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党领袖毕丹星昨天在国会作出那番关于社区发展理事会（CDC）和全职市长职位的掷地有声发言后，今天复会时作好了心理准备来应对“激烈讨论”（他自己讲的）。他说自己很清楚，一定会有部长或议员站出来澄清甚至反驳他的观点。
今天起身回应的，就是他昨天矛头所指的其中一名市长：潘丽萍。
身为中区市长的潘丽萍在发言时，也同样掷地有声地说道：
“毕丹星先生指责政府‘看起来就像是在尝试寻找方法让社理会显得有存在的意义所以才让社理会管理CDC生活补助券的派发，这种说法简直小看了（belittling）社理会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们。尽我们所能让社理会能跟得上时代，派得上用场可以增值，没什么好羞愧的。”
“当李显龙总理大方地设立了国会反对党领袖一职，毕丹星先生当时也感到很意外，但毕丹星先生不也接受了委任，随之而来还得到一名研究助理和一份薪金。他不也积极努力地让自己能派得上用场？”
“新加坡人也在问国会反对党领袖的职责是什么？尤其是当国会的9名当选反对党议员，全都来自同一个反对党。两者之间，有何不同？无论如何，我要感谢毕丹星先生提出社理会这个课题。”
接着潘丽萍还说：
“毕丹星先生说，社理会在公众心中的份量微乎其微，几乎不存在。这点也让我们陷入沉思。或许社理会至今犯下最大的错，就是没能好好自我宣传。但实实在在的做事得到的成果，不正是最好的宣传吗？我们何须再大力宣传自己，仅仅只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能够增值？……请不要将社理会付出的辛劳与心血，以及我们合作伙伴的贡献，加以政治化。有社理会还是没有社理会对新加坡比较有利？议长先生，这个问题最适合由社理会的受益者来回答。”
听了潘丽萍的这番反击，毕丹星也摆出一副迎战姿态，但明显在语气和用词上有所缓和。
他说：
“当我要求检讨是否需要全职市长时，并非针对现有的全职市长或以往的全职市长，我们私下并没有过节，也不是对社理会现有的活动或项目作出控诉。我只是觉得回顾社理会的进化史，对我们大家都有帮助。”
毕丹星接着解释说，当社理会在1997年成立时，当时的市长都是义务的。社理会是在2001年大选之后，才委任全职市长。当时政府的想法是，所有的政府计划，例如救济金的发放甚至是教育部的各项活动等，都可以通过社理会来开展，效益更大。因此，社理会的预算也从1997年的1900万新元增至2001年的1亿5300万。
然而，时至今日，情况有了变化。公共援助金的派发，目前改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旗下的社会服务中心派发，很多政府部门的计划也不再经由社理会来开展，因此社理会的预算也一再缩减。毕丹星说：
“潘丽萍没有回答的是，我们还需要全职市长吗？”
对此，潘丽萍的回应倒是让在场和线上观看直播的许多人“耳目一新”。
“我必须承认，我应该是唯一一位领取市长薪金的全职市长。我想这或许是因为总理认为我所管辖的中区社理会的辖区最庞大，有23个分区吧。其他市长们都是身兼两职或有时身兼三职，但我知道，他们只领取一份薪金。这就是目前的情况。所以我不知道你（毕丹星）会认为他们是全职还是兼职。我是唯一一个全职市长，所以很可能是因为这样，我也必须负责全国范围的一些项目。”
看到这里，红蚂蚁总算弄清楚了。
新加坡虽然有五名全职市长，并不是每个人都领取66万元的年薪，只有潘丽萍是不折不扣的“全职市长”。其他市长头衔是“全职”，薪金却不是“全职”。
潘丽萍在答复毕丹星时，也花了不少篇幅解释社理会的职责。
除了昨天红蚂蚁介绍过的ABC使命。潘丽萍解释说，社理会主要是在社区这个层面上发挥功效，承上启下衔接政府部门与基层组织，是两者间的纽带，整合（Aggregate）社区的需求后分派资源，建立起（Build）社区居民的能力，然后联系（Connect）所有想要伸出援手的人与机构。
社理会的优势，就在于其办事能力快捷（Agility），资源丰富神通广大（Ability），能做到政府机构和民间基层组织无法在短时间做到的任务。
她举例说：
去年4月，当新加坡进入病毒阻断期（Circuit Breaker）后，全国范围的弱势家庭学童们原本每天可以在学校享用免费伙食，一夜间却因为无法上学改为在家学习，突然没饭吃。
于是五大市长就聚在一起，在10天内，四处筹款、整合不同的伙伴，包括得到本地Grab送餐公司的支持，还经商业伙伴引荐，得到一名大慈善家的巨额捐助，推出了电子伙食券，让这些弱势家庭的学童和住在租赁组屋的家庭都能享用免费伙食。
“能够快速而且有能力集结资源。就是社理会最与众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