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移民在新加坡的生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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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有不少夫妇为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做出贡献——已经生了或准备多生个孩子。他们更因为来自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的中国,对生育话题更有感触。三对新移民夫妇畅谈“多生多育”,分享生儿育女的经验和体会,比较新中两地在生养和教育方面的相同与不同。

生育率是个老话题,为刺激低生育率,新加坡政府释出多项利好政策,仍止不住生育率在去年回跌——本地生育率继2012年攀至1.29之后,去年回跌至1.19。华族人口去年的生育率更低,只有1.06。

人口学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生育率在2.1的水平,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子女才能在其长大后替代父母的数量,维持既有人口数量不变。低于2.1和2.0以下,均被称为低生育率,1.5以下则是超低生育率。

而在中国,总生育率目前停留在1.6。因应人口老化,中国政府去年底决定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即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中国各地目前已启动或行将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以扭转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

可是无论新加坡或中国,也无论政策如何“开放”或“利好”,生育的自主权仍掌握在夫妇双方手中。

本地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有不少夫妇为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做出贡献——已经生了或准备多生个孩子。他们更因为来自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的中国,对生育话题更有感触。

生养是为人父母的责任

蓝伟光(50岁)和陈霓(48岁)夫妇俩在新加坡定居已经20多年,育有3男1女4个孩子。陈霓笑说完成了“增产报国”的使命。

陈霓的话说得实在:“华人一向有多子多福的说法,因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所以到新加坡后准备多生几个孩子,这都在计划之内,想说多生几个,孩子们之间多几个伴。‘养儿防老’的说法也有道理,假设父母年老有恙,试想一个孩子该多么无助,多几个孩子的话就能轮流照顾,相互分担。”

陈霓认为新加坡生活较安逸,政府在生育这一块补助上也相对周全,“但还是偶尔听到一些耳语,说政府只给一笔花红,但养儿是一辈子的事情,这笔花红好像不够。不过,生养是为人父母的责任,总不能全依赖政府吧。”

早点生,多生几个

在陈霓看来,生育率低不是单一国家面临的状况,是全球性难题。“只能说新时代的年轻夫妇,考虑得比以前多,容易紧张。我倒鼓励新加坡的年轻人不需要考虑那么多,该生就应该生,早点生,多生几个,体力和精力都跟得上,过了年龄,怀和生就难了。”

陈霓说相比中国,新加坡的生育政策一直都相当开放,她也欣慰中国终于要放开对二胎的限制。“生育本来就该是一个人性化的选择,生育权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权利。”

每次回中国探亲,一家六口阵容庞大,陈霓说自己被亲戚称为“英雄母亲”。

目前在三达国际集团担任总裁的蓝伟光博士,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企业工作。他说养育4个孩子在经济上并不是负担,因自己忙于工作,看管孩子的重担主要落在太太陈霓身上。

陈霓一手带大几个孩子,生小儿子的时候才请了女佣,她并不觉得带孩子有多麻烦,孩子也不存在融入的问题。“大儿子来新时已经5岁,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另外三个小的在这里出生,就跟这里的小朋友无异。”

健康、快乐、独立就够了

和父母交流时能流利使用华语,孩子们之间英语沟通无碍。家里每个孩子都在本地的英文环境中成长,也依然保持较高的华文程度。

“我自己也当过老师,不想给孩子们压力,新加坡的教育环境已经不错了,所以孩子们顺利学习成长。虽然补习盛行,这一点我征求过孩子们的意见,他们都说不需要补习,我也并不觉得有这个必要,他们成绩都过得去。”陈霓说。

在陈霓看来,新中两国的孩子各有各的压力,中国学校作业量大,新加坡则重在考试。“望子成龙是老一辈华人的传统观念,我们这些经历了两地社会文化冲击的父母,倒真希望儿女们健康、快乐、独立就足够了。”

陪着孩子成长,也是父母的一次成长

江建平(52岁)和王燕(51岁)夫妇在1994年获政府奖学金,从江苏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带着1988年在中国出生的大女儿。

来到新加坡后,发现身边的新移民夫妇朋友基本都生了第二胎,他们也在1998年生下小女儿。

两个女儿相差10岁,王燕说女儿们性格迥然不同,因此对她们所采取的教育方针也完全不同。

江建平说:“大女儿完全是按照精英教育的理念养育成人。”搞科研出身的江建平,拥有博士学位,像很多中国严父一般,认为女儿在学业成绩上必须是拔尖的,不然就会失去很多机会,因此大女儿无论什么年级,每次考试成绩绝不能掉下前三名。

大女儿严格执行并达到父亲的要求,理科方面表现出色,直到大学入学选科,一向听话的她第一次对父母提出要求:“我文和理都可以,选什么都行,但我觉得我若选读文科会很快乐,并且选科关乎我未来工作前途和人生志向,所以爸爸妈妈请让我自己选吧。”

