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屠杀是指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新加坡后针对当地华人有系统的种族清洗。新加坡沦陷后，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行动，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和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他们在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因为侦查的时候没有记录的关系，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伤亡人数。但是日本和南洋两方都有不同的总数，日本的官方数字是5000，可是新加坡华社给出的数字是10万。战后的审讯中的证据提出的数字是约25000至50000人左右。
简介
新加坡日治时期是指日本统治新加坡的时期，由1942年2月15日英国殖民地政府投降起，至1945年9月12日在政府大厦举行日军投降仪式为止。日占时期是新加坡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日军尤其是宪兵队对当地的华人做出了诸多暴行。为了报复新加坡华人之前支持中国抗日和新加坡的义勇军，日军从1942年2月18日至25日进行了大检证又称肃清。最后日方抓走了几万人，当中绝大多数被带到郊区或偏远的海边予以集体枪杀，剩下则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人民开始有了政治觉醒，这次的沦陷让新加坡人开始相信要靠自己保卫这片土地，间接促成新加坡脱离英国的统治走上独立的道路。
背景
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击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开启。日本的目标是要通过攻占东南亚，来取得当地的天然资源。日本当时资源匮乏国力低下，如果不是靠着掠夺东南亚各国的资源，经济早就崩溃了。另外作为英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中心，日军必须要拿下新加坡才可以彻底把英国人赶出东南亚。南洋华人在抗战初期直接汇款回国给家人加上义捐之数达到50亿元，而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不过18亿，更有许多华侨回中国投身抗战一线。因此日军对华侨十分的仇视，新加坡被攻陷后，居住在这里的华裔也遭到日本的报复。
日军入侵马来半岛
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为珍珠港事件隔天）开始入侵马来半岛（史称马来亚战役），首先在马来半岛北端暹罗领地北大年府登陆并且击退驻守该地的暹罗宪兵，目标是向西南越过 [[马来—暹罗边境]] 进攻马来半岛西部地区。同年12月11日亦有一支日军在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峇鲁登陆，这与日军在暹罗的北大年府及宋卡港所实施的登陆行动相配合。
英国皇家海军派来了Z舰队包括航空母舰不屈号、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却敌号、及4艘驱逐舰，该舰队在战争爆发前已到达该区并由海军上将汤马鄞·菲利浦斯指挥，目的是拦截准备登陆哥打峇鲁的日军，但是不幸地该舰队航空母舰不屈号在途中搁浅，不得不回航。由于日军拥有空中优势，导致英国皇家海军于1941年12月10日威尔士亲王号及却敌号被日本空军轰炸机在彭亨、关丹外海击沉，这使得英属马来半岛的东海岸门户大开，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经此役后更无力对抗日军的登陆行动。
日军利用快报废老旧轻型坦克快速地突破了驻守在丛林里面的英军伞兵坑防线，因为在马来半岛上英军连一台坦克都没有，坦克被英军参谋认为不适合在丛林地形作战，故英军在马来半岛上没有配置坦克。当时拥有9万余人占了人数优势的马来半岛驻守英军却持续败退，最后不得已只能撤至新加坡，撤退时英军顺势将连接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两地的柔佛长堤炸毁、隔绝两地，让整个新加坡岛瞬间变成一座要塞方便防守。1942年1月31日，战争开始仅55天，日军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
过程
沦陷
1942年2月1日，负责指挥日军的陆军中将山下奉文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先派一部队在新加坡岛东北部和近乌敏岛一带水域，成功吸引了驻守在该地区英军的注意力，然后在新加坡岛西北部的日军趁机用充气皮艇渡过马来西亚柔佛海峡并在莎琳汶、克兰芝、林厝港和裕廊的海滩登陆。日军受到星华义勇军和盟军的联手抵抗，揭开了新加坡保卫战的序幕。
