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生活在别处：围城效应中的移民现象 — 新加坡移民政策讨论片羽采撷》
江雨按：新加坡世界一流的城市建设、法治环境、子女教育、商业地位和金融中心等条件，成为无论是土豪、专业人士还是新出炉大学毕业生心中的一个移民宜居佳地。随着新移民数量在过去十来年的迅猛增长，本地原有人口感受到就业和公共设施使用方面的巨大压力，在文化冲突和社会地位心态调整方面也也颇感不舒服，使得移民政策已经成为新加坡一个巨大的政治课题，导致了执政党在上一届大选中面临很多反弹和攻击。大选后，新加坡政府收紧了移民政策，现在进去出来都比较难了。
但平心而论，新加坡在对待移民，尤其是中国大陆移民方面，还是要比香港友好和文明很多，怎么都还不至于搞出“驱蝗”这样的纳粹反人类口号。我经常被国内各种层级的土豪咨询来新移民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基本看法。这个地方，还是值得来的宜居之地，但以后来恐怕不会很容易，要颇费一些心思。
国际著名人力资源信息服务及顾问机构ECA International在2012年发布的宜居城市调查报告（Location Ratings）称，新加坡对亚洲移民来说是最佳居住地。报告调查了全球四百多个城市，从气候、医疗服务、住房与基础设施、社交、休闲、个人安全、政治安定性和空气质量等角度评价其宜居性。新加坡在排行榜上高居第一，属于入选前十名的两个亚洲城市之一（另一城市为日本神户）。中国香港排名第十一，上海排名第八十三。有趣的是，ECA International自身的亚洲总部倒是在香港。
那些已经生活在新加坡的人，能够拥有全球最宜居城市的居住证，按说应该万分庆幸，就此死守此地才对。但了解新加坡这几年“民怨沸腾”情况的人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而是相反：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希望移居国外。根据新加坡政府最近公布的数字，从2000年到2010年，每年大约有1000名新加坡人放弃他们的公民身份。相对于只有三百多万的本国公民总数来说，这个比例不算低，此外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那些常年或永久地居住在外国，但并没有放弃新加坡公民身份的新加坡人。这些人的数量其实更多。而在新加坡国内，越来越多的本国人希望迁出新加坡。虽不至于有中国那样蔚为大观的“出国移民热”，但是考虑到新加坡本身已经被认为是生活条件极好的居住地，这个现象不容忽视。
移民决定当然是个高度个人的事情，也是自由迁徙的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人们进进出出某些国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个人生活的原因，大抵是为了更舒适的生活条件，更符合自己心意的环境，更高的薪水，或者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这原是移民者所追求的“普适价值”，实在无可厚非。当今中国人出国移民有着显而易见的原因，高速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使很多中国人倍感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不公正，希望能到一个新世界去经历更好的生活。同样，有些新加坡人离开这个岛国，是为了将生活节奏慢下来，或者为了更低的生活成本，或者为了给孩子更西式的教育，或者为了更宽松的政治环境，或者干脆就是想生活在一个有四季的地方。而为了任何原因选择移民，都是无可厚非的。
其实更值得玩味的是移民后的心态。如果说移民的本来动力是出于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美好期待，而实际移民并在新地方安营扎寨后，以何样的行为和态度对待新祖国、旧祖国、新社会环境和新邻居，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背景的移民者则颇有区别。
在这方面来自中国的移民展现了一种极强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国人热衷于移民出国，“出国热”，如同当年的“喇叭裤热”、“股票热”、“下海热“等流俗，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稍有能力者都在谋划之。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又极重，那些出国的，包括已经拿到外国国籍的，就算在别国土地上生活，很多在感情和心理上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念兹在兹，远远超过对所在国的关注。在具体生活上，中国移民多数在有同样移民背景的”同胞“的圈子里交友往来，不会很积极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文所说的家国情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的民族性格，深深嵌入在无数中国人的骨血灵魂之中。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不管是其中的精华还是糟粕，都构成了一个有巨大“重力”的文化星球，吸引着那些曾在其中浸润过的海外游子。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什么很多自中国移民出去在海外已经混得很成功的华人，对中国的事情关心备至，经常本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指指点点，有些时候其姿态甚至让国内的人觉得讨厌（大家想起那谁谁谁了吧，哈哈）。
在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和外部文化 – 尤其是西方文化 – 在很多方面颇有差别，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成年中国人，很难再改变自身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属性，也几乎无法被另一种文化同化。此外，移民接受国不是施舍者，也不是遍地黄金的天堂，而是以极为现实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新移民，唯一看重的是移民对该国的实质贡献，包括带来新增财富或知识技能的能力。有些移民出去后觉得在新的环境很不适应，被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和失落感所笼罩，也自然觉得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事实上，如果语言不流利、习俗不更改，第一代移民很难在新国家找到归宿感，他们也因此而更愿意在有相同背景的移民圈子内交往和沟通，而将完全融入的希望寄托在出生成长于本地的下一代身上。这种隔阂的感觉，在“投资移民”的群体中表现更为强烈，他们可以将从中国带出来的大笔资金留在外国，为的是取得一个所谓的“身份”，但本人的活动中心仍然是在中国，在中国挣钱，也在中国生活，移民身份成了他们酒桌上夸耀的谈资，或者特殊情况下转移资金和自保的通道。相形之下，知识技术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他们必须工作和生活在当地，和本地人平等互动的机会更多一些。
以笔者有限的接触和认识，移民出去的新加坡人并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移民出去的新加坡人一般对新加坡没有如许强烈的情感归属，这是因为新加坡本身只是一个城市国家，不像中国或印度那样是一个悠久的文明。中国人的家国之念，未必是忠于旧国当下的“朝廷”，说白了仍是对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的认同。新加坡是个发达国家，工作生活的上善之地，但自身还不构成一个可以“慎终追远”的文明系统供人认同和归属。移民出去的新加坡人，可能怀恋新加坡的美食和亲朋，但甚少有所谓的“家国之念”。另一方面，新加坡人出去较容易融入当地，因为他们英文较好，也没有什么文化上的“包袱”。
据说全球化时代已经产生了一个实践“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群体，他们非富即贵，掌握大量资源，是世界各国政府积极笼络的对象，但是他们反倒四海为家，不忠诚于任何民族国家，而是根据自身经历对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感情。这样一群人，也许是促成未来“世界大同”的生力军吧？然而，我们真的能够脱离民族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