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刚刚有新学堂的时候，没有什么留学归国人士，所以，学堂的新学，外语和声光化电之类，只能由老外来教。那时的新学堂，分成两类，一类是官办的，比如北京的同文馆、上海的广方言馆。一类是教学学校，像圣约翰学堂。但无论哪一类，外籍教师大抵都是传教士，偶尔，也会有外国大兵什么的，混在其中。后来，朝廷办新政了，废掉了科举，大办学堂。教新学的教师奇缺，连教体育的都没有。这时候有海归了，但海龟们大抵往政府机关里走，进去就有高官可做，谁稀罕做教师？没办法，只好一面凑合，一面请洋人。凑合的办法，是让去日本学速成的人来教。所谓速成，就是日本人为了迎合蜂拥而来的清国留学生的需求，办的速成学堂，日语还没有学会呢，就已经毕业了。请洋人倒是还可以，但一方面太贵，另一方面，洋人不懂汉语，教起来挺费劲的。至于本土的土鳖，不管学问有多好，也只能教国文。
到了民国，海龟是越来越多了。除了教会大学之外，像点样的大学，本土化趋向明显，大学基本上成了海龟的天下。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80%以上的教授，都是海龟，英美留学生是主流，日本留学生其次，至于土鳖，只能溜溜边，拾遗补缺。在北洋时期，同为大学教授，待遇根据出身，各自不同。英美名校毕业生，月薪四百大洋，日本的名校留学生其次，二、三百大洋不等。如果是土鳖，也就百多元大洋。当然，日后如果表现好了，土鳖也可以慢慢加薪，但起点无论如何都高不了。
不仅大学如此，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机构，也比照办理。据后来做过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的陶希圣回忆，进商务印书馆，若是英美名校的毕业生，比如牛津剑桥和哈佛出身的，月薪250元大洋，有自己的办公室，桌子也大，而且有专门的书橱，椅子是藤椅还有别的方凳以供待客；如果是英美一般大学大学的毕业生，则月薪200元，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但桌子比较大，长四尺以上，有藤椅；如果是日本名牌大学，如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则月薪150元，卓异跟英美一般大学毕业生类似；而日本一般大学毕业生如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出身者，则为月薪120元，桌子三尺半长，没有藤椅了，要坐硬木椅子；至于国内大学的毕业生，东吴、金陵这样的教会大学出身的，月薪90元，桌子小到三尺长，硬木椅子；如果是北大毕业的，则只能月薪60元，用最小的桌子和最差的椅子。当年商务的老板是王云五，此人不是留学生，自己连文凭都没有，但却对留学生如此偏爱。
其实，无论大学，还是比较牛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进入的人，都要有人推荐，而且需要考察，能通过的，都不一般，多少有两把刷子。但出身不同，初始待遇就大不相同。中国的新学，是从外面学来的，优待留学生，在所难免。民国期间，留学就像科举中了进士一样，成为一种特别的身份。上流社会聚会，见人先问，阁下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同样进大学教书，海龟们的考核，马马虎虎，但土鳖进来，非有过人的成果才行。后来的人们，总是拿梁启超、钱穆说事，其实，这两位能进大学做教授，都是因为他们著述甚丰的缘故。
当然，进了大学的海龟，表现优异者不少。包括一些理工科的教授，在那么差的条件下，不仅开出了西方大学所能开的课程，而且科研成果也相当骄人。但其中的混子也不是没有，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有好些教授，就拿当年留学的听课笔记混弄。被学生看破，偷了他的笔记，课就没法上了。至于在海外混了多年，一个文凭没拿到，回国买个野鸡大学的文凭，混进一般大学教书的，则更是没法提。现在人们一提到民国的大学，好像里面尽是大师似的，其实，即使在那个时候，大师也是稀罕物。
说到底，海龟也好，土鳖也罢，关键是本事大小。大学用人，关键看人讲课如何，科研能力如何。海龟里，也有饭桶，土鳖里，也有英豪。讲出身，在大学草创时期当然无不可。但办出点名堂之后，再这样讲究，就不对头了。
（作者张鸣，浙江上虞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该系主任。成长在北大荒的张鸣，曾做过农工、兽医。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