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这个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岛国，飞机一起飞就进入邻国领空，短短数十年的发展，却仿若凌空出世，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拥有世界多项第一：最佳商业城市、全球竞争力第一、商业环境第一、劳工素质第一等。于是便对新加坡的发展产生了许多诧异，也于是便随着《中国能从新加坡学什么》这本书走进了新加坡。感觉这本书的作者用非常平和的语气和直白的表达方式告诉了我们许多深邃而又浅显的道理。看完之后大有欲罢不能、欲说还休的感觉，胸中宛有块垒、也似骨鲠在喉，真的是不吐不快。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于是便产生了八问。
一问：在经济发展模式及发展对策上我们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
1965年，刚刚获得独立的新加坡，经济萧条，百废待兴，有许多的失业人员等待政府解决生计问题。50年之后的今天，新加坡由一个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跃成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的国家。新加坡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其实，新加坡独立之时，国内市场狭窄，自然资源匮乏，除了发展转口贸易外，新加坡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力进行招商引资、推进工业化进程。为了招商引资，新加坡成立了经济发展局，为招商者提供一站式服务投资者不需要跟一个个部门打交道，经济发展局会把一切事情处理好，包括土地、电力、供水、环境等。他们还组织了一批年轻人到世界各地游说，说服商家到新加坡投资。因为新加坡太小，许多人连新加坡在哪都不知道。这些和我们现在的宜城十分相似。但是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新加坡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那么大的实效，而我们迈的步子却不是十分明显呢？用李光耀的话说，就是新加坡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就是一定要让投资者有利可图。让投资者有利可图，自己也会从中受益，这就是双赢。说白了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你投资我兴业，你发财我发展。
新加坡经济腾飞的秘诀正是靠招商引资。几十年前新加坡就在进行招商引资，我们到现在才大力推进这项工作，比他们晚了几十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招商引资还晚不晚？不晚是肯定的，晚的只能是人们的思想。现在许多地方都认识到了招商引资的重要性，都在进行招商引资。都在招商怎么招？那就必须创新发展体制和招商思路，制定比他人更优惠、更具体的政策与对策，要使招商政策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经济发展形势。正如新加坡一样，面对21世纪世界新的经济发展形势，新加坡政府成立了经济检讨委员会，全面检讨现有的政策，提出新的发展策略，使新加坡经济在新的世纪保持了昂扬的发展态势。我们每个部门和干部都应该对此进行反思，从大局考虑，从部门着想，宜城、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我们的政策科学不科学？ 我们的服务好不好？ 我们的办事效率高不高？ 我们的发展环境优不优？ 扬长避短，创新发展，是我们宜城的正确选择，也是必由之路。扬长避短才能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发展才能有别于他人。坚持创新，就能扬尘于他人。
二问：在可持续发展即科学发展上我们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
因为人多地少，新加坡政府规定公共住宅只能是高层建筑，占用面积不能超过土地面积的35%，其余65%的面积作为绿化、娱乐场所、公园和草坪等建设。每一个建设项目的规划里，都必须有园林绿化设计，项目开工前要与有关部门签订绿化协议，交付绿化定金，如果完不成协议，定金就要被没收，由园林部门雇人完成绿化；为了确保水资源不被污染，他们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如发现工厂超标物质，第一次发红单，第二次罚款一万新元，第三次罚款两万新元，再发现超标老板就要坐牢。超标污染可以坐牢应该是很严重的惩罚措施。想想我们内地，不少地方、当然也包括我们宜城也还存在这样的状况，有的地方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不惜以牺牲环境作代价，干当前的事，抢子孙的碗；有的地方长期超标排放工业废弃物等时见不鲜，上级一来检查，甚至还帮助生产企业搪塞舞弊；有的乱搭乱放、乱占乱建的现象比比皆是。每每看到这些问题，我越来越觉得新加坡的发展理念是多么的高明，越来越感到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觉得市委提出的“建设绿色楚都，构建和谐宜城”的紧迫性。发展应以科学为前提，社会当以和谐为基础。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八个字，说的好，做到难。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三问：在思想文化建设上我们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主体的国家，与中国人同种族、同文化、同语言，具有同样的民族个性和精神气质，在西方人的眼里，新加坡是古老中国的一部分。