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党第四代集体领导的16名成员罕见地发出联合声明，呼应荣誉资政吴作栋要求他们尽快选举下一任总理人选的新闻，再度挑起坊间各种议论。
这则新闻却首先让我联想到《联合早报》庄慧良1月6日的报道《管中闵是台大强心剂》其中一段话：“台湾各公立大学校长自从1994年《大学法》通过后，反对官派校长，推动‘教授治校、校园民主’，却如《联合报》社论《选出一位次次佳大学校长，有何意义？》指出，台湾公立大学的校长选举逐渐被带向民粹、庸俗和派系运作，不但校长的产生皆由校内教授‘主场优势’宰制，甚至绑桩、围事、放话、耳语，丑陋至极，导致国际优秀人才不愿前来受辱、内部卓越人才也无意淌浑水，形成恶性循环。”
显然，并非什么事情都可以靠所谓的民主投票来解决，有时候反而适得其反，台大1994年推动校长选举，高举的是反对官派校长的正义大旗，但结果却导致“丑陋至极”的选风，甚至让人才却步的恶性循环之中。
行动党面对一人一票民主选举 统治合法性货真价实
回到行动党第四代领导人的新闻，通常只有在“不民主”的政体，才会把领导人分成一代二代，如一党专政的中共，或世袭的平壤金氏政权。但是新加坡的情形却远非中共、平壤所可以比拟，毕竟行动党每四五年都要面对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让全民打分。而且在最近的2015年全国大选中，更以70%的高票延续执政。当然，异议者会指出，新加坡的选举并不能用“自由”来形容，尽管投票是秘密的，但是政府控制了包括媒体在内的绝大部分公共资源，让反对党难以壮大。
行动党每四五年都要面对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让全民打分。图为李显龙总理在2015年的一场大选竞选活动中与支持者握手。（海峡时报）
这些批评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也可能犯上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在这个人手一机的移动智能时代，新加坡人对外部世界乃至异议观点心知肚明。因此，人们可以批评支持行动党的选民保守、胆小怕变，却不能指责他们无知。同时，批评者或许也不要忘记，台湾选民在2000年时“换人做做看”的决定，却因为在野阵营根本没有做好执政准备，结果得到的是八年的乱政和沉沦。所以，行动党尽管背负着“不民主”的骂名，其统治合法性却是货真价实的。
于是，行动党这种权力代际传递的做法，从一个角度看非常“不民主”，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合法且正当，对现代政治理论构成新的认知和诠释的挑战。
西方民主失能 民众与统治精英互信流失
在批评行动党的“不民主”之前，必须意识到“民主”的光环正急速消退，特别是在其西方发源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1月9日发表于《联合早报》的《精英堕落时代的秩序危机》，有相当不错的分析。此文的其中一个洞见，就是西方统治阶层（精英）已经在道德上堕落，目前维系西方民主制度的只靠法律，但是“简单的法治仅仅是维持西方的制度，而很难对现行制度作进一步的改善”。
就因为西方民主的失能，导致普罗大众和统治精英互信流失，政治无法有效运作而正在失去“普世价值”的高地，用“不民主”来批评行动党的权力交替做法，因而可能达不到批判效果。
残酷地说，所谓的一人一票选举领袖看似公平透明，其实就算在西方社会，选举所发挥的作用，更多在于为上台的统治精英披上合法化的正当性外衣而已。选民并不能选自己要的代议士，他们的人选早在党内初选时就已经决定，大选投票只是确认党内的意志。尽管如此，这个授权的过程和仪式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现代意义的“天命”。如何知道“天听自我民听”呢？就看选举结果。
一人一票未必能选出好领导人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举的意义在授权，却未必能达到“选贤与能”的效果。这也是行动党喜欢引用的论点：election和selection不是一回事。根据这个论点，一人一票未必能选出好的领导人服务国家，美国人选出了特朗普，只是最近最形象的例子。反而，行动党这种按部就班、长期栽培的方式，才能去芜存菁，为国家延揽所需的治国人才。同时，治国不但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更需要经验，行动党的做法至今证明能够取得善治（good governance）。
这其中当然有老王卖瓜的利益冲突之嫌，可是也不能全然因人废言。政治是一门专业，需要知识和经验，可是选举却可能产生类似特朗普这种门外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检验，行动党的内举方式就万无一失了吗？
2011年大选被视为是新加坡一场“分水岭大选”。反对党工人党攻下阿裕尼集选区，打破行动党在集选区的堡垒，也给行动党模式敲响警钟。图为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在胜选后答谢选民。（海峡时报）
行动党模式容易导致精英和基层脱节
2011年的“分水岭大选”表明，行动党模式也容易导致精英和基层脱节，从李显龙总理事后一再嘱咐行动党人要谦卑、勿忘自己是人民公仆而不是主人，以及副总理尚达曼发明”温情的任人唯贤”（compassionate meritocracy）这个概念，显示行动党自身检讨教训之后，也意识到任人唯贤制度所筛选出来的，不一定都是爱民如子的贤人。这个反省，加上相关的政策调整和身段放软，让行动党于2015年又重新获得选民的强力委托。
由16人组成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能否从中吸取教训，当然还有待观察。上两次大选的成绩显示，在selection和election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张力，或许最有利于新加坡的未来。国家的确需要有经验的治国人才，但是却不需要自以为是的傲慢精英意识，甚至是如郑永年所说的道德堕落的精英，一人一票多少能够医治这种大头病。
至于第四代是否够温情，会如何温情，还有待下一轮内阁改组，这16人在职务上有更明确的分工，以及他们在新岗位上的表现才能下定论。当然，真正的定论，还在于新加坡选民在下一届大选买不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