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2013年3月，本文作者张喆前往新加坡探访“新加坡模式”幕后及其挑战，与新加坡执政党和反对党议员、媒体人、商界人士、NGO组织、基层社区负责人、社交网络意见领袖及普通民众进行了大量且深入的交流。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采访文章未能如期见报。本文为作者与联合早报主编吴新迪的访谈实录，特此收录，与新加坡众多网友分享。
作为新加坡与本区域主要的权威华文报章，《联合早报》及早报网凭借其不同于西方媒体和中国官方媒体的“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中国读者洞悉中国和区域大事及大势的重要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是《联合早报》创刊90周年。《联合早报》的前身是著名侨领陈嘉庚1923年创办的《南洋商报》和华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1929年创办的《星洲日报》。这两家报纸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分家之后分别独立运作，其中在新加坡运营的两家报纸在1983年合并，成为今日的《联合早报》。
现任《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在2011年接棒，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后进入《联合早报》，几乎在所有新闻前线都任过职——采访组、政治组、财经组、早报网、《联合晚报》、《新明日报》，他是早报网早期的团队成员之一，也创办过新加坡华文免费报章《我报》。
2013年2月28日，张喆对吴新迪进行了1小时左右的访谈，媒体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成为我们交流的重点话题。
本文作者张喆（以下简称“张”）：虽然我还不能说新加坡出现了所谓的“官民对立”的局面，但官与民在以前似乎显得比较和谐，可为什么在这几年官民之间的情绪令外人感觉激烈了，矛盾了？您觉得如果这种情绪继续发酵下去，会对新加坡造成怎样的影响？
《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以下简称“吴”）：我想这个改变可能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我想，这难道是政府的“功劳”吗？因为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在推动人民的教育，要把人民的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现在的结果是，人民的教育水平上去了，政府已经把人民培养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的话，那么他们作为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他们就会开始质疑政府任何一个政策，这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民作为群体一个很自然的表现。
第二也可能是因为新媒体的关系，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可以在网上看的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也可以通过网络很快地被放大。
几个这样的因素把它们加起来，当然可能会让人觉得，新加坡出现了各种不一样的声音。这就可能与过去的新加坡不一样了。
张：谈到新媒体，我不得不问您，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尴尬，即可能在新加坡，传统媒体会被认为是“亲政府的”、“政府的代言人”，甚至不好听地被说成是“政府的喉舌”。以您工作的《联合早报》及其所在的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其它子报为例，您认为它们在新加坡民众中的公信力如何，细分一下，年轻与年长者几代人间的公信力分别是怎样的？与网络上的新媒体、自媒体相比，我们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
吴：肯定的，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让我们自己会检讨一下，我们今后会扮演怎样的角色。老实说这样一种思考，不只是我们媒体这边，政府那边也会做同样的思考。我们媒体自己会发现到，现在政府给予媒体的空间越来越大。我是1987年加入《联合早报》的，先是做3年罪案新闻记者，后来再跑本地新闻、政治新闻，后来再做财经组主管等等,现在回头看我87年能在报纸上写的、谈的东西，跟现在我们能在报纸上写的、谈的东西相比，现在的空间其实是大了许多。
