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地狭人稠的岛国，“居者有其屋”一直是新加坡赖以立国的政策。然而，并非每一位国人都足够幸运，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新加坡首个针对全国街头流浪者人数的统计就显示，本地大约有1000名街头露宿者。
这项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黄国和（Ng Kok Hoe）主持的调查统计发现，全岛各处都有街头露宿者的踪迹。
不过整体而言，街头露宿者较多聚集在租赁组屋比例较高的成熟组屋区，如市区、勿洛和加冷都各别计算到超过50名露宿者。其中露宿者最多的前十大区域为：
- 市中心（241）
- 勿洛（74）
- 加冷（55）
- 中峇鲁（47）
- 宏茂桥（46）
- 裕廊西（45）
- 大巴窑（41）
- 义顺（40）
- 后港（39）
- 金文泰（38）
相对来说，武吉知马、盛港和三巴旺则都少于10人，是全岛计算到最少露宿者的区域。
（海峡时报）
该统计报告也勾勒出街头露宿者的基本形态：
- 87%是男性
- 46%是华人
- 平均年龄54岁
35%街头露宿者的教育程度为小学或以下，41%有中学学历，其中2名受访露宿者甚至完成了大学学业。
在组屋区底层露宿的流浪汉。（联合晚报）
经济问题和家庭冲突是两大主因
街头露宿者流浪街头的原因大多和经济状况有关，其中47%露宿者是因为事业、工作不固定和低薪而无家可归。其他主要原因则包括家庭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访查的义工发现相对于一般人对街头露宿者总是衣衫褴褛的刻板印象，28%的街头露宿者其实形象尚算体面。
通过访问其中88名露宿者，该调查进一步发现并非所有的街头露宿者都是失业者。每10位街头露宿者中有6人有工作，但多数从事清洁工和保安等低薪职业。
而相比起新加坡3467元的月收入中位数，有工作的街头露宿者每月收入中位数仅有1400元。
令人担忧的是，街头露宿者难以跳脱流浪街头的循环。约31%的受访街头露宿者已经无家可归超过6年或更久，显示一旦掉入露宿街头的漩涡，短时间内很难再翻身。
统计也发现，每4名露宿者中有1人每天只能吃一餐，或完全没吃，健康和营养摄取的情况堪忧。
《海峡时报》报道，大约26%的受访露宿者声称自己名下其实有登记住处，包括政府津贴的租赁组屋或自己购买的组屋单位。然而，家庭问题或与室友不和导致他们不想回家。
40%受访的街头露宿者表示自己曾经在过去一年求助，对象包括社会服务中心、家庭服务中心和国会议员。
露宿者流落街头的原因不外乎经济因素或家庭失和。（联合晚报）
学者建议放宽租赁组屋限制
这份统计报告一共动员近500名义工在三个多月内完成探访，地点涵盖全岛1万2000座组屋以及其他公共和商业区域。
所有义工都在晚上11点半后出动，计算在公共区域过夜的人数。
主持统计报告的黄国和表示，长期露宿会导致街头露宿者的身体和精神耗损，进而限制他们在经济上发展的机会。
此外，街头露宿者流落街头的原因林林总总，或许也是40%露宿者虽然试图求助，却依然无法跳脱困境的主因。
他建议政府应该扩大接触无家可归者，同时改善租赁组屋计划。
现行制度规定，单身者必须和另一位单身者配对才能租住受政府高度津贴的租赁组屋。许多露宿者是因为和室友发生冲突或基于隐私，而宁愿露宿街头。
为此，黄国和认为政府应该考虑取消上述限制，以协助更多街头露宿者“居者有其屋”。
东海岸公园也曾出现露宿海边的“帐篷村”
我国东海岸公园在2016年曾惊现“帐篷村”。根据《新明日报》当年的报道，该处有十几户人家沿海扎营为家。
其中大多数“住户”都是膝下无子的夫妻，或迫于生活压力、或等待迁入租赁组屋，因此不得不暂时住在海边。
“帐篷村”的村民各有苦衷，但几乎都离不开经济压力，如失业和缴不起房租。
东海岸公园涌现“帐篷村”。（新明日报）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资料，2017年有79%国人居住在组屋，20.8%国人居住在公寓或有地住宅。
虽然“居者有其屋”某种程度上几近成功，但1000位露宿者彰显出居住问题仍然存在。
街头露宿者的人数比例不高但绝非微不足道。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人们应该享有同等的居住权，并避免露宿问题导致阶级流动进一步僵化，限制低下阶层人民跳脱困境的机会。
这份统计报告或许能给有关当局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找到方法落实真正的居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