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执法之道，用的应该是法家，还是儒家？还是儒法兼用？
昨天在国会议事厅，内政部长尚穆根谈儒论法，说了一段春秋战国和秦汉历史，让人有点意外，也有久违的感觉。
国会里现任部长和议员，技术专家为多，在各式现代理念中进出自如，却很少走入千百年前的历史。
印象中，最后一次在国会里谈古远历史和哲学的，是九年前离开政坛的前外长杨荣文。这位熟读史书的部长曾经借古人明志，表示赞赏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说法。这样的心志，在那严谨的政治氛围中很有石破天惊的感觉。
在开国元老中，吴庆瑞研究北宋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拉惹勒南则熟悉西方古典哲学，经常引经据典，为民众输送人文素养。
尚穆根谈话的重点，不在中国哲学，而是借以说明新加坡维持法纪、保家安民之道。
脱稿演讲的他，先从香港谈起，说这半年以来的暴乱，导致香港警察失去往日的威望，成了众多港人眼中的公敌。
他以同情的语气谈论港警的困局：既要维持法纪，又要应付抗议者粗暴的袭击，还面对充满偏见的媒体和社会舆论。
他说：“港警时时刻刻都面对香港内外人士的批评，即使是在休假的时候，也必须时刻确保家人不受攻击。”
香港的经验对新加坡有什么启示？
尚穆根说，首先，我们不应该让一小部分人恣意破坏社会安宁，危害多数人的利益。
此外，他说社会的安定，不能单靠严明的法律和执法，还要有清明的政治和社会公义，多数民众必须觉得体制是公正的，是对他们有利的。
这位律师出身的部长接着谈到中国历史，并说应该以史为鉴。
他说：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知道，在秦朝之前的战国时代，是四分五裂的局面，法家思想被秦统治者认为是结束割据、统一天下之道。然而，法家提倡的严刑峻法终究不是长治久安之计。”
他说：
“到了汉朝，统治者改用儒家的仁政，以德治国，以身作则以便教化人民，进而维持社会秩序及和谐。”
然而，儒家思想也有局限，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奉公守法，但总有一小部分人目无法纪，肆意破坏安宁，所以严明的执法不能避免。
尚穆根说，多年以来，新加坡有个形象的问题，人们以为我们单靠严刑峻法，而实际上，我们依赖的是一个人人公平、让多数人获益的体制，并且是我们法律机制的基础。
换言之，这位部长说的是一个儒法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体制。
注意时事的蚁粉或许会说，那个新加坡的形象问题，或者也可用在这位部长身上。
说起这位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许多人会想起他在国会里与反对党交锋时的雄辩滔滔，有如在法庭里盘问对立的一方。
不过，铁汉不忘展示柔情的一面。
经常浏览他的脸书的人，不难发现他是爱狗的人，也不难发现他勤走基层。在他担任议员三十多年的选区里，华人庙宇特别多，庙里的各种节日庆典都有他的踪影。
或许做人如治国，都应该有法有儒也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