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前天通过紧急立法，限制冠病防疫追踪数据只能用来调查七类严重罪案。
主管智慧国计划的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在国会辩论法案时，为政府一开始没有阐明警方可通过《刑事诉讼法》索取“合力追踪”用户数据认错，并愿为沟通失误承担全责，对造成民众恐慌与焦虑深表遗憾。
政府在事件上的超低姿态，跟网上舆论对错误的激烈挞伐形成强烈对比，显示事件所引发的民意反弹程度，以及政府对其政治后坐力的重视。
这表明政府意识到，建国一代民众对政府“空白支票”式的无条件支持，已经是过去式；新一代选民借助网络和社交媒体发声，不但更勇于表达意见，而且也展现出高度的质疑和批评精神。
除了一名非选区议员，国会反对党议员并没有在《冠病（临时援助措施）（修正）法》的立法过程中太过为难政府。维文对此表达了肯定之意。
我觉得反对党之所以如此，善意地看或许有国难当前，团结一致的地方，但也不乏敏锐的政治计算——反正民间舆论已经呈现出高度的压力，穷寇莫追，不支持法案可能适得其反。
整起事件有两个观察点。
第一，政府高度自觉“民无信不立”的道理。民间舆论最大的不满在于政府在沟通上缺乏透明度，最要命的是前后矛盾，原本信誓旦旦强调追踪数据不做他用，最后却表示警察有权用来查案。
《刑事诉讼法》对警察有极大的授权，这几乎是常识。所以政府的这个错误，表面上看显得低级，因此才会引发民间诸多阴谋论的猜想和不安。
从新一代选民至今的表现来看，他们虽然并非毫不讲理，凡事咄咄逼人，但政府的这个错误在这个群体里所造成的伤害，相信并不会因为修法而复原。
至少，今后政府如果还发生类似的“低级错误”，政治代价会是不小的。
第二个观察点是隐私的价值越来越被重视。在互联网科技监控能力越来越惊人的时代，这一趋势原本也不值得惊奇。
但正如前述，《刑事诉讼法》对警察有极大的授权，一些地方也存在办案效率和侵犯隐私之间的张力。因此，不排除一些民间维权团体可能成热打铁，就隐私课题继续发力。政府开了修法的先例，后面要如何自圆其说，就很考验政治智慧了。
众多执政党议员在国会辩论时，仍然采取建国一代的价值，担心过度重视隐私，会妨碍警察查案，进而影响社会安全。
可是，如果拿此次民间舆论反弹作为参考标准，担心隐私被侵犯的考虑，恐怕高于担心警察无法尽速破案。
政府是否把握到这种微妙的民意改变，是后续值得观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