1942年2月13日，日军第18师以猛烈火力攻打鸦片山（巴西班让），爆发鸦片山战役，是为日军攻打新加坡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由于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战亡400人，所以决定乔装成英国印度兵。守军于鸦片山上、仅剩42人的第一马来军团的阿南·宾·赛义德·迪上士识破了敌人的诈术，对日军展开攻击。最后，马来军团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阿南上士遭俘虏。日军为了泄愤，把阿南的四肢砍掉，并将他用麻袋装起来倒挂在树上，用刺刀朝他刺了几十刀。阿南死时仅27岁。
势单力孤
在新加坡的很多地方，例如裕廊前线、巴西班让沿海防线、武吉知马沿海海岸等地，义勇军都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激战，曾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而义勇军队员也有很大伤亡。但英国由于以保卫遭受法西斯同盟德国侵略的本土为主，除1月下旬曾有少量从马半岛退守的援军抵达新加坡外，并没有向驻新加坡的英军提供其它任何实质上的军事援助，造成防守新加坡的力量势单力孤。再加上由于训练和装备等问题，新加坡英军节节败退。
在多次败于日军后，英军总司令部决定投降。由于此时“星华义勇军”仍在继续抗日，英军总司令部在投降后于2月13日下令解散“星华义勇军”。2月15日，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在武吉知马的福特汽车厂亲自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正式将新加坡的主权交给日本，高达12万人的英军全部被俘。部分被俘虏的英国士兵。
华人开始备战
1941年底，日本占领马来半岛后，开始准备入侵新加坡。新加坡当时和马来半岛等东南亚区域一样，也是英国殖民地，驻有英国军队，不过新加坡当地居民以华侨为主。面对日本的即将入侵，新加坡华人积极开展准备活动。一些华人组织的“华侨抗日义勇军”成立后，正式成员人数达到数千，包括党员、工人、学生在内的新加坡各地人民。12月30日，新加坡华侨的各派人士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对“华侨抗日义勇军”的抗日行动进行资助。
1942年2月1日，日本开始进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白思华随后宣布新加坡攻防战开始，并决定防守前线，驻新加坡的英军开始与日军交战。与此同时，2月8日，千余名“华侨抗日义勇军”队员，在“保卫星洲”的口号下，由马来亚共产党党员林江石率领开往前线协助英军作战。当时的英军宣布新加坡的“华侨抗日义勇军”将是隶属于马来半岛英军司令部的“星华义勇军”，待遇和不列颠印度军队以及英属澳洲军队一律平等，被遣送至当时也是日本领土的台湾，在台北州基隆郡瑞芳街金瓜石设立的金瓜石战俘营，强制进行采矿等工作。
英军投降
白思华中将(Lt. Gen. Arthur Ernest Percival)在1942年2月15日，农历新年（春节），向大日本帝国陆军的陆军大将山下奉文投降。约130000个印度、澳洲和英国士兵成为战俘，当中许多遭遣送到缅甸、日本、朝鲜、满洲国修盖铁路。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日军将领“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将之改名为昭南岛（意指南方光明之岛，或昭和天皇在南洋获取的领土）。在行政上，新加坡则成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为“昭南特别市”。因此，新加坡日治时期也被称为昭南时代，并由大达茂雄担任第一任昭南特别市市长，内藤宽一是第二任市长（也是最后一任）。
星华义勇军
新加坡被日本占领后，由于新加坡保卫战中“星华义勇军”坚持抗日，再加上此前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例如新加坡的南洋机工曾在中国接受军事训练，然后派往滇缅公路服役，与中国国内机工共同抗日等），日军对新加坡抗日的华人进行了许多报复和整肃，尤其是杀害了许多义勇军队员，约五万人遇难。新加坡人民的保卫战在日本的猛烈攻击下最终失败了，一共坚持了八天。不过，随后一些义勇军成员开始了游击战术，将抗日行动一直持续了下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抗日力量也对新加坡的抗日力量进行过大量援助。
日军勒索华侨
当时日军还勒索南洋华侨，要华侨交出五千万元