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来势汹汹，疫情正在升级，各地指挥防疫的领导和专家，都在捉摸如何发布信息，既要人们提高警惕，又不要人们惊慌失措，以免病毒还没全面来袭，整个社会已经被惊吓所吞噬。
大疫当前，不怕和太怕，都一样可怕。
很大程度上，整个疫情源自武汉人的“不怕”。
春节前夕，在香港任职的病毒学家管轶到武汉观察，结果吓了一跳，在接受中国《财新网》访问时说：
“这次我怕了。”
管轶发现当时的武汉人不惊不慌，还在“安心准备过大年”，因为虽然病毒已经散播，但武汉官方若无其事，“还没拉警报”。他见状马上逃离武汉，乘坐飞机回到香港。
1月19日，中国武汉百步亭社区还举办万家宴。（互联网）
那是两个星期前的事，现在说来好像事隔多年；原本不怕的武汉人，如今惊慌失色，需要各方物资的援助和精神的支持，才有希望继续挺下去。
到了今天，在疫情升级的时候，信息铺天盖地而来，人心惶惶很难避免。防疫领导和有识之士都知道，维系信心，安定人心，跟防范病毒一样重要。
过去几天，害怕的心理带来的极端反应，使到病毒还未全面来袭，社会的裂痕和经济的脆弱已经一一暴露出来。
在欧美国家，久违了的黄祸论一时四起，人们惊觉黄色人种原来带着原罪，隐藏着的种族歧视找到了正当的突破口。
在新加坡，一些人也搁置禁忌，开始拿种族和宗教来做文章，一位宗教师甚至说这是天谴，是上苍对肮脏民族的惩罚，显然忘记了中东民族也曾经不幸成了病毒的“宿主”。
这些毫无掩饰的歧视和恶言，将在各地社会留下一道长远的、很难愈合的伤痕。
人们对疫情的恐惧，也表现在街头的乱象。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民众对日常用品供应的焦虑，但香港民众的恐慌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便利店里的日用品被一扫而空，医护人员竟能理直气壮地在这紧急时刻大谈罢工。
在我们这个岛国，领导人处理疫情时语言谨慎，神态淡定，不料也招惹一些非议，说他们不够紧张，让人以为病毒不够狠毒。殊不知，领导人如果乱了阵脚，人民必定更为惊慌，恶性循环之下，病毒抵御战就很难早日结束。
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候，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往往是上上之策；政治的恩怨纷争，可以留待日后追究，病毒消失后还大有机会。
当我们还沉着应战的时候，各国旅客也因为这里病毒传播的扩大，也纷纷取消到新加坡旅游的计划。英国政府还刚宣布，
凡是最近到过新加坡和几个亚洲地区的人士，在入境之后必须隔离观察。
毫无疑问，随着各种禁制措施的颁布和信心的流失，我们的旅游业、航空业和整体经济已经进入寒冬。如果社会上下惊慌失措，必定难上加难，在病毒还未大举入侵之时，我们已经先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