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点义见】许振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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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周晚上都埋在书刊和文稿堆中。王三龙、陈楚楠、林有福、洪丝丝、黄庆昌、郑安仑、许允之……这些让我越来越熟悉的人物和文字，在编纂《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的时候，逐字逐句反复阅读、查询、考证、推敲，大概也给我的老视加了一些度数。
这本书的编辑工作给我最大的感触之一，就是祖辈们认同意识的转变。
祖辈下南洋为的是求活路、讨生计，以养活远在家乡的老小。他们当中多数人的终极目的是荣归故里，衣锦还乡。“过番”或“落番”只是谋生手段，他们仍以“唐山”（即中国）为身份认同。他们自称侨民、侨胞，设立的学校命名为南侨小学、华侨中学、南洋大学等，早期本地主要中文报章如《叻报》、《星报》、《总汇新报》的日期栏都先排清帝年号，后排公元纪年，在在说明了以唐山为认同。即使到了建国初期，许多华人仍有意无意地以唐山为认同。我的一位小学华文老师就教导我们“国父是孙中山”。我祖母在世时去金门探亲，按她的话说，就是“回”唐山。
情感上对故乡的抽离，恐怕至少得等到第二代移民之后才办得到。国人开始真正以本地为认同和政治效忠对象，大概是建国初期之后的事。以赈灾救难为例，上世纪20年代，叻埠华侨向华北水灾难民捐助和30年代支援抗日战争，出发点都是以爱国爱中为号召，而到了90年代捐助长江水灾和2008年捐助汶川地震难民时，则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两者有着根本的差异。
过去20年，我们见证了一个新移民潮。与我们祖辈一样，许多新移民在感情上仍与故乡无法切割。我有些新移民朋友，尽管他们在本地已经定居近20年并已入了籍，但是在聊天时还是经常自称“我们中国人”，提起中国就是“国内”。这或许是语言习惯一时难改，但更有可能是主观情感上仍未能抽离，视角还没调整过来。
我有个朋友是永久居民。她前几天到市区散步拍了一些景点照片，把一张横跨新加坡河的埃尔金桥（Elgin Bridge）照片上传微信的朋友圈里。她有所感触写下：“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是英国远征军司令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 The 8th Earl of Elgin）。额尔金下令烧毁圆明园，这里却有座以他名字命名的桥”这段话。（编注：本地译为埃尔金伯爵）
我看到后跟她说，这道桥的前身是座铁桥，建于1862年，那时埃尔金伯爵刚接任英属印度总督，海峡殖民地归他管辖，此桥便以他为名。
她说，感受就如前阵子印度尼西亚为两艘军舰命名。
我接着解释，以埃尔金伯爵命名这座桥，与印尼海军以“奥斯曼·哈伦”命名护卫舰，虽然形似，但不完全可比。奥斯曼和哈伦是基层军官，别无功绩，对印尼的唯一贡献就是在对抗时期渗透马来亚制造混乱，包括造成平民伤亡。反观埃尔金伯爵，诚然，火烧圆明园对中国来说是罪恶，但对英国来说是为了报复虐俘，这事在历史上本来就存在争议。而且，他列土封疆20年，经略牙买加、加拿大、印度，对英国而言功勋卓著。殖民地政府在自己的辖地上为新桥取名，当然以英国的视角为出发点。
我朋友后来说，由于她微信上（对新加坡）的抗议太“热烈”，只好把它删了。她说，许多朋友尽管知道这道桥的命名与现在的新加坡人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对他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感到愤怒，大家情绪激动言辞之间，难免殃及池鱼。“有时理智不总战胜情感”，她总结说。
在她的朋友圈里，我看到一些已入籍我国的新移民也对此桥的命名不以为然而对我国不满。我对此完全可以理解。在社交媒体的环境里，许多人不会去费时费力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尝试理解问题，也不去分辨事实主体，而是简单的选择以情感战胜理智，找个趁手的泄愤对象。
一些新移民的情感和认同往往还萦绕家乡，这不是一本鲜红护照、一张粉红身份证，以及半分钟的效忠誓言就能即刻改变的。就像我们祖辈魂牵梦绕着唐山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对此多有苛求。反过来看，如果他们的情感和认同这么容易转移，那才是真正可悲可怕。
对本地的认同，相信到了第二代移民自然水到渠成。我有许多新移民朋友的第二代，尤其在本地长大的孩子，无论在言语、生活习惯、身份认同或价值观上，都已经完全本土化了。我们当年不也是这样从新客慢慢转为老客的吗？
对当代新客，我们身为老客应该多一些包容，多一些支持和理解，也多一些沟通和交流。新客也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的身份已经转变，该抽离的就该慢慢抽离，该认同的就慢慢认同，看待事物也该慢慢习惯从本地视角出发。双方都得主动付出努力。
这才是融合共处之道。
（本文首发于《联合早报》作者专栏）
作者许振义是南洋嘉木商务咨询创始人，曾任新加坡驻中国商务领事，通商中国总经理，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事务处主任。目前作者从事翻译工作及新中两国商务、教育咨询。联系方式：cykoh@cedarwoods.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