同样的人种、同样的语言，却有着不同样的文化氛围和国民素质。其中有什么秘密可寻吗？秘密当然有，但是新加坡能够做到的相信我们也应该做到，毕竟我们是同根同祖。1978年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曾经在新加坡国宴上告诉来访的邓小平：我们新加坡的华人是中国广东和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土地的农民；而达官显贵、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没什么事情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人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李光耀所说的话说白了意思就是，新加坡的华人是从中国移居的没有多少文化水平的人，有文化、有素质的人则留在大陆。所以在新加坡这些华人的后代能够做到的事情，中国人更应该能够做到。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精华。新加坡非常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他们既要维护世俗也要保留基本价值观念。为此新加坡将儒家文化的精髓概括为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他们又根据新加坡的实际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并将八德规范上升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上升为法律让人们遵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新加坡对于文化的扬弃和利用不得不令我们佩服。
东西方文化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东西方文化的结合，正是新加坡走向繁荣的动力。文化价值观念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新加坡政府规定，不同民族的每一个人，必须在学习好英语的同时，掌握好各自民族的母语。因此同时会三到四种语言的人在新加坡不足为奇。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各种宗教都在这里得到尊敬，信仰自由互不相侵，和谐共处。多元种族与多元宗教的氛围，造就了新加坡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使新加坡成为集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文化大熔炉。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与共融性，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有效形式，文化的生根、发芽所衍生的是：人们的文化素养、文化修养水平的提高。所以新加坡人接受新事物非常的快，与世界的互动共融也非常容易。在以文化为引领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也不仅仅是我们都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
四问：在打造廉洁政府及制度架构方面我们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
李光耀在一次国会辩论中指出：我要是贪污，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但其代价是整个制度的崩溃。1995年，针对有人指责李光耀家的两处房产在购买价格上得到了优惠，当时的总理吴作栋下令调查购买过程。结果是李光耀的妻子和儿子确实在购买时得到了5%到7%的优惠，但这是发展商对预售房给予的正常折扣。连反对党议员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但是李光耀和家人还是将折扣款100万元上交国库，新加坡政府认定无权接受，最后李家将这笔钱捐给了慈善机构。对所有国家工作人员，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有权暗中跟踪调查他们的私生活。就连在事件中有说谎行为也是犯罪即“说谎罪”。在新加坡，贪污的成本太高。在新加坡人看来，政府官员都是社会的精英，他们为国家的贡献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正象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所说当薪酬变的不符合实际时，公共服务的诚实水平必然降低，如果薪酬太低，要保持公务员的廉洁是不可能的。一个交通警察的薪金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必然无法抗拒金钱的诱惑，接受贿赂而不发传票给超速驾驶的司机。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但是一旦公务员稍有贪污腐败就会拿自己高额的工资以及终身的养老金为代价，过着非常凄惨的生活。所以在严厉的制度下，谁也不敢更不情愿以身试法。
新加坡这方面的经验有些值得借鉴，但有些不可复制。比如在高薪养廉方面，由于受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目前还不可能做到。宜城既面临机遇，也还有重重困难，我们现在连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政策都还不能完全兑现的情况下，既不能高薪，也不能养廉。但是在我们宜城这方小天地里，培育高效、务实和相对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应该可以有所作为。建立健全比较合理的监督机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用制度管人，用环境留人，我想能，也一定能够做到。
