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一则社会新闻，“社会企业”成为连小贩都耳熟能详的词汇。
裕廊西小贩中心因为经营者收取托盘等费用而激起小贩不满，风波虽然在政经贩（政府、经营者、小贩）三方取得共识后暂时平息落幕，但衍生出来的问题让社会看到“社会企业经营小贩中心”这个概念所存在的问题。美食家司徒国辉甚至呼吁政府收回小贩中心经营权，主要理由是这些小贩中心是公有的，在本地约三万张街头小贩执照中，寄身114个公共小贩中心的只有6000张。
由社会企业经营的裕廊西小贩中心，12摊贩最近联署，最终获得管理公司取消让他们吃不消的奖励食客归还托盘措施，改以顾客付出托盘押金的方式替代。（联合早报）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共小贩中心作为提供相对廉价餐饮选择的地点，其实不算多，而在不多的选择中，如果因为成本高涨或授权不当的经营者、规划者，导致传统公共小贩和技艺退场，很容易就颠覆本地公共餐饮业的景观。
然而一些经营者的措施出现争议或明显不当，就一定要把小贩中心收回国有才是出路吗？
社会企业应以服务公共利益为大前提
“社会企业是什么”，其实没有太多争议，尽管定义有不同，但内涵必定是以服务公共利益为大前提，手段则仰赖企业经营的灵活性、财务规划技巧、市场营销策略等等。在这过程中，收支平衡、不损耗公共资源是关键，由于盈利不是最主要甚至不是重要的考虑，因此往往可以把更多资源放在产品核心的研发、创意等等。
换句话说，今天所谓社会企业小贩中心的成本太高以致无法经营的困境，是果而不是因，如果经营者真能依据小贩中心的社会目的去规划经营，成本就不可能高。经营者不必承担小贩中心的建设费用，一个小贩中心几十个摊位，每一个摊位都负责自身范围内的清洁卫生、水电费用，剩余的公共空间需要多少维持费？现在一般小贩中心的管理费每个月数百元甚至更高，这样的“收入”作为维持公共卫生和清洁的费用，应该是足够的。但是如果经营者有过多的人力和盈利考虑，当然就要捉襟见肘。
我们可以理解少数必要的额外开支，例如统一清洗碗盘，但是请几个洗碗工一个月要多少钱，（大多是外劳吧）也是可以算出来的吧！在此之外的费用，就需要很强的说服力才能令人接受了。
“社会企业”讲求公共利益 “小贩中心”讲求各自盈亏
既然近日的案例不足以成为完全收归国有的理由，我们还是可以回到“社会企业有没有可能将小贩中心做成功”的问题。本来，“社会企业”和“小贩中心”是两个内涵相当不同的概念，前者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后者是个体户的集中营业地，虽然是集中地点，但基本上个体户还是各自煮炒，各负盈亏。
然而作为集合体，小贩中心是有公共利益的，这一集合体形成规模，为大众提供廉价美食或者至少温饱的选择，从低层次看，有着稳定社会的巨大价值，高层次来说，则是一个社会厨艺的展示场。
既然有这样的公共利益，以社会企业的形式去营销或经营它，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地点选址成另一问题
传统上，很多小贩中心都临近居民住家，顾客不成问题，但近年一些新建的却在选址上出现偏差，远离住宅区或者居民日常生活区，这是小贩中心的大忌，才会出现需要安排车辆载顾客来的问题。
如果小贩中心地点没有问题，社会企业所要负责的日常事务，所费不应该高到哪里去。于是社企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和小贩沟通，请专人（或者社企经营者本身就是美食专家）针对产品（也就是食品）的种类、口味、用料等等进行探讨，如何注入创意，如何开发新口味，如何改进顾客满意度，也可以协助小贩寻找国外相似的食品作为比较参考，协助寻找或采购更好更划算的食材，甚至招聘助手，提供摊位展示的创意意见。应该做的还有进行顾客满意度调查，帮助小贩得到更精准的顾客反馈意见，改进烹调。
卫生部兼环境与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右）本月19日表示，已要求环境局检讨社会企业小贩中心模式，若发现不合理，将会追究。（联合早报）
真正的社会企业不能只满足自己的口袋
随便举例就可以写出小贩中心的许多改进之道。总之，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一定能够帮助小贩成长、壮大甚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能，进而带动小贩中心的成功，与此同时给顾客最美好的舌尖感受。如果一个经营者满足的是自己的口袋，你可以肯定他不是我们所理解和所需要的社会企业家。
按照政府的计划，在2027年前还将有另外13座小贩中心要建成，并且将交给有社会意识的企业管理。所以最终选择社企的责任在政府，而社会企业经营小贩中心这个不错的理想，成功还是失败，也就跟政府息息相关。所托得人或者非人，不但可以从具体的小贩收入判断，也可以从主观的顾客口感满意度和食物创意去体会，而它的长远结果，则是新加坡街头美食更上层楼或者崩盘流失。
卫生部兼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说，这个模式还在学习和评估。国人都希望学习的成果是个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