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在2月24日辩论财政预算案，第一炮就讨论渐进式薪金模式，我觉得很有象征意义。
就像《联合早报》社论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该让这场冠病疫情危机白白浪费掉，而应该抓紧时机，促进社会的平等；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薪金，才是可持续的办法。
环顾全球的乱局，各种社会对立和冲突，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贫富差距扩大，让越来越多人感到愤愤不平，甚至对未来失去希望。
如果年轻人普遍对未来绝望，那么就不只是社会动荡而已，长远更导致他们不愿意结婚生子，进一步让人口老化问题更加严重。
国会最大在野党工人党在大选期间和国会里，不断从各个角度主打这个课题，显示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也证明这个课题最可能引起选民的共鸣。
执政党与它在最低工资制度的交锋，显示双方都意识到提高人们的劳动收入，是釜底抽薪之道；彼此的争辩，只是在于如何“抽薪”而已。
疫情打击百业，虽然程度不同，一些行业如医药、生物科技和资讯通信业反而因为疫情逆势而上，但整体的经济和就业状况还是疲弱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探讨最低工资制度，就凸显了理论和实际的巨大差异。
用法律强行提高薪水，不但违背市场供需原则，对于挣扎求存的中小企业，更是雪上加霜。渐进式薪金模式的灵活性优势，也就在比较中凸显出来。
原则虽然是这样，但如何实施，其中也有大学问。全国职工总会把目标锁定在低收入员工集中的六大行业领域，又特别挑出食品服务业和零售业（因为能惠及约7万名员工），是提出了关键而又困难的问题。
关键是因为职总锁定的六大行业共约8万低收入员工，这两大行业就占据了绝大多数；困难是这两大行业不容易提高生产力，也就很难不会因为提高薪水而推高成本，最后推高物价打击消费者。
其实，这些低收入工作真的是因为创造出的价值不高，所以薪水才低吗？
1970年，爱尔兰的金融业者大罢工，但是人们日子照过，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因而形容这类人从事的是“虚假工作”（bullshit jobs），因为连从业员本身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本质其实很肤浅。
1968年，纽约市垃圾工人因为市长拒绝他们的加薪要求，举行大罢工。获得媒体支持的市长坚持了九天后屈服，因为纽约市迅速变成了垃圾堆。
这个例子说明工作的价值，并不是完全反映在从业者的薪水上面。这也表明所谓的市场供需，在这些行业领域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
渐进式薪金模式，就是要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去纠正市场失灵；而且比最低工资制度的一刀切要有效得多。
希望渐进式薪水模式像一面照妖镜，最终能够真正体现一些工作岗位的社会价值。冠病疫情逼出所谓的“必要服务”，正好也说明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