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盟中独立了。在没有任何自然资源支撑的情况下，新加坡是如何从一个小沼洼蜕变成亚太地区金融巨头的？ 答案是靠人力资源。而我的祖父，就是云云外来移民的一个。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祖父17岁那年，身无分文的他从印度一个小村庄风尘仆仆的坐着火车去了加尔各答。在那里，他搭上了新生活的船，再也没有回头。他就在船上望着，望见尽头有座岛，那里船只簇约，喧哗混乱。那就是新加坡。
1819年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是个北大荒，生活是残酷的。很多中国劳工们生活在污浊之中。祖父也为生计做过看守，牛奶工甚至债主。等他有足够的钱了，他立马把他哥哥姐姐和老婆接了过来。
就像很多新加坡人一样，我的父亲和祖父为我的前途铺好了道路。我的故事，是众多新加坡家庭的缩影。
当时的新加坡街道旁全是木头矮房的贫民窟，和如今街道上随处可见法拉利和劳斯莱斯的景象截然不同。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就是在一块空地下长大（如今被叫做Red Hill), 祖父说那里长满了芭蕉叶，把整块地方遮掩了起来，与世隔绝。于是他们一起在空地上一砖一木的建起了房子，房子大到后来外租给别人。
而我的姑妈是在新加坡独立前出生的，“苦。活着很苦，所以大家很淳朴。邻里之间必须互相照顾才能得以生存。”
1959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执政了，全家人去参加了政治游行。“我们听不懂他们在什么，但是每个人都听得聚精会神。讲话人一停顿就有人鼓掌，我们也跟着鼓。”姑妈回忆道。 到了1963年，新加坡加入了马来西亚联盟，姑妈在学校里面就学唱歌“团结一心，共唱欢歌，马联万岁！” 然而马联并没有持续万岁，马联内观念产生分歧，种族之间也滋生了芥蒂。 1965年新加坡被马联踢了出来。姑妈说她们当时去邻居家的电视看到李光耀哭了，却不知道为什么他哭的那么伤心。
当时新加坡的处境是黑暗的，很多人觉得新加坡不可能发展起来。但是政府没有放弃希望，开始大力着手建设基础设施。 那个时候，祖父把自己的木屋卖了，住进了政府组屋里面。那是政府组屋就一栋一栋如春笋般平底而起了。20年后，组屋制度奠基了新加坡“无四无”承诺（无家，无寄生群，无贫民窟，无种族分离）。
组屋制度更模糊了种族的界限。同一屋檐下，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大家都是新加坡人。于是组屋制度从住房制度变成了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的另一元素是素质。当时“Killer litter”和各种其他的口号传遍天南地北。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我也是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在我上小学时，有各种文明比赛，我有次赢得了最文明小学生的头衔，奖品是新加坡礼仪大使Singha the Lion 的橡皮擦或尺。
但有些政府制度事后证明太过了头。六七十年代的“两个就够了”生育政策至今对新加坡人口数额的影响还挥之不去，使得得新加坡成为亚洲地区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到了八十年代，新加坡早期存在的问题多得以解决。工作率上升，犯罪率下降，人口替换率持平。但这样的安定是以拘谨的政策作为代价的。刑罚之严，令多数人称新加坡为“有着死刑的迪士尼乐园”。 从1991年至今，有将近400多人被判过死刑。 媒体也是高度被管制的。甚至艺术产业都需要政府审核文稿，宗教，种族等敏感问题向来不给绿灯。
而现在，新加坡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贫富差距。新加坡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有10-15%的国人生活在月薪US$1,100 (约人民币不到7000元) 以下。
如果我祖父今天身无分文的来到新加坡，他的命运会是怎样呢？我想他应该不会像以前那样被接受吧。外国人现已占新加坡总人口的40%，稀释了本国身份的凝聚力。讽刺的是，让新加坡富强的原动力现在竟是如今新加坡问题的所在。
同时，更多人在离开新加坡。高生活开销和低生活工作平衡使更多国人渴求另一栖息地。2011年调查显示，56%的“00后”如果有机会会选择移民其他国家。我的家庭也不例外，我的两个哥哥和他的家庭现在定居美国。原来的大家庭里的成员也多半不在新加坡生活了。我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游走多年，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到新加坡。原因和当年祖父选择来新加坡一样，更多的机遇。曾经的小木屋现在已被一座钢筋水泥的工厂代替。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国家里长大，你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是天长地久的。水往高处流，浪总向前涌进着。
（感谢网友熊猫超人的翻译。本文原作者为Sharanjit Leyl，原文刊于BBC杂志。看完这篇文章，想到初中语文老师讲课《故乡》时突然眼眶一红，说了一句“当你知道什么是故乡时，你已经不是故乡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