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面临着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医疗健保将会成为人们更加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更加需要深入的改革和及时的措施，去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的医患矛盾。
“医闹”作为中国特有的专属名词，成为当前中国病患与医生之间纠葛的极端表现形式。这里面不排除一些以勒索钱财为目的的恶性敲诈，但确有相当一部分“闹事者”，因为医疗纠纷得不到妥善解决、院方信息不透明不对等、患者家属求诉无门等原因，不得已出此下策。在投诉机制不健全的医疗环境下，中国百姓深谙唯有“一哭二闹三上吊”才能解决问题，并且知道“事情闹得越大，才越可能得到解决”，“医闹”频发就不难理解。
相对应的，因为“医闹”的频繁发生，导致医生们对患者家属格外防范，唯恐成为“医闹”的靶子。2014年发生在湖南湘潭妇幼保健院的产妇死亡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死亡产妇因羊水栓塞而导致器官衰竭，医生在整个过程中已尽全力抢救。但由于医患双方长期以来剑拔弩张的对立状态，迫使医生明明是正常处理的情况下，却选择了非正常的逃离现场，将这场悲剧推向了医患闹剧。
人们在一面同情患者的时候，也应该思考，谁来保障医生的人身安全？如果不能给医生提供一个有安全保障的工作场所，医生又如何能安心服务患者？
医者难有“父母心”
2009年，《中国青年报》开展了一项关于职业操守的调查，结果，医生被视为职业操守丧失最严重的，占74.2%，其次是公安和教授。73%的受访者认为职业操守底线屡被冲破，原因在于人们对利益过于追逐。
医生正面形象的撕裂，令医患关系更加步履维艰。从前说“医者父母心”，现在病患却视自己为鱼肉，视医生为刀俎。百姓原来认为的神圣职业，随着中国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改革浪潮开始变味，其实变味的不仅是这些职业，但医生一职与性命攸关，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在中国现行医疗体系下，“看病难”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关系”、“熟人”在求医问药的过程中显得至关重要，没有这层关系的普通患者及其家属成为“弱势群体”，他们需要承受病痛之外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一些不合理的医疗制度，也增加了病患者就医过程的痛苦，若这时医生缺乏严谨专业的态度或是足够的耐心，病人就会将满腹怒气倾泻在医生身上。
而据笔者了解到的现实情况是，在一个省级三甲医院，一位知名的主任医师平均每天接待病人的数量是100位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按八小时工作时间计算，一个小时要接待12.5位病人，还不包括期间需要查房做临床检查，以及参与手术所需的时间。仅从时间和数量上，医生就面临着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在这种背景下要求医者的“父母心”，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金融时报》中文网曾发表了一篇名为《医患矛盾击中“中产社会”梦想》的文章，指出原本应该作为社会中坚力量，作为“最稳定”的社会阶层，中国的医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而且他们自己也无法形成政治力量来改变这种局面。可见医生一职在中国的尴尬困窘。
另一起西安凤城医院发生的“医生手术台自拍”事件，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医生”这一头衔变成了“草木皆兵”的舆论牺牲品。凤城医院的医生在手术结束后于手术室内自拍，引起舆论哗然。虽然事后解释了拍照原因并非玩忽职守，而是庆贺手术成功以及告别旧手术室，但在洪水猛兽般的舆论攻势下，该医院还是受到了卫生局的行政处罚，凤城医院依势也对参与自拍的医生分别作出了“记过、留职察看；免职，扣发奖金”等处理。
此举或许可以平息风波，纾解院方压力，但对医生来说，是否为了迁就舆论而过于不近人情？这也给其他医生造成一种如履薄冰的不安全感：即使做好了本职工作，一不留神也会被抓住小辫子，被社会过度解读、无限放大缺点和瑕疵，对他们的贡献却视而不见；同样的，这对脆弱的医患关系，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医生的形象被“妖魔化”，让患者对医生更加反感，医生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对患者对舆论社会诚惶诚恐，又谈何“父母心”？
医患困局如何破
实际上，中国对医疗财政的投入每年都在增加。2014年，医疗救助整体财政资金投入大概是240多亿元人民币，中央财政安排了141亿元，占58.5%，地方财政是88.9亿元，占36.9%。尽管如此，中国仍然面临医疗资源紧缺，且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一直受到诟病的医、药关系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然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定时间，求医问药却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情，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灵活机动又相对独立权威的机制快速缓解眼下矛盾。
日本和英国的两个例子或许能为中国提供一些参考。据悉在日本，各大医院有一个“患者服务至上委员会”，这是一个医院为患者提供服务以及人文关怀而特设的部门，目的是解决患者求助无门的困境。该部门接待投诉、聆听烦恼、收集患者意见等等，站在中立、公正的角度不偏不倚，为患者排忧解难。
在英国，为保护医生的合法权益，也让患者得到合理赔偿，设立了医师自助组织（MPS）。据了解，这个组织是全世界最大的医生互助责任保险组织之一，它可以帮助医生处理病人的投诉，使医生和医院都能脱离赔偿的具体事务。医生要做的就是加入会员按期交纳会费，这些会费都将用于处理医疗赔偿案件。作为一个独立组织，它既保护了医生的人身安全，也将病人与医生的利益一视同仁。
治标也需治本
其实，中国目前的医患矛盾和中国社会的集体风气不无关系，信任、尊重和诚信等基本职业价值观形同虚设。比如，在现行医疗体制下，收受红包和吃拿回扣是普遍现象，医生们的职业形象和专业操守不被社会认可。一些新晋医生一开始对自己的事业忠于职守，拒收红包，但周围的医生都收受红包，“不收”反而成为了异类，病人也不敢找他动手术了，最终不得不“同流合污”。
要改变医疗行业风气，扭转医生的职业形象，或许应该从保障医生人身、财产的体制改革入手，目的是提高医生素养淘汰庸医，让好的医生没有后顾之忧，让坏的医生没有立足之地。
讽刺的是，就在7月底，湖南省卫计委医学考试中心宣布了一项决定：“为缓解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专业人员匮乏现状，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加分考试实则是降分，变相为医生从业降低门槛。为了缓解医生的匮乏，不是从改善医疗体制和医生工作环境出发，而是降低行业技术门槛的方式招揽医生，让人愕然。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可以预想将来会有怎样的恶劣后果发生。如果政府按照这样的思维去解决中国医患问题，无论是“标”还是“本”，都难以得到治理。
从前说“医者父母心”，现在病患却视自己为鱼肉，视医生为刀俎。百姓原来认为的神圣职业，随着中国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改革浪潮开始变味，其实变味的不仅是这些职业，但医生一职与性命攸关，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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