我想一方面这是政府做出的改变，一方面也是我们媒体人自身也在争取这个空间，当然新媒体本身也带来了一些催化作用。我觉得这几个因素作用都有。所以我们今天扮演的角色，如果现在回想一下的话，就会觉得是很大的不同。政府本身他们也能够了解的到，如果传统媒体只是做一方的工作，只是传达政府的消息的话，那么人民是不会来看的，那么人民不来看的话，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价值，所以如何让人民还愿意来看我们的报纸，就表示要给我们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这些做媒体的人，能够在自己的专业上，发挥我们应该发挥的角色，而我觉得政府是明白的。
张：新加坡传统媒体的空间的确在扩展，但是不是从民众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是不够？或者因为之前的原因，对你们的信任度还不够？
吴：如果完全说信任度不够的，那么看今天我们的《海峡时报》也好，我们早报也好，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读者群，还有那么大的发行量，表示说我信任度还是在的。而且老实说，很多新媒体里面，他们的很多言论，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去帮他们写这些新闻的话，他们的言论也无法去建立很多的事实。新媒体他们在扮演“让各种不同声音发声的角色”，扮演的蛮好的，但是在报道新闻这方面，他们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把握。我们一直以来给自己的要求就是，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是不去做新闻价值判断的，我们是不带立场的，我们只是把事实反映出来，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对我们的读者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信息来源。
张：我最近一直在观察《联合早报》言论版上的一个名叫“站长的话”栏目，里面各类言论还是百家争鸣的，但您会不会发现一个现象，你们即使刊登了反对党的言论、声音，可是在网络上，反对党还是会对贵报有一些看法，比如说，你们或许认为是在客观的就事论事，但只要在言论上令人感觉是向着执政党一些，就会遭致网络上的炮轰？
吴：这的确是让我们觉得有些苦恼的地方。现在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你如果对反对党提出批评，你就是不客观的，你如果支持政府的一些政策，不管政策的好坏，那么你就是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你是被政府牵着走的。但我总觉得政府不可能任何一项政策都是错的吧，可只要报纸去支持一些政府对的政策，就会被归类为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不够critical（批判性）。我在想，难道我们真的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了吗？但我觉得不是，网络上可能有些这样的声音，而这样的声音是被无限放大了的。所以也许你会以为这是主流的声音，但我觉得不是的。这可能是一部分人的声音，但不能代表大部分人的想法。
张：您认为新加坡的主流民意可能还是偏于建设性的。那种破坏性的言论还是少数人的，虽然他们的爆炸力巨大、传播力会很广。因此您并不觉得新加坡民意与政府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对立，是吗？
吴：我觉得要是今天真是这样的话，新加坡执政的，大概就不应该是人民行动党吧。
张：虽然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但由于贵国工作语言是英语，这使得年轻一代对于华文的听说读写能力在下降，作为新加坡一份华文报纸的主编，您怎么看？
吴：这真的是我们华文媒体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跟世界媒体来比的话，第一，世界上所有的传统媒体面对新媒体、电子媒体，我们都面临失去眼球、失去读者的大趋势，这是全世界媒体都在面对的，世界纸媒都在面对的，年轻人基本都不再看报。
除了全球的趋势外，我们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新加坡年轻一代掌握华文的能力比他们上一代要差了一些，他们对英文的掌握要比华文强很多，所以我们两个大挑战，一个是全球性的，一个是新加坡特有的。
我们怎么生存？过去，新加坡少部分人华人水平是很高的，但他们占比较少数，但现在普遍上每个人基本都能懂一点华文，但大家华文水平却是比不过我们的上一代的。我们要求在报上所用的语文不要太过深奥，要尽量口语化，所以为什么常有中国的读者抱怨我们的文章非常“白开水”。还要通过视觉上设法吸引读者。此外还有在新媒体上，比如IPAD上的APP客户端，力求吸引年轻读者。此外，我们还办了学生报，引导学生读华文报。
张：年轻读者群占比还大吗？
吴：在年轻读者群在流失中，我们读者的中位数其实每年都在长一岁，现在是53岁了。
