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南洋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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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著名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厦门大学、集美中学、翔安一中、集美学村、翔安同民医院等,均由陈嘉庚创办。一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生前曾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集美区)的一个华侨世家。陈嘉庚17岁(1891年)时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起初主要在他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服务,共做了13年。1904年他创建菠萝罐头厂,号称“新利川黄梨厂”。当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西亚,他即用2000元购了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进而大面积种植,到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他靠种植橡胶树发财,被誉为东南亚“橡胶大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辉煌的时候,他的企业遍及五大洲,与48个国家有生意往来,手下的雇员达3万多人,而当时新加坡的总人口远不足一百万人。

 

陈嘉庚在实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家乡创办了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并全力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对陈嘉庚倾力办学的事迹,国人已多有了解;但对他在新加坡的经历,知道的人并不多。前不久,我有幸踏访陈嘉庚在新加坡的部分足迹,睹物思人,自有一番别样的感受。

 

天福宫

 

我们首先来到位于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天福宫始建于1840年,供奉的主神是妈祖,此外还供着太阳公、观世音、关圣帝、孔子等神像。整个建筑呈“回”字形,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气象庄严,自外而内依次是三川殿、中庭、正殿和后殿。

 

韩山元先生介绍说,以前的天福宫临海,凡是北归的华人,都要先把船停在宫前,向妈祖娘娘祈求“海不扬波,平安返国”。凡是南来的华人,也是先到天福宫,感谢妈祖娘娘的保佑。

 

在天福宫正殿上方,挂着一块题有“波靖南溟”的匾额,据说此匾是光绪皇帝于1907年所赐。国内的皇帝给海外的庙宇赐匾,这在历史上非常少见。

 

在正殿右侧的厢房,供奉着孔子的塑像。韩先生告诉我们,这里以前是福建会馆的所在地。当时的福建会馆,是本地福建人的领导机构。由于很多福建人不会讲英语,涉及到利益上的事,都要会馆出面进行交涉,因此会馆实际是本地福建人利益的总代表。很多福建人之间的事,殖民地政府不管,都交给会馆办理,包括矛盾纠纷调解、打官司等。

 

从1929年起,陈嘉庚任福建会馆主席,直到1950年他回国定居。在他任主席期间,会馆增设教育组,负责管理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和崇福女校,并向8所学校提供资助。陈嘉庚经常在天福宫办公,处理会馆日常事务。在韩山元先生的生动描述中,我仿佛看到了陈嘉庚当年在此办公的情形。

 

怡和轩

 

怡和轩位于武吉巴梳路43号,这里原是新加坡的富商俱乐部,始建于1895年。1917年,陈嘉庚被推选为怡和轩副总理,1923年任总理。

“陈嘉庚任总理后,对怡和轩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韩山元先生说。因为来怡和轩的富商很多,不少人抽鸦片,整个俱乐部被搞得乌烟瘴气的。

 

陈嘉庚任总理后,首先是禁止抽鸦片烟;其次是抓会风,星期六的侨领晚宴,八点准时入场,使用公筷公匙;再一个在三楼设了图书室,供会员借阅。他的这些做法,让怡和轩的风气为之一新。

 

1928年,日本入侵山东省,酿成济南惨案。陈嘉庚组织山东筹赈会,共筹款134万元。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洋华侨纷纷行动起来。1938年,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1939年,华中、华南沦陷,中国的出海口全部被堵死,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获得抗战物资的唯一通道。南侨总会受西南运输公司之托,在南洋招募汽车机工,支援祖国抗战。

 

“你知道机工们出发时唱什么歌吗?是《义勇军进行曲》。当时这里是人山人海,道路两边站满了欢送的群众。机工们胸佩大红花,豪迈出征。”韩山元先生的解说个人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通过南侨总会努力,共有3200多名南洋机工投入滇缅公路军需物资运送,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机工最后有三分之一回来,三分之一留在中国,还有三分之一壮烈牺牲。

 

“为了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就吃住在怡和轩,连大年三十也不回家。初一一大早,家人都到怡和轩来给陈嘉庚拜年。”韩山元先生说。1941年太平洋战争暴发后,陈嘉庚领导新加坡华侨抗日动员总会,怡和轩成为南洋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枢纽。

 

据统计,从抗战暴发到1942年新加沦陷,东南亚华侨的捐款和家汇总额达70亿元。当时中国抗战经费的绝大部分,来自于华侨的捐款。

 

晚晴园

 

位于马里士他的晚晴园,又名孙逸仙别墅。这里原是潮藉殷商张永福供养母亲的寓所,晚晴园的名称即取自于唐朝李商隐“夕阳怜芳草,人间重晚晴”的诗句。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曾八次来到新加坡,筹划革命活动,其中三次就住在晚晴园。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于这里,由胡汉民起草的同盟会章程也诞生在这里。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晚晴园已被辟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晚晴园不大,主体结构是一幢三层的别墅。园内种满了花草树木,楼前有一尊孙中山的坐像。园名由新加坡著名书法家陈瑞献题写。由于当时晚晴园正在整修中,我们无缘进入园内参观。但听韩山元先生的讲解,同样精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先生受邀从法国回国主政, 12月16日途经新加坡,会晤了陈嘉庚。陈嘉庚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当时孙中山问陈嘉庚,到国内时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陈嘉庚当即答应可以给5万元。”

 

据记载,孙中山25日抵达上海,29日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了到南京赴任,孙中山求助于陈嘉庚。陈嘉庚马上汇出了5万元,解了孙中山的燃眉之急。

 

华侨中学

 

在新加坡最有名的中学——华侨中学的广场旁,耸立着一位先贤的铜像。铜像高五米左右,一位老者手拄拐杖,正襟而立,目视远方,仿佛对学校寄予无限的希望。这位老者就是华侨中学的创办人陈嘉庚。

 

 

陈嘉庚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他认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华人要摆脱贫困与无知,关键是兴办现代教育”。

 

陈嘉庚的事业起步于1904年,1906年他就参与创办道南学校。1912年,他回老家福建考察后,深感家乡教育的落后,开始捐资兴学。在十多年时间里,他先后创办了集美女校、集美中学、集美师范学校、集美水产航海学校、集美商科学校等十多所学校,后统称为集美学村。于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并独力维持学校经费16年。

 

在新加坡,陈嘉庚参与创办的学校有: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崇福女校、南侨师范、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等,其中华侨中学在社会上的影响最大。

 

1918年陈嘉庚领导华侨中学的筹办,他在6月18日召开的筹备会上慷慨陈词:“财既由我辛苦得来,亦由我慷慨输去。公益义务,能输吾财,令子贤孙,何须吾富?同侨君子乎,须知贤多财则损德,愚多财则益过……”、“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尽。如欲待富而后尽,则一生终无可谓之日。”

 

在他的努力下,华侨中学于次年开学招生,并成为东南亚华人的最高学府,著名作家老舍等曾在华侨中学任教。近九十年来,华侨中学培养英才无数。

 

据统计,1904年至1931年陈嘉庚先生的总支出为1321万元,其中用于教育的支出达1217万元,占总支出的92.1%,而同期他的家庭生活支出仅为30万元,一个大家庭每月的生活支出不足1000元。

 

从1926年至1934年,陈嘉庚由于受西方垄断资本打击,企业亏损一千多万元,直至最后收盘,但他仍拿出378万元用于教育事业。他“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宁要厦大,不要大厦”的办学精神,影响了一代华人。

 

在陈嘉庚的影响下,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南洋各地有华文学校3千多所,在校学生达40万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兴盛,陈嘉庚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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