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案辩论 第一炮就讨论渐进式薪金模式有其象征意义

国会在2月24日辩论财政预算案,第一炮就讨论渐进式薪金模式,我觉得很有象征意义。

就像《联合早报》社论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该让这场冠病疫情危机白白浪费掉,而应该抓紧时机,促进社会的平等;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薪金,才是可持续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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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3日社论。(联合早报)

环顾全球的乱局,各种社会对立和冲突,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贫富差距扩大,让越来越多人感到愤愤不平,甚至对未来失去希望。

如果年轻人普遍对未来绝望,那么就不只是社会动荡而已,长远更导致他们不愿意结婚生子,进一步让人口老化问题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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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国会最大在野党工人党在大选期间和国会里,不断从各个角度主打这个课题,显示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也证明这个课题最可能引起选民的共鸣。

执政党与它在最低工资制度的交锋,显示双方都意识到提高人们的劳动收入,是釜底抽薪之道;彼此的争辩,只是在于如何“抽薪”而已。

疫情打击百业,虽然程度不同,一些行业如医药、生物科技和资讯通信业反而因为疫情逆势而上,但整体的经济和就业状况还是疲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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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业员工属于低收入群体,随着渐进式薪金模式以及其他政府资助配套过去几年落实,这一群体的收入已经有所提高。(联合晚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探讨最低工资制度,就凸显了理论和实际的巨大差异。

用法律强行提高薪水,不但违背市场供需原则,对于挣扎求存的中小企业,更是雪上加霜。渐进式薪金模式的灵活性优势,也就在比较中凸显出来。

原则虽然是这样,但如何实施,其中也有大学问。全国职工总会把目标锁定在低收入员工集中的六大行业领域,又特别挑出食品服务业和零售业(因为能惠及约7万名员工),是提出了关键而又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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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零售商场。(海峡时报)

关键是因为职总锁定的六大行业共约8万低收入员工,这两大行业就占据了绝大多数;困难是这两大行业不容易提高生产力,也就很难不会因为提高薪水而推高成本,最后推高物价打击消费者。

其实,这些低收入工作真的是因为创造出的价值不高,所以薪水才低吗?

1970年,爱尔兰的金融业者大罢工,但是人们日子照过,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因而形容这类人从事的是“虚假工作”(bullshit jobs),因为连从业员本身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本质其实很肤浅。

1968年,纽约市垃圾工人因为市长拒绝他们的加薪要求,举行大罢工。获得媒体支持的市长坚持了九天后屈服,因为纽约市迅速变成了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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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纽约市垃圾工人大罢工,纽约市迅速变成了垃圾堆。(Collectors Weekly)

这个例子说明工作的价值,并不是完全反映在从业者的薪水上面。这也表明所谓的市场供需,在这些行业领域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

渐进式薪金模式,就是要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去纠正市场失灵;而且比最低工资制度的一刀切要有效得多。

希望渐进式薪水模式像一面照妖镜,最终能够真正体现一些工作岗位的社会价值。冠病疫情逼出所谓的“必要服务”,正好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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