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山舰，凡是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中国近代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艘舰上。
这艘军舰在洋务运动结束之后，由清朝政府向日本订购，舰上的珍贵文物，随着晚晴园的《精神如见：中山舰出水文物特展》，首次在海外展出。这次展览是晚晴园与南京中山舰博物馆联合主办的。
1880年代，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洋务派在晚清近代化的过程中，成为19世纪最后40年里最有实力的政治团体。他们聘用外国专家、派遣留美幼童、建兵工厂、购买新式武器，一场中国式的“明治维新”，如火如荼地展开。
甲午战败后，清廷一直梦想重整当年北洋海军的军威。1909年10月，清政府重申整饬海军，派遣海军大臣、宣统皇帝溥仪的叔叔贝勒载洵，和北洋海军统制（总司令）萨镇冰，于1909年、1910年两度赴欧美及日本考察。考察团周历各国期间，除了考察海军建设制度等外，还沿途订购了一批军舰，譬如向意大利、奥匈帝国订制驱逐舰“鲸波”号及“龙湍”号。1910年在日本考察时，又从三菱长崎造船所和川崎造船廠订购了“永丰”、“永翔”两艘军舰。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因财政紧张，无力支付“鲸波”号及“龙湍”号余款，两舰未交中国。袁世凯执掌北洋政府期间，付清了“永丰”、“永翔”造船的余款。1913年元月，永丰舰在日本长崎举行交接仪式，随后开赴上海吴淞口，正式编入北洋政府海军第一舰队——“永丰舰”就是后来著名的“中山”舰。
这艘日本制造的永丰舰，后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击沉。这次在晚晴园为期6个月（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4月19日）展出的，就是从中山舰打捞上来的5000多件实物中，精选其中50件珍贵文物，分四类：铭牌标志、舰载设施、生活用品、武器装备，呈现在国人面前。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引发了全国风起云涌的倒袁运动。为了保住共和体制，孙中山发表了著名的《讨袁檄文》，号召全国讨袁，此为护国运动的由来。1917年7月，永丰舰南下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这是永丰舰的首义之举。
永丰舰的第二次壮举，是平定陈炯明的叛变。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與孙中山意見不合，其部下围攻孙中山在广州之官邸总统府。孙中山、宋庆龄化装逃出，辗转登上停泊在珠江的永丰舰，直至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才离舰赴港转沪。
当时中山舰舰长是冯肇宪（1896年至1923年），他的父亲是黄埔乡乡长，家庭富裕。民国五年，冯肇宪于广东黄埔水师学堂（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前身）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海军服役。民国十一年初，孙中山亲自委任冯肇宪为永丰舰舰长。孙中山在永丰舰避难期间，冯肇宪竭尽所能保卫孙中山，连自己也受了伤。正是此伤，埋下了祸患。1923年1月8日，冯肇宪因伤口破伤风感染在广州病逝，年仅27岁。孙中山亲笔题“劳苦功高”四个大字表彰。
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再度登上永丰舰，与全舰官兵一起纪念“蒙难一周年”活动，以示感激。此后，永丰舰成为孙中山的坐舰。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乘永丰舰前往北京。这是孙中山最后一次搭乘永丰舰。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鉴于孙中山“与该舰共危难最久”，由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的胡汉民下令，将“永丰”舰更名为“中山舰号以垂永久纪念”。1925年4月13日，改名开幕礼在军舰上举行。一年后，蒋介石就发动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蒋介石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中共党员），将舰長換成自己的部属欧阳格，并扣留时任黃埔军校的周恩耒等共产党员，为其日后的“清党”埋下伏笔，史称“中山舰事件”。
1938年7月日本进攻武汉，中山舰是民国海军中最大型的舰只之一，奉命赴长江武昌金口赤矶山一带江面布防巡逻，参加武汉保卫战。1938年10月24日下午3点50分，中山舰被六架日本轰炸机击沉。是役中山舰舰长萨师俊（1896年至1938年）同舰上的25名官兵全部殉难，武汉三镇失守。萨师俊是中山舰第13任舰長，亦是最后一任舰长，他是抗日战争期间阵亡的军銜最高的中国海军军官。
历史就是这么吊诡！中山舰的订制者萨镇冰是萨师俊的叔公。叔侄两人，一个从日本购得中山舰；一个则在抗日作战中随舰沉沙，他们的命运与中山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文革期间，萨师俊的遗物大部分被毀。近年來，中国共产党肯定萨师俊是抗日英雄，恢复其历史地位。2002年初，萨师俊的故居被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山舰得以重见天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1986年，湖北省文物部门提出打捞中山舰的动议。1988年5月南海舰队潜水员找到中山舰沉没的方位。1989年10月24日，中山舰沉没51周年后，武汉市各界到中山舰的沉没的地点金口，举行大规模的祭奠活动。这次的活动，为中山舰后来重见天日奠定了基础。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把唐朝杜牧这首《赤壁》诗用在中山舰的史实上，倒也十分贴切。今天，在中山舰沉没地，武昌金口兴建了中山舰博物馆，出水后的中山舰及其珍贵文物，永远在此展出。
（文/柯木林，原载于《联合早报》2014年11月1日，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