五问：在城市管理中我们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
新加坡是个美好的国家，也是个以罚款著称的国家。美好的国家是罚出来的。1965年，当新加坡共和国刚刚成立时，面对的是经济瘫痪，失业人口众多，社会秩序混乱，2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生计难于为继；连片的棚户区泥泞不堪、垃圾遍地、蚊虫肆虐、瘟疫四处蔓延；岛上遍布大大小小的沼泽地，既不能耕种，也不能居住；新加坡河畔的商业区混乱不堪，商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将新加坡河污染成一条臭水河。今天的新加坡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从五十年代的自治政府开始，新加坡就开展了一系列的环境治理运动，如反对随地吐痰、大扫除、消灭害虫等。除了持续不断的教育和改善城市环境外，新加坡城市管理最值得借鉴的经验就是严惩。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对乱扔垃圾者处以500新元的罚款，这大约相当于当时普通人半个月的工资。所以一想到这么重的罚款，许多人伸出去的手就缩了回来。现在这项罚款已经提高到1000新元。不仅乱丢垃圾罚款1000元，随地吐痰罚款1000元，即使在公共汽车上吃东西喝饮料和在电梯里吸烟也要分别被罚款500元。对那些屡教不改的人，采取的是重罚加劳改，被处以劳改者要穿上黄背心，背心上写着“劳改”字样，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打扫卫生，新闻媒体还进行报道。
城市管理教育很重要，但不能简单的依靠教育。我们的城市管理也应该严管重罚。采取劳改这种办法在我们这里也难于行通，但是严管重罚的措施应该是可行也是必要的。新加坡卫生法规定，一旦发现谁家有蚊子，第一次罚款50元，最高达1000元或判处三个月的徒刑。我们不可能照搬新加坡如此严厉的管理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也很难做到。但是，当前我们能否建立相对完备、具体且非常严格、严厉的城市管理的规章制度？罚款措施既要严也要重，在重罚与严管的强势下，遵守城市卫生必将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日常习惯的养成，行为规范的形成，制度规范便转化为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将走向更文明、更和谐的理想境地。
六问：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我们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
李光耀曾说：治国的成功之道就是栽培优秀的人才，罗致更多的人才，提高政府的素质和社会的素质。新加坡是个自然资源非常贫弱的国家，惟有人才才是他们可以依仗与开发的资源。新加坡的人才战略体现在多个方面，表现在人才培养与任用机制。比如新加坡培养人才就从娃娃开始抓起，开设了许多班，分编为许多门类，如特选班、快捷班、正常班等，从中遴选佼佼者，发放奖学金，这些奖学金足够学生完成学业。即使是学生在外留学，也会学成报国。试想我们宜城每年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有多少，真正回到宜城的有多少？宜城的教育质量很高，考走的是宜城学子，输送的是优秀人才，贡献的是异地他乡。在吸引外来人才方面，新加坡于1992年就与我国签定了协议，招募中国学生到新加坡学习深造，由新加坡政府负责他们全部的学费和生活费，但是他们毕业后必须在新加坡工作6年。从此中国留学生源源不断的来到了新加坡，经过4年学习、6年工作，还有回来的吗？ 我们花费了许多心血培养了多年的大学生，就这样被新加坡公开收编。新加坡如此这般的重视人才可谓煞费苦心。我们的人才呢？不是没有，是经常散落在思想里，存放在文件里，保留在口头里。说起人才的重要性头头是道，但真正能够做到的是什么？ 许多是领导者的主观臆断，印象用人、感情识人、人缘荐人、后门擢人。于是乎，人员众多，人才难有。这绝不是过激或者是危言耸听的话题，细细想想就是这样。以至出现了越是需要人才、越是荒废人才、越是没有人才，“君子在野” 现象十分普遍。不拘一格，打破身份等界限于是便只能出现在文件里和讲话中。
记得市委书记曾玉平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往往人才有许多与常人不一样的地方，也最容易遭到人们的嫉妒、攻击和排挤，但正是这样有一定争议的人才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关键人物。”同样的问题，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宝鎏女士在离任前曾经问李光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李光耀说：中国要想继续更快更好的发展，必须把有国外学习经验或有抱负的年轻人放到一把手的位子上加以重用。他还说注意我说的是一把手，而不是二把手。在第二把手的位子上，他提出的意见会被一把手改掉，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必须放在一把手的位子上。宜城目前还不具备招纳国际或者留学人才的条件，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现有的人才用好用活呢？我想，一定可能。宜城的发展，需要我们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怀，真正把“不拘一格”四个字落实到培育、选拔、使用人才的具体行动上，这不仅是宜城发展的现实而迫切的需要，也是新加坡的人才战略留给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启示。
