家都哭了。这家人今年农历新年时还曾打电话给他，说他们一家人正在吃团圆饭。
尽力解除个案背后的纠结
“我会尽力了解每个个案背后的问题，大家内心正在想些什么，问题可能源于各方观点不同。这样才能找出解决方法，最重要的是帮助当事人修复关系。”
蓝国庆在1994年左右开始从事义务工作并活跃于基层，在社区的法律诊所为居民提供咨询服务。当律师多年的他了解调解的重要性，所以很自然地就把义务服务的范围延伸至这个领域。
对他而言，这几年来当国家法院义工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生活变得更忙碌，而是如何使当事人明白他的出发点并非为了自己。他解释，有些人不了解他们的工作，以为律师当义工是为了让履历更好看，有助未来“升官发财”。
“身为义工，我们没有任何既得利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各方避免对簿公堂。”
玛希赫：助死囚从绞刑台捡回一命
他曾替被控运毒的被告洗脱罪名，也曾帮助被判死刑的被告扭转上绞刑台的命运。
过去20多年来玛希赫律师（James Masih，67岁）每年义务承接约三起死刑案，为许多面对死罪的被告点亮一盏希望之灯。玛希赫多年来的付出，让他成为最高法院今年的死罪法律援助计划奖得主。
据最高法院提供的数据，2013年至2016年之间，由律师义务承接的死罪法律援助计划案件逐年上升，2013年有84起、2014年126起、2015年173起、2016年214起。至于今年，截至8月则有197起。
领悟分辨证据的重要性
2000年，一名泰国烧焊工人被发现陈尸在船厂宿舍床上，头破血流。他的同事，当时年仅22岁的宋安兀东被控谋杀。
宋安兀东隔年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处死刑，他的案件过后上诉至最高法院上诉庭。这起案件最大的疑点在于，控方指宋安兀东用铁棍打死同事，而他也承认以铁棍当武器，但是法庭却认为死者头部的致命伤是由菜刀或巴冷刀等利器所致而非棍子。
三司最终推翻原先的裁决，改判宋安兀东企图谋杀，监禁10年。当年义务代表宋安兀东的便是玛希赫律师。
对于这件令他难忘的案件，玛希赫说，当时多数的证据虽然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但它们不一定能准确地重现事发经过，而他也从中领悟到“唯有科学证据是不会撒谎的”。
在另外一起1995年的案件中，泰国籍被告苏查（当时35岁，油槽船轮机长）受一名妓女之托，把一包4800多克的大麻交给乔装成顾客的肃毒局人员。苏查被控贩毒，罪成的唯一刑罚是死刑。
马希赫替苏查辩护，说服法官苏查一直以为他代送的是泰国草药。苏查最终获判无罪。
执业33年的马希赫说：“一般上一起案件至少需要九个月至一年的时间才能了结，所以一旦接下一起案件就必须长时间投入。”
单是从2013年起，马希赫便接了15起死罪法律援助计划的案件，包括11起审讯和四起上诉案。他知道有许多被告都需要律师替他们辩护，所以这么多年来，他最大的动力就是能利用自己的专长帮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