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园城市新加坡市中心不远，便是新加坡著名的合法妓女挂牌上岗“红灯区”——芽笼。何为”合法“妓女？答案是她们不仅要体检，也要纳税，还拥有工作准证。芽笼不仅是新加坡的饮食天堂，也是全球少有的“风月场”。“食色性也”这句真理，在芽笼已成为一个真实的写照。本文作者深度走访芽笼，分享芽笼居民的生活，揭秘“红灯区”背后的故事，以及新加坡政府对这一区的管制及规划。
揭秘“红灯区”芽笼
新加坡的芽笼（Geylang）是闻名国际的合法红灯区。它是一条长约1公里的大道（共42巷），两旁是小巷，左边以各式餐饮店为主；右边是寻花问柳所在地。如果你不进入那几个集中的巷，看见一排排美女外，你很难把这里跟红灯区联想起来。人们在这里享受着美食，甚至边喝啤酒边看英超的样子，跟外面普通的街道没什么分别。有人曾说过：“在芽笼，经常看到道士和性工作者擦肩而过，佛像脚下或回教堂旁，寻欢客和卖春女讨价还价的奇景。青楼和黄庙相映，也只有芽笼这么有趣的地方了。这是充满市井气氛，活力充沛的地方。”
近年来，芽笼的人口特征有显著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籍人士的大量涌入。研究人口流动的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社会研究实验室副主任梁振雄（42岁）说，外籍劳工聚集芽笼红灯区是有原因的：“外籍客工受教育程度一般不高，只能从事较低阶层的工作，他们往往会选择环境不太光鲜的地区住，因为租金比较便宜，红灯区就是其中一个选择。这是很自然的城市发展过程。”除此之外，走在芽笼红灯区及周围的巷弄，不难发现一个现象：这烟花酒地周围，其实有不少的寺庙及会馆的会所。
新加坡佛教总会的总部就设在芽笼24A巷，秘书长释广品说，芽笼许多地段属于永久地契，庙主可直接和地主交涉，不需要竞标，所以租金或地价就相对便宜，适合经济能力不强的庙宇。“此外，芽笼华人多，很适合在这里建庙，而且它的地点适中，靠近市区，交通也非常方便。”释广品说，在附近红灯区上班的性工作者也相当尊敬寺庙，这些年来，并没有骚扰他们的会员和信众。他说：“对于一切的诱惑，只要我们见而不见，心不受影响，就没有问题了。”
越南陪酒女赚母亲医药费
“我只做‘lucky lucky’（指小费），我不要上酒店。”阿寒（假名，28岁）两周前从家乡越南胡志明市飞来新加坡“工作”时，就清楚知道自己是来做陪酒女郎的。她陪酒客喝酒聊天，任他们上下其手赚取小费。不过，她也有道德底线——她不卖淫。
持社交准证入境新加坡的阿寒是不允许在本地工作的，不过她急需用钱，所以管不了那么多。“妈妈心脏有问题，三个星期前开刀，医药费要新币5000元。我已经付了2000元，可是钱不够，所以我来这里做工赚钱。”阿寒的母亲是广东人，所以她会讲简单的华语和广东话。她是通过朋友介绍才知道有这样的赚钱机会，付了1200元的代理费和200元的机票，一周内来到这陌生的地方。
在越南，阿寒在服装店工作，月薪400元。来新加坡当陪酒女郎，一个晚上她就可以赚取100多元小费。据了解，陪酒小费一般是10至30元，如果陪酒女郎愿意“进一步发展”，与顾客到酒店开房，小费可多达100元。可是，在越南育有一名3岁小孩的阿寒坚持不肯与顾客去开房，曾经因为这样，结果连陪酒的小费也得不到。
阿寒是个离婚妇，因为前夫到风月场所“找小姐”搞到婚姻破裂，但如今，阿寒自己却沦为男人寻欢的对象，对于这个矛盾又讽刺的局面，她不语，只是苦笑。
“红灯区”是否秩序井然？
除了红灯区外，芽笼的非法赌博、街头党、走私烟买卖和贩毒活动，以及按小时计费的廉价旅馆，让“芽笼呈现一种复杂的生态环境，而且带有某种不法成分”。警察总监黄裕喜指出，芽笼存在一种“公然敌视警员的态度”。曾经有一名警员在拘留涉嫌经营非法赌场的人时遭殴打，一辆停放在芽笼的警车则曾被砸破挡风玻璃，这些情况令人不安。
芽笼被许多人冠上“罪恶温床”的称号，但这里的常客指出，表面上看似龙蛇混杂的芽笼巷弄，实际上是乱中有序，治安基本良好，并没有陷入“无政府状态”。他们说，以前站满芽笼路和各个巷弄的非法站街女，现在已没剩几个，她们大多都躲到了光线昏暗的后巷。另外，私烟交易也退到了巷弄间。这里的卖淫活动有“分地盘”的现象，除了受管制的妓院外，那些在街上非法拉客的“站街女”大都按照不同国籍，分散在不同的巷弄之间，这里面好像有一个潜在的规则。
各方维持“和平共处”状态
经常到这里的酒客告诉记者，各方人马保持距离，互不相干，以维持和平共处的状态，这似乎是芽笼一项不成文的规定。若有任何纷争，都必须以非暴力的形式私下解决，尽可能不惊动警方。一个不愿具名的酒客说：“若发生暴力事件，警方就会介入调查，到时所有见不得光的活动就得暂停，这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大家必须合作，维持好芽笼的表面治安。”芽笼邻里警局局长罗家伟也说：“在芽笼进行非法活动的人，无非是为了捞取经济利益。如果他们能因相同利益而共存，那又何必多生事端，引起警方的注意？”