因大女儿这番话,夫妇俩才觉察到大女儿这么久以来在“高压政策”之下,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天性,自此反省而顺从了大女儿的意愿。她如愿读了大众传媒,毕业后本想做翻译,却因在假期背包旅行中尝试过支教,对春风化雨的教师职业产生兴趣,正在成为教师的道路上前行。

和小女儿平等沟通

有前车之鉴,在小女儿的教育方式上,这对父母就开明多了。江建平坦言太太做了不少思想工作,自己才能扭转思维,从对大女儿自上而下的授命方式,变成了和小女儿平等沟通的模式。

“小女儿活泼外向,小时候就开始做化学实验,擅长理科,”王燕说,“但我们学会尊重她的意愿,给她选择的权利。”

小女儿在南洋女中读中一时,写过一篇文章《我的母亲》,文中写说妈妈“给予自由却不‘放羊’,允许我犯错也教我勇于承担后果,什么都可以和妈妈讲,妈妈什么都允许我去尝试。”

王燕说:“想开了,不求女儿们要多优秀、多精英,这毕竟是她们自己的人生啊,我们做父母的就不必多干涉了。比比看小时候在中国,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教育理念,就越发现人性化教育才是最好的。”

对孩子的品格养成上,王燕却没放手,“这是不能假手于人的,不能把孩子的品德教育丢给女佣。华人的厚道、谦和、孝顺、温暖和人情味,父母得一点一滴言传身教。”

女儿们尚小时,王燕便辞去职业成为家庭主妇,相夫教子至今,以义工为业。她除了在学校担任义工,还参与世界宣明会的扶助困难儿童计划。曾担任跨国企业的区域研发和技术总监的江建平,近年也慢下步调,进入理工学院担任高级科学家。夫妇俩说,因为两个女儿,生命变得更完整、丰富,陪着孩子成长,也是父母的一次成长。

为孩子和家庭奋斗

生为中国“80后”的陈奇(34岁)和胥妍娜(30岁)夫妇,围着去年底才出生的女儿团团转,却已在“筹备”明年怀孕生第二胎。两人在新加坡超过10年,结婚3年。

陈奇说,生第一个孩子的想法源于对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尊重,要完成对父辈的交代;要生第二个孩子则是有感独生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太寂寞,有两个小孩,他们可以在以后的人生中互相扶持为伴。

年纪轻轻的两人,发现有了小孩之后,相比“二人世界”,家庭的定义和意义到了另一高度,孩子让他们变成更完整也更相爱的一家人。

时下生孩子养孩子越来越“贵”,胥妍娜对这种说法持保留态度。她说:“保守的观念是有多少钱就过什么样的日子,可积极的想法是:这样更能够激发工作干劲,为了给小孩和家庭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去奋斗,这种努力和付出很值得。”

比较新中两国育儿的开销,胥妍娜说,在中国生孩子开销便宜,她家乡绵阳这样的三线城市,剖腹产收费5000元人民币(约1000新元),而在新加坡,则花了1万2000新元,幸而从产检到生产都有公司的补助。

产品方面,中国育婴品选择很广,价位差别也很大,若选用品质较好的产品,价位对于中国普通收入阶层来说是偏高的。在新加坡,因进口产品种类繁多,中国和欧美产品都有广大的选择空间,可做出更物美价廉的消费选择。“我感觉在新加坡购置宝宝用品,付出工资的一小部分,就可享用到比较高品质的产品。”

有“亲家庭”的雇主

在这个双薪家庭里,平时上班时有双方父母间隔飞来帮忙照顾。但有了宝宝,多了很多家务,在陈奇赧颜说自己当爸爸的,到底没有太太的细心和耐心,所以主动挑起家务,但每天坚持有一顿奶由自己喂养,并在太太给宝宝洗澡时帮手。胥妍娜投入宝宝的照料,当然也没撂下职业女性的身份。

胥妍娜说:“我的雇主是家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公司,支持和鼓励家庭工作平衡,除了有取乳室和存乳箱,我挺满意公司对于孕期和哺乳期女性员工在工作时间上的灵活调整,老板体谅初为人父人母的一些突发情况。公司还有每年一次的‘带宝宝上班’活动,鼓励员工带小朋友到工作场所参观。”

对不满周岁的小婴儿谈人生规划尚早,这对新手父母打定主意,“要让女儿成为她想要成为的人,而不是成为我们想让她成为的人。”

“但原则性的东西不能放弃,比如中文,希望孩子有足够能力来体会和运用博大精深的中文。”陈奇说。

“是啊,我也希望孩子对中国的定义不仅仅是爸爸妈妈出生的国家而已,”胥妍娜说:“中国是一种‘根’,所以我会尽可能让她接触中国,比如回中国住上一段日子。”

“偶尔听到一些耳语,说政府只给一笔花红,但养儿是一辈子的事情,这笔花红好像不够。不过,生养是为人父母的责任,总不能全依赖政府吧。”

——陈霓

(文章来源于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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