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疫情昨天出现惊人的发展，不仅是单日病例大增到287起，而且其中客工相关的病例超过200起！
大家不安的是，近日越来越多个宿舍成为感染群，客工成为确诊的关键群体，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许通美教授最近转载海峡时报的文章痛批本地社会对待客工犹如第三世界，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网络媒体揭露出客工宿舍的卫生恶劣，在红蚂蚁那篇文中就写出很多。
2013年小印度暴动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全世界也因为那是新加坡极其罕见的社会动乱事件而特别关注。
根据后来一些民间义工团体和舆论的探讨，在引发暴动的众多原因之中，除了当时导致一名客工死亡的车祸激起人群情绪，以及酒精刺激之外，客工对平时生活处境累积的不满也是原因，虽然这一点调查庭报告不赞同。
后来，我们陆陆续续看到有关客工生活的报道，多是关于大型宿舍有更多设施、更人性化的设备，等等。
不过这一次，很多新加坡再度有机会关注到客工生活的时候——多亏许通美教授带路——大家才发现12个人一个房间，不干净不卫生，出入开工挤在没有座位的罗厘……才是他们的现状。
红蚂蚁文章里写的这个客工的话，如果不是不满，那什么才是不满呢？
印度籍的客工Venkate S.H说：
“厨房和我们的房间里有很多蟑螂，还有蚊子。厕所里的小便池的尿满到溢出地上，客工们踩着尿，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今天，一个清洁工在厕所清洁时，喷完水就走了，并没有使用任何滴露消毒水，也没有处理已经堆积了两天的垃圾。吃完的饭盒堆在垃圾桶上，而这些垃圾桶离我们的房间很近。”
从小印度暴动到现在，经过那么多年，根据人力部网站，本地建筑业客工人数从2014年底至今已经减少了三四万人，大约是28万多人，女佣反而略增，25万多人。新加坡社会对客工的依赖就这样一直跟着各方面的建设需要维持在人口的相当比例。
从一个角度来看，依赖客工对新加坡这样努力在各方面持续发展并致力满足民众各种需求的小国寡民来说，完全无可厚非。这是人力与经济的问题。
但从另一个角度，就牵涉到我们社会用什么观念看待外来务工者。
很多人心里会想，客工在新加坡的角色其实就像当年过番赚吃的华人猪仔或者红头巾，感觉他们赚够了或者合约到了就会回去，是过客，不是家人。于是在政策上，让雇主将薪资、住宿、健康福利等等精打细算一番，以社会中最低的成本换取他们的劳力。
对雇主来说，空间的合理性、食宿卫生，都必须尽量压低成本，并且规模越大越划算，客工是人力商品，其存在必须符合雇主的利益。
有些客工在本地待了很多年，家乡一直没改进，干脆就移民留下来，其实就像当年的华人移民。新加坡社会对这群外来者的观感，平时由于生活空间不同，是不大明显的。很多人明白要感激他们，却没有太多帮助或者关心他们处境的机会，也因此很少有了解的机会。
但从差不多相同处境的女佣身上，我们倒可以体会出一些国人的心态，媒体长年累月最不缺乏的一种新闻就是虐待女佣，是不是如果近距离相处，很多雇主也会忍不住虐待客工呢？
我们社会如果有一种价值观是懂得感恩，或者最低限度，懂得善待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冷眼旁观），那么就不会容忍到处在发生的女佣虐待案，也不会觉得12名客工挤在一个房间、卫生问题，可以大家眼不见为净，是可以被社会忽视的事。
客工的雇主、宿舍的经营者，都有自己的算盘，未必是故意要恶待他们，那么决定客工待遇、处境、生活条件的，最终就是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
大瘟疫让我们看到，在社会里占据一个大比例的群体，他们的安居乐业丝毫不容我们忽视。
在瘟疫初起之时，如果我们知道他们的生活环境，就应该明白那是传染病的温床，就跟老人院一样，那怎么确保他们不受感染就是当务之急。
如今爆开了，再说不免是事后孔明。然而我们最好都珍惜这个教训，明白怎么对待这样一群人，会决定我们社会的安全指数，也决定我们的文明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