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驻新加坡记者马玉洁3月3日报道 针对施蒂格利茨“2015年是中国世纪元年”的说法，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捧杀”和“棒杀”一直就存在，而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中国世纪”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如果中国能够认真执行十八大以后所设计的改革方案，“中国世纪”完全可能出现。
郑永年教授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长年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外部关系研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
“捧杀”和“棒杀”一直存在
《参考消息》：最近施蒂格利茨发表在《名利场》杂志上的文章称，从2015年起，世界将进入“中国世纪”。您是否认同他的这个说法？
郑永年：总体来说，西方对中国永远有两派，一个是唱衰中国，一个是认为中国正在崛起，就像王岐山讲的——“捧杀”和“棒杀”。
施蒂格利茨是我的朋友，我们可以辩证地来看待他说的这个问题。他作为一名外国学者，我觉得他对中国的了解并不见得全面，他接触的都是政策层面的东西。
中国从政策层面来看确实很好，每一届新政府每年都有新政策推出，但是光有一个好政策，没有执行也很麻烦。中央政府顶层设计都非常好，但不落地就等于没有。外国专家欠缺的，正是他们往往忽视的政策执行程度。
关于“中国世纪”的讨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也一定会继续争论下去，因为中国正在崛起之中，变化确实很快。即使现在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过去了，但比起其他国家，增长幅度还是很高。中国影响力大了，确实可以说是“中国世纪”到来了。
但是从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很冷静。从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但老百姓会说，他们要看自己生活有没有实际改善。另外，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经济下行、环保问题、地缘政治等。
内部制度崛起是根本
《参考消息》：那您觉得“中国世纪”有可能到来吗？
郑永年：从世界经济的大历史来看，或者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中国世纪”是完全有可能到来的，但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现在中国两位数的高增长已经结束，如果在接下来的10～15年，经济可以在6%～7%的增速水平上实现较为稳定的增长，就是所谓的新常态，中国就能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国世纪”就可以实现，但前提是不能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颠覆性错误”。
如果能够将十八大以后所设计的改革方案执行到位，建立一个清廉的好政府，发挥良好的作用，完善社会和法制建设，“中国世纪”完全可能出现。
《参考消息》：创造“中国世纪”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
郑永年：一个大国真正的崛起是内部制度的崛起，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外延。
我们说内忧外患，如果没有内忧就不会有外患。以前英美的崛起也是内部的崛起，因此首先是内部制度的建设。
中国长期以来保持了GDP的高速增长，但光看GDP并没有什么好骄傲的。鸦片战争以前就是“中国世纪”。1820年，当时中国GDP占全世界的30%，西欧七国才占7%。但仅仅过了20年，清政府就被英国打败了。
美国在真正崛起以前，内部制度已经非常完善。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大国的地位，在于它良好的企业和科技创新制度，社会充满活力，人才制度好。
中国的崛起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崛起得益于良好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后，良好的政策带动了经济发展，释放改革红利，但社会法治制度仍然缺失。
现在经济发展放缓，消费社会仍未建立起来，这是因为社会制度仍然不够完善。希望中国的崛起是像唐朝那样非常开放的崛起，而不是像明清那样闭关锁国，崛起之后就开始衰落了。
与周边分享发展红利
《参考消息》：目前也有很多学者针对中国崛起提出“中国威胁论”，您认为如果出现“中国世纪”，从外部环境上将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郑永年：在这个时代，中国不论是内部的崛起还是外部的“走出去”，都要比西方殖民时期难得多，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来分析。英国的崛起是通过海洋贸易，经历了上百年；而美国的老大地位则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英国主动让出而获得的。我们还要看德日崛起失败的历史，它们选择通过战争的方式，并最终走向了失败。
中国的崛起首先不能走德日的战争路线。与英国相比，中国既是海洋国家，又是陆地国家，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而相对于美国，中国目前面临的地缘政治要繁复得多。美国的地理位置很简单，但中国周边几十个国家，地缘政治很复杂。
目前来讲，中国崛起不仅仅是中国乐不乐意的问题，更是其他国家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国际环境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大国一崛起，小国就害怕”，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参考消息》：在整个世界版图中，中美两国的关系目前是非常受到关注的。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郑永年：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成为关乎世界秩序的关系。其实整体来看，两国关系不错，新型大国关系并不难建立，因为中美经济上互相依赖，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
中国没有扩张的野心，也并没有把美国赶走的意思。中美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中国与美国盟友间的矛盾，两国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处理得好，中美关系就能维持得不错，反之亦然。中美关系是世界整体关系的支柱。
中国现在在对外关系上找到了很好的方式：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建立“一带一路”。中国与老殖民主义不一样，它是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参考消息》：您提到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比较复杂，您认为应当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够让世界相信中国所遵循的是和平崛起路线？
郑永年：美国主导整个美洲时创造了拉美国家的依附性法则，这种法则导致了拉美国家畸形的发展，它们提供廉价劳动力，自己的工业产业发展不起来。
那么，中国就应该寻求一种更加健康的崛起方式，与周边国家分享发展红利。“一带一路”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大国的崛起要承担国际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探讨它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些什么。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有助于周边国家发展国内经济，而中国也有能力做。尽管“一带一路”不好做，但我相信中国能够做好。
图为2014年9月30日，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的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大厦外立面打出“中国梦”字样。
（摄影 丁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