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企业经营小贩中心的模式,是不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最近因为一则社会新闻,“社会企业”成为连小贩都耳熟能详的词汇。

裕廊西小贩中心因为经营者收取托盘等费用而激起小贩不满,风波虽然在政经贩(政府、经营者、小贩)三方取得共识后暂时平息落幕,但衍生出来的问题让社会看到“社会企业经营小贩中心”这个概念所存在的问题。美食家司徒国辉甚至呼吁政府收回小贩中心经营权,主要理由是这些小贩中心是公有的,在本地约三万张街头小贩执照中,寄身114个公共小贩中心的只有6000张。

20181022裕廊西小贩中心.JPG由社会企业经营的裕廊西小贩中心,12摊贩最近联署,最终获得管理公司取消让他们吃不消的奖励食客归还托盘措施,改以顾客付出托盘押金的方式替代。(联合早报)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共小贩中心作为提供相对廉价餐饮选择的地点,其实不算多,而在不多的选择中,如果因为成本高涨或授权不当的经营者、规划者,导致传统公共小贩和技艺退场,很容易就颠覆本地公共餐饮业的景观。

然而一些经营者的措施出现争议或明显不当,就一定要把小贩中心收回国有才是出路吗?

社会企业应以服务公共利益为大前提

“社会企业是什么”,其实没有太多争议,尽管定义有不同,但内涵必定是以服务公共利益为大前提,手段则仰赖企业经营的灵活性、财务规划技巧、市场营销策略等等。在这过程中,收支平衡、不损耗公共资源是关键,由于盈利不是最主要甚至不是重要的考虑,因此往往可以把更多资源放在产品核心的研发、创意等等。

换句话说,今天所谓社会企业小贩中心的成本太高以致无法经营的困境,是果而不是因,如果经营者真能依据小贩中心的社会目的去规划经营,成本就不可能高。经营者不必承担小贩中心的建设费用,一个小贩中心几十个摊位,每一个摊位都负责自身范围内的清洁卫生、水电费用,剩余的公共空间需要多少维持费?现在一般小贩中心的管理费每个月数百元甚至更高,这样的“收入”作为维持公共卫生和清洁的费用,应该是足够的。但是如果经营者有过多的人力和盈利考虑,当然就要捉襟见肘。

我们可以理解少数必要的额外开支,例如统一清洗碗盘,但是请几个洗碗工一个月要多少钱,(大多是外劳吧)也是可以算出来的吧!在此之外的费用,就需要很强的说服力才能令人接受了。

“社会企业”讲求公共利益 “小贩中心”讲求各自盈亏

既然近日的案例不足以成为完全收归国有的理由,我们还是可以回到“社会企业有没有可能将小贩中心做成功”的问题。本来,“社会企业”和“小贩中心”是两个内涵相当不同的概念,前者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后者是个体户的集中营业地,虽然是集中地点,但基本上个体户还是各自煮炒,各负盈亏。

然而作为集合体,小贩中心是有公共利益的,这一集合体形成规模,为大众提供廉价美食或者至少温饱的选择,从低层次看,有着稳定社会的巨大价值,高层次来说,则是一个社会厨艺的展示场。

既然有这样的公共利益,以社会企业的形式去营销或经营它,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地点选址成另一问题

传统上,很多小贩中心都临近居民住家,顾客不成问题,但近年一些新建的却在选址上出现偏差,远离住宅区或者居民日常生活区,这是小贩中心的大忌,才会出现需要安排车辆载顾客来的问题。

如果小贩中心地点没有问题,社会企业所要负责的日常事务,所费不应该高到哪里去。于是社企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和小贩沟通,请专人(或者社企经营者本身就是美食专家)针对产品(也就是食品)的种类、口味、用料等等进行探讨,如何注入创意,如何开发新口味,如何改进顾客满意度,也可以协助小贩寻找国外相似的食品作为比较参考,协助寻找或采购更好更划算的食材,甚至招聘助手,提供摊位展示的创意意见。应该做的还有进行顾客满意度调查,帮助小贩得到更精准的顾客反馈意见,改进烹调。

20181022许连碹.jpg卫生部兼环境与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右)本月19日表示,已要求环境局检讨社会企业小贩中心模式,若发现不合理,将会追究。(联合早报)

真正的社会企业不能只满足自己的口袋

随便举例就可以写出小贩中心的许多改进之道。总之,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一定能够帮助小贩成长、壮大甚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能,进而带动小贩中心的成功,与此同时给顾客最美好的舌尖感受。如果一个经营者满足的是自己的口袋,你可以肯定他不是我们所理解和所需要的社会企业家。

按照政府的计划,在2027年前还将有另外13座小贩中心要建成,并且将交给有社会意识的企业管理。所以最终选择社企的责任在政府,而社会企业经营小贩中心这个不错的理想,成功还是失败,也就跟政府息息相关。所托得人或者非人,不但可以从具体的小贩收入判断,也可以从主观的顾客口感满意度和食物创意去体会,而它的长远结果,则是新加坡街头美食更上层楼或者崩盘流失。

卫生部兼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说,这个模式还在学习和评估。国人都希望学习的成果是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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