罗家伟说，警方从未失去芽笼的控制权。警方数据显示，在芽笼发生的抢劫、谋杀、强奸及破门行窃等罪案，从2008年的213起，减至去年的135起。虽然，涉及公众秩序的罪案如纠众闹事、殴斗和严重伤人等，从2008年的43件，微升至去年的49件，但受访的商家及芽笼食客说，相对于芽笼近年来的人口暴增，这样的罪案微升率并无异常。
非法活动扩散到单数巷号
有卖淫活动的地方，自然也会衍生出周边的商业活动，近几年在芽笼街边大量涌现的中国小吃店和商店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芽笼路经营家具店的张姓老板（30岁）说，这类餐饮店和商店则吸引更多外劳前去芽笼，对商家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
“这是个循环，外籍劳工的大量涌入带旺了芽笼的人潮，带动了芽笼的蓬勃发展，为这里的商家带来商机。”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蔡明发教授指出，性工作者、外劳、小吃店和其他商业活动之所以能和平共处，正是因为各方都享受着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难怪，许多在芽笼经商的人告诉记者，芽笼没有大问题，但记者发现，他们受访时都不肯透露真实姓名，交谈的过程中，他们也不时往店外看，似乎担心被人发现他们跟媒体谈话。
一名超市主管透露：“这里有地痞流氓‘看水’，让他们发现我们跟记者或警方讲话，就糟糕了。”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说，芽笼的红灯区及商业活动过去十年来有扩大的趋势。芽笼传统上以芽笼路为分界线，朝北的单数巷号是住宅区，南向双数巷号则是红灯区，但这样的分割法近来已不再奏效，不良及非法活动似乎已扩散到一些单数巷号。目前芽笼路以北的11、13和15巷出现不少越南籍陪酒女郎。
此外，部分的非法活动甚至走出芽笼巷弄，公然在大马路上进行，例如在芽笼路和阿裕尼路交界处，就有人在大路旁摆地摊违法售卖春药。芽笼邻里警局局长罗家伟也透露，为了躲避警方，从事非法活动者近年来也与警方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把赌档从后巷转移到店屋内，并用各种方法掩饰毒品和私烟。犯罪者也派人手把风，“监控”警方的行动。还有许多站街女躲到阴暗的后巷，龟公则在巷口拉皮条。
常驻居民怎么说？
45岁的小贩戴丹尼居住在芽笼3巷已经12年。每当听到有人为芽笼贴上“危险”的标签时，他都会反驳说，芽笼的大马路上人潮很多，小巷子里则有很多警员进行巡逻，晚上出门或夜归时不必担心会发生抢劫等罪案，安全得很。在他的眼里，芽笼是个不夜城，每天晚上都很热闹，不像其他组屋区那么寂静。
育有一对9岁龙凤胎的戴丹尼也骄傲地说，在芽笼长大的小孩都上过“社会大学”，对周遭环境的警觉性更高，社会意识也更强。“走在街上，如果看到有人摆地摊卖私烟，我们就会告诉孩子们，这是非法的，不能买。这是很好的机会教育，芽笼就是孩子们的课室。”但有居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芽笼已“失控”。
在芽笼3巷第114座组屋住了23年的蔡倚健（68岁，维修工人）说：“我刚从红山搬来的时候，这些不良活动没有那么猖狂，现在芽笼路一带实在太复杂了，连单数巷号都有流莺，而且私烟、禁药也公开兜售，真的是目无法纪，我平时都尽量避开那里。”
负责芽笼士乃事务的马林百列集选区议员花蒂玛医生日前在面簿上说：“如果要继续进行合法卖淫活动，那至少应该将它系统化，确保活动在屋内进行，并且是整洁、有条理，以及受到管制的，若当局有决心这么做，其实不难做到。”不过，花蒂玛说，她已花了上百个小时和各个部门联络，但当局却迟迟不推出任何明确的计划。
希望把红灯区迁到别处
芽笼邻里警局局长罗家伟日前透露，警方将在今年底之前，在芽笼安装多20台闭路电视，使这一带的闭路电视总数增至60台。下来两年，芽笼的闭路电视数量将多达200台。另一方面，警方也会持续同基层组织、国会议员及相关的政府单位合作，推出各项措施，包括为芽笼一带30多条灯光昏暗的巷道安装照明设备。
一位杨姓居民（64岁，保安人员）说，芽笼路一带的非法及卖淫活动已“失控”，除非他需要到芽笼9巷的大众医院看病，否则他一定避开那一带。“现在，芽笼的商业活动和灯红酒绿的环境已不再适合我们，我希望政府能考虑把红灯区移到别处去。”
烧烤店老板刘岩（38岁）也赞同将芽笼重新规划，把红灯区迁走。他分析道：“体育城一旦建成，会有很多大型体育活动在这里进行，我们总不希望让外国体育运动员和贵宾看到华丽的体育城旁边，其实就是杂乱无章的芽笼吧？这绝对有损新加坡的国际形象。”刘岩也说，体育城会带动周边地段的发展，但芽笼一带的路段，目前不但复杂难行，而且还很窄，不容易停车，这些因素可能阻碍商业发展。刘岩希望政府能重新规划芽笼地区，把旧店屋拆掉、妓院移走，改建类似怡丰城的商圈，改善芽笼周围的环境、卫生及安全。“这不会影响我的生意，因为我的顾客三分之二是中国人，他们大多是白领人士和学生，即使没有卖淫活动或廉价商店，他们也会回来光顾。”
（文章来源于早报网，部分图片来源于网易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