七问：在以人为本方面我们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
在新加坡，事事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为百姓考虑，替市民着想，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之中。比如交通，新加坡政府充分考虑到了人的方便，一下公交车，就建有公共汽车连通居民组屋的遮阳挡雨走廊，，使市民免受日晒雨淋之苦；逢年过节放鞭炮是华人社会流传几千年的习俗，不仅图吉利，还能添喜庆。一度时期，新加坡由于燃放鞭炮引发了多起事故，于是新加坡政府施行了非常严厉的禁放鞭炮制度，这一禁就是34年。随着市民素质的提高，新加坡政府因势利导，因势而动，于2004年取消了禁止燃放鞭炮的禁令。这一禁一放之中，无不体现了人们的意愿和人文化的理念。对于居民的组屋区，有自动清扫楼道卫生的人员，冲刷墙壁，剪花修草，尽量为市民创造舒适的的生活环境。新加坡的居民区分布在市中心的20多个市镇，每个市镇配套设施完善，有学校、医院、图书馆、购物中心、民众俱乐部、公共汽车站、教堂、寺庙等。同样在组屋区的一层，还辟有学习角，这是为那些喜欢在清静环境下学习的人开辟的学习场所。每个学习角有桌椅，可以容纳几十人。这里有舒适的灯光，有纳凉的电扇，有公共的电源插座可供使用电脑。任何事情都为市民考虑的非常仔细。
新加坡的民本思想融入在法、理、情之中，既考虑了法，也顺应了理，还照顾了人们的情感。他们没有说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满意不满意之类的话，而是把无声的诺言写在具体行动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以人为本思想。“民为邦本”、“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就是人民的仆人”，道理一大串，不说都知道，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深入落实。我们应该想想，在对待群众的感情和态度上，在处理群众的工作方法上，在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上，我们做得怎么样？充分的依赖群众，高度的相信群众，辨证的看待群众，科学的组织群众，认真的对待群众，我想是我们应该具有的民族感情、阶级觉悟，不仅仅是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和国家公务员，即使是作为一般的人，就应想得到也更应能做到。
八问：在思想观念上我们应该向新加坡学什么？
其实上述几点都是归结为最后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的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意识决定存在，思想决定行动。我们这些反复学习过马列经典的人都知道，思想是总闸门，是行动的先导，是行动的指南。只要谈到这些，我们的干部、我们的职工以及我们的市民都会说出几分道理甚至还会津津乐道。但是，能够深刻的、辨证的思考问题、把思想变成具体的、科学的行动时，我们又做到了多少？有你、有我、有他，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无论是新加坡的经验还是马列主义的思想都告诉我们，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什么样的思想决定有什么样的行为以及行为结果。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思想决定开放的行为，创新的工作思路造就创新的工作业绩，改革的发展理念开辟美好的发展前景。因循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四平八稳的、故步自封的思想，不是我们应当具有的，而应该是被唾弃的。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各种文化、思想相互包容的形势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是时代的落伍者，尤其是思想的落伍者。不得不说的实话是，老是躺在曾几何时的小胖子乐园的宜城人，一度在不知不觉中浑噩了落伍了，经济水平、经济质量以及大众经常议论的工资低等问题，与其它兄弟县市相比，我们掉队了。其实让我们掉队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思想落后了。
当今的宜城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千年传承的人文优势、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企业改革的先发优势，精心打造的环境优势，特别是市委市政府勾画的三市战略，为我们描绘了一副美丽的画卷，你、我、他，都有责任有义务为之奋斗。毕竟，宜城是我们的家，是实现我们放飞梦想的地方。众心协力时，妙手绘家园！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千帆竟发的气势，百舸争流的局面一旦形成，新加坡的今天一定会成为宜城的明天，甚至成为更加美好的明天。
但是，这些要靠我们的思想以及落实它所应该付出的行动，这也正是《中国能从新加坡学什么》给予我们的启示。
（文/刘建新，湖北省宜城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