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之后，无论在执政党内部，还是在整个政治生态里，恐怕会出现群雄并起而难有共主的局面。这将是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的真正挑战。
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因严重肺炎住院治疗已经一月多，近日内病情进一步恶化。3月18日晚，更有谣言称他已经去世，一时间中国和海外诸多大媒体都趋之若鹜，纷纷以紧急即时消息甚至是专题方式报道，直到新加坡总理公署报警辟谣，又开始纷纷道歉。
对一个91岁的老人来说，丝毫没有被遗忘，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动见观瞻，足以说明他难以磨灭的影响力。很久以来，对这个世界来说，新加坡就是李光耀，李光耀就是新加坡。但李光耀并非长生不老，他总有一天会寿满天年。没有李光耀的世界，也许一切如常；但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未来会如何走向？
新加坡的成功本身是一个奇迹。这个赤道上的小小岛国，在开国之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只是一个大英帝国时刻要丢弃的海港。如李光耀本人所说，“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但在李光耀的领导之下，它在几十年内发展成全世界最富裕（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最干净、最方便、最安全、政府最廉洁和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是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之一。这一切，在李光耀之后，还能否持续下去？
已经有学界大腕儿表示过怀疑。政治学大师、已故哈佛教授萨缪尔·亨廷顿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指出，虽然新加坡看起来是个“近乎完美的社会”，但其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因为这是一个凭着李光耀个人威权建立的体制，最大可能是人亡政息，并随李光耀进入坟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也持类似看法。
当然，迄今为止对上述质疑看来最有力的反驳是，新加坡的种种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经过李光耀的精心栽培，已经在新加坡确立下来，不管有没有李光耀，后来者只需在这个框架内行事，类乎制度上的“萧规曹随”，而这个制度几乎可以按惯性运作。在此逻辑之下，新加坡有没有李光耀，都会继续繁荣富强。
确实，李光耀几十年强力执政，在制度层面为新加坡留下了三大财富。第一是政治制度上的英式议会民主制。李光耀自己在回答关于新加坡模式是否有可持续性问题时说，“我们以英国指定的宪法为依据，但我们必须修改某些方面来符合我们的国情。主要特征我们保留了下来。第一，官僚机构、国会和政治领导必须分离；第二，每五年举行自由选举。所以不论哪个政党当选，它将接受一个照常运作的制度。我们建立的制度确保新加坡人如果认为我们不适合执政，他们可以通过投票推翻我们。他们有的选择。”
第二个财富是法治。李光耀一开始就厉行法治，几乎原汁原味地推行英国在新加坡施行已久的普通法，并根据本国情况加以改进和完善，在执行上甚至比法法治母国英国更严格。如今新加坡已经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法治社会，在法治各项指标上数一数二。法治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确定性，也能保护财产和合同，也能适当限制政府权力之滥用。
第三个财富是一些具体的政经制度，主要包括组屋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主权财富基金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建设等，都是李光耀筚路蓝缕一手设计，如今这些东西是稳定新加坡社会的压舱石。
但新加坡社会是否能因为这些而高枕无忧，即使李光耀驾鹤西去？事实上，对此不能过于乐观。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新加坡虽然是一人一票的直选民主，而选举也一直很公正，但这种民主仍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温室里的民主”，或曰被呵护的民主。而呵护者本身，就是由李光耀一手创立、通过选举一直执政五十多年的人民行动党。不夸张地说，呵护者正是李光耀本人。
在李光耀强势统治下，即使是没有舞弊的大选，反对党也一直是小心翼翼，不敢太大声说话。对于随便说话而触怒行动党领导人包括李家父子的，他们通过诽谤来告诉，已经让若干反对党领导人破产。新加坡的诽谤法律门槛很低，言说者很容易中招。换言之，新加坡的大选，尤其是近几十年，从没有过激烈却“斗而不破”的对抗，双方都没有这样的经历。而不能这样做的原因，基本上是一种路径依赖，即这种制度在李光耀时代就被设计成这样，李也以他的巨大权威将它施加给社会。即使在执政党内部，选贤任能的制度也基本是自上而下的，候选人一般也不能自下而上通过竞争脱颖而出。
但是，这种制度及其惯常状态，确实有赖于李光耀本人的存在来保证。没有了李光耀，其压迫性就会去掉，说不定会引起反弹。事实上，李光耀之后，无论是在执政党内部，还是在整个政治生态里，恐怕会出现群雄并起而难有共主的局面。这，将会是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的真正挑战。
（本文为作者王江雨授权新加坡眼发布。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