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加坡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她是全球唯一没有天然内陆可以倚靠的世界性城市，其繁荣和良好治理为世界大多地区所艳羡，同时也是他人值得效仿的榜样。
但尽管对外部世界来说，新加坡的成功故事仍然诱人，该城邦国家自身却开始质疑长期坚持精英治国、增长为首、家长制统治的可行性。
人民行动党(PAP)政府打造并保持半个世纪之久的“新加坡共识”正在磨损，因为很多人认为该共识已经过时。
新加坡共识受到自身脆弱性这一看法的支撑：因为领土有限、自然资源匮乏、种族和信仰多样、地理位置处于潜在不稳定地区、城邦国家固有的、不变的脆弱性。
在这一现实基础上，一种发展观念体系应运而生。其信条包括严格英才教育是选拔人才的最好方式；精英治国不受短期政绩和通常民主压力的影响；经济增长为重，通过依赖外国劳工和资本来实现；接受实现机会平等的需求，而不是财富均等；漠视不平等，这在国家厌恶福利态度中可以看出。
过去50年的大部分时间，新加坡共识取得了让人印象深刻的社会经济发展，期间人口和经济状况也更为有利。然而今日很多新加坡人对此态度不一。
乍一看或显得奇特：新加坡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但其经济上的成功掩盖了该城邦国家生活中的一些不安现实。
新加坡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在发达国家中居于前列，近几年生活成本也大幅上涨。对于很多新加坡人来说，国家惊人的造富故事未能转换为更高的幸福度或生活水平。
多项调查显示，新加坡人工作时间长度在发达国家中居前，并被描述为全球最不开心的居民。
有近四分之三人担心生病，因为医疗费用被视为过高；同时超过半数表示如有机会将移民。
在很多方面，新加坡是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1970年代至1990年代，新加坡由制造业和贸易中心发展成全球服务业和知识经济中心。期间新加坡由刚建国、后殖民地、对自身状况还不适应的国家发展成治理最为良好、经济充满活力的经济体。这一迅猛转变由国家主导，超越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政策和机构跟上发展步伐的能力。
同时，新加坡故事中的矛盾开始浮现，例如，政府寻求发展成一个由企业家构成的、由创新驱动的经济的愿景，与抑制承担风险、实验、合作和平等主义准则的机构、政策和习俗相冲突。
新加坡计划成为全球性都市的雄心壮志又与新兴的国家认同发生碰撞。该国面临意识形态窘境，国民质疑：严格的英才教育和精英治国理念，是否也产生了由极少数人构成的政治官僚阶层，越发的隔绝于人民大众。新加坡选民目前的态度就如此，他们愈发厌倦阿谀奉承的政府控制的国家媒体，寻求更成熟的介入并参与对国家未来的辩论。
(文/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