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前被敢怒敢言的前国会议员殷吉星（Inderjit Singh）称为“爱着新加坡的批评者”（loving critics）。
新加坡政论作者、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契连·乔治（Cherian George）曾经形容他为亲体制的“良知”，即便提出异见，也能落在人民行动党的“舒适区”内被包容。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昨晚在面簿发文悼念时，称他为：新加坡的经济沙皇。
三人口中说的他都是同一个人，就是将半生（40年）都献给公共服务的前高级公务员严崇涛。他过去四年半与病魔抗争，于昨早（8月20日）辞世，享年83岁。
过去24小时，不少现任与前任部长都发文追悼这名深受爱戴的金牌级公务员。李显龙总理今天傍晚6点多在面簿上悼念严崇涛时，形容他是“我国建国那代的一名多才多艺优秀出色的公务员”。对于他的逝世，总理感到极度悲伤（deeply saddened）。
总理说，严崇涛无论是智商、同理心、或者直言不讳的态度，在同辈中脱颖而出。40多年来，他在不同政府部门服务时，表现十分卓越，33岁就被擢升为新加坡最年轻的常任秘书。
“我有幸在贸工部与他在工作上紧密接触，当时我是政务部长，他是常任秘书。身为一名年轻的政治职务担任者，我从他丰富的经验和睿智的建议中获益良多。我在1985年担任经济委员会主席时，他是其中一名委员，建议了许多政策来帮助新加坡渡过独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经济萧条。他的建议令我们的报告如虎添翼。”
总理补充说，严崇涛任职于建屋发展局时提出的预购组屋计划和电梯翻新计划，不但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建屋局至今依然持续开展这些计划。最后，他向严崇涛夫人与家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严崇涛虽然离开了我们，他的精神遗产将持续下去，而且他的贡献将触动未来好几代新加坡人的生活。”
严崇涛曾担任财政部、贸工部、国家发展部和总理公署等多个政府部门的常秘，前后长达29年。他也曾担任经济发展局、星展银行（前新加坡发展银行）、中央公积金局、建屋发展局等多个机构的主席。
晚年敢怒敢言掀风波
严崇涛晚年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退休后，针对新加坡政府、人民行动党、公务员体制以及部长薪金制的敢怒敢言。
严崇涛在1999年退休后就开始写书。2008年出版《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一位老常任秘书的回顾和反思》，2010年出版《新加坡成功故事的动力：严崇涛之见》。
他在第一本书中曾批评政府部门的擢升制度过于机械化。
“如今你工作五年，就可当上助理秘书，十年就可当上常任秘书。在我看来，这样提拔人才非常消极，而且过于机械化。也许在军队里管用，但在其他部门，这不是个积极的做法。我们不应该担心有太多的人才不知如何安排，而是应该担心人才不足。”
2003年，他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则批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最大忧虑在于“我们正启动自动导航系统在飞行”。
记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时，严崇涛解释说：
“新加坡一些精英分子慢慢开始以「新加坡品牌」感到骄傲自满了 。一些公务员的表现就好像得到了皇帝授权一样肆无忌惮。我们都自以为是小李光耀。”
“我们的人口学家追踪数据时，思维流于死板。即使生育率下滑时，卫生部和计划生育署依然乘坐在「自动导航的飞机上」，继续对生育第三胎加以惩罚。”
批评部长薪金制惹争议
2013年，严崇涛在接受新加坡医药协会报刊专访时，被问及他对年轻部长的期望。他当下直言，有些年轻部长不再具备元老级部长的品质。政治职务担任者在部长薪金提高后，反而在工作上不那么尽心，表现每况愈下。
“当你将部长薪金提高至几百万的薪金收入，每名部长……在想到百万薪金时就会犹豫不前。当薪金如此高时，哪名部长敢离开，除非他们决定加入反对党？因此，整个政坛都变成一种公务体制，我再也看不到任何人敢于开口了。”
在同一个访问中，严崇涛也指出，人民行动党已经变得过于精英制（too elitist），不像“第一代行动党几乎都是草根出身”。当记者问他何谓“精英制”时，严崇涛回说“他们对人民缺乏感情”而且“整体上缺乏同理心”。
可想而知，严崇涛的这番话当时犹如平地一声雷，引发激烈的争议。在访问刊登后，严崇涛立即发文告表示自己的一些说法“不合理”也“不公平”，并澄清和收回某些说法。
“我在1999年退休离开公共服务。自那起，我就没有参与任何一个内阁会议，也没有亲眼看过李显龙总理主持任何一个内阁会议。因此我说部长们都不敢在李显龙总理面前有话直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我没有全面了解今日内阁会议是如何召开的情况下，就作此断言。”
“我也意识到，我所说的部长们领高薪后可能不敢畅所欲言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有些部长是放弃了光鲜亮丽的私人企业高薪工作，加入公共服务后领取的薪金远远低于他们原有的收入。其他部长则有能力加入私人企业赚多一点钱，但却选择留在公共服务。他们既然坚信自己在为新加坡人做对的事情，没有理由不畅所欲言。”
严崇涛还指出，关于他所说的新一代领导人都过于精英制的说法，也是“在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来自贫苦家庭”的情况下说的。
当时，李显龙总理还发贴文回应严崇涛的澄清说：
“我很高兴他澄清了自己的一些说法，尤其是对我的部长的评语。严先生很多年前在贸工部担任我的常任秘书。我希望他在退休后，能继续支持他在杰出长时间的公务员职业生涯中，所参与建立的机构与体制。”
爱之深责之切的批评者
有意思的是，严崇涛在2008年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曾经说了这么几段话：
“当我还是常任秘书时，每年总有一两次单独与（当时的）李光耀总理进餐的机会。我很自豪地说，他一开始就告诉我，我们进行的是平等的知识性交谈。他尊重我，我也尊重他，虽然我们曾发生口角（笑）。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李光耀总是仔细聆听他人的观点，再综合大家的意见。”
“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是我的太太，都不时警告我不可越轨，否则会招惹事端。说实在的，我不相信我们的领袖是那样的人；当然我也自律，不提忌讳课题如语言、种族和宗教等。记得有一次，一位教友告诉我很高兴读到我的文章，也很高兴我还没“人头落地”。我听后哈哈大笑，但我知道她并无恶意，她其实是在夸奖我们的制度（能容得下批评）。”
看到这里，就不难理解严崇涛“爱之深、责之切”背后的那份退而不休的责任与焦虑，以及为何他会被称为“爱着新加坡的批评者”。
最遗憾：没能像李光耀那样学好华语
严崇涛的父亲严福归是从中国海南岛来新加坡落地生根。不懂英语的他凭毅力，在短短三四年内考取高级剑桥文凭（相当于现在的A水准）。二战时期又学会日语，后来成为一名法庭翻译员。严崇涛的母亲也来自海南岛，帮人洗衣赚取收入。
父亲在他9岁时过世，当时本地的英校由英殖民政府开办，学费较便宜，因此母亲就让他报读英校。由于母亲没念过书不会说华语，因此他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华文或学好华语。
“我就是没有内阁资政李光耀的那份毅力，要学好华语，得每天投入至少一小时，我缺乏这样的恒心。李资政掌握了华文，能够阅读华文报，这点比我占了优势。”
严崇涛先后三次尝试求师学华文，却总是因为缺乏毅力，一直没有成功，只能应付一些日常对话。但是他却说得一口流利地道的海南话，自认骨子里比年轻一代有着更强烈的“华人DNA”。
严崇涛走了，新加坡从此少了一位“爱之深责之切的批评者”。但是相信他的公务员DNA还会继续被人津津乐道，语录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