张：那年轻人是去选择了英文的《海峡时报》，还是已经不太愿意去读新加坡的报纸了？
吴：如果说他们完全不读新加坡本地媒体，那可能也是言过其实，因为要了解新加坡本地新闻，还是要看新加坡报纸，《海峡时报》对世界、对区域的报道，我们对于区域和中国的报道，还是做的蛮好的，这方面来说，我们对读者的价值还在。
张：有年轻读者跟我说，几周前芳林公园有关《人口白皮书》的抗议活动，第二天香港《南华早报》是放在头版的，《海峡时报》是在4版小边栏……
吴：其实不是小边栏，我们其实是在很前面的版面，应该是假头栏，我们在图片运用上几乎是跨了半栏了，就是全栏了，《海峡时报》也做的蛮大的，这就看你怎么看了，老实说这样的事情，如果5年前可能报不出来，可能就是在报纸某一小版里某一小小的东西。可能我们在做出改变，但可能从读者角度来看，我们的改变还没有做得那么透彻。如果是这样，我也只好认了。
张：您怎么看新加坡民众政治的觉醒，贵报之前曾有文章评论说，新加坡人以前对政治冷感，可能的原因是新加坡政府过去一直做的很好，把人民照顾的很好。但现在新加坡人民对政治的觉醒，对媒体是好事吗？贵报在政治新闻报道的空间是否因此扩大？还是说媒体相应风险更大，出现两头不讨好的局面，政府觉得你说的太多了，民众又觉得你们说的太少？如何平衡两难？
吴：我自己觉得人民的政治觉醒，人民的政治成熟，肯定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应该帮忙新加坡人民的政治进一步觉醒，虽然这可能会使我们媒体人的工作更加艰苦，更加充满挑战性，但我愿意看到这样，而不是希望我们的人民继续保持政治冷漠，那么我们工作起来比较方便。肯定是要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挑战性，这对新加坡的长远发展会是好事情。
我自己是乐观的，新加坡人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刚刚满21岁，获得了自由与尊重，他们觉得我们可以挑战我们的父母，挑战权威了，这有点像叛逆期。我们都经历过叛逆期，因为以前没有，现在突然有了，因此什么都要叛逆，但你会走过这一段的，你就会慢慢更成熟一些，你会发现有些传统并不是不好的，有些权威为何存在，是因为他们有存在的理由的，我们肯定会经过这段，新加坡要经历多久才能走过这段，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信心，会走过这段。
张：但这要基于两方面，一是民众自我的政治成熟，对于极端言论的自我过滤机制的形成，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做出改变。您觉得政府与民间的调整在速度上会是同步的吗？还是政府慢一拍，民间快一拍？
吴：我觉得这两方摩擦、博弈会存在，这就像一个家庭里，父母面对一个成年的孩子，他们应该放什么，不应该放什么，父母也经过一个挣扎，父母也会走过这一段，政府现在也在调整，我也觉得政府也已意识到，如果政府不调整的话，他们甚至有一天做不了政府，他们自己懂得要做调整。现在开始有一些不舒适，有一些摩擦，有一些紧张，我觉得随着大家都成熟，会有那么一天的。
张：我们传统媒体会认为，我们是架起政府与民众的一个桥梁，在新加坡政治转型期的当口，您觉得贵报是更多要做政府的解释者，还是做民意的传达者，或者说跳出政府与民间，我们就做一个中立的监督者，您觉得三者间哪个更重要一点？
吴：我觉得三个都要做，过去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多的是政府信息的传达者，所谓上情下达，现在我们也要多做下情上达，我们也要多做一些独立的，给两方都能作为参考的意见，这方面也要做。
英文里有个单词叫“dynamic”（动态的），因为彼此互动，大家慢慢调适，形成良性互动。现在就有很多的互动，这些互动里可能有些紧张或是什么，有时我们自己调适不过来，有时是政府这边，有时是民众这边，但这正是我们在一起学习如何彼此共存的方式，我觉得这需要时间。
张：您觉得，在新加坡做媒体总编，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是不是销量、业务拓展压力，还是其他方面的压力？
吴：不是销量，这是第二层次的问题。我觉得怎样更好地为我的读者服务，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怎么为我们读者服务，又要回到我们刚才谈了那么多的东西，当整个新加坡政治环境在改变的时候，当新加坡人民的要求在改变的时候，当新加坡政府也意识到整个局势在改变的时候，我怎样才能扮演好我自己的角色？
一方面不能让自己陷入麻烦，一方面又能在我最大的空间内扮演好专业的角色，这是我们最大的压力。
张：也就是说，您不能太快一拍，也不能太慢一拍，这节奏把握感、分寸感，是您目前最头疼的一件事？
吴：如果我是在一个完全封闭、完全受控制的社会里面做总编很简单，每天等指示来就好了。或者说如果我是在完全自由开放国家里面做主编也很简单，我就完全不用考虑政治的东西。我现在就处在两者之间，我们社会一直在向前走的阶段里面，我怎样掌握到社会的脉搏刚刚好，跟整个社会一起同步，这是一个蛮有意思、蛮有趣的挑战。
（文/张喆，信息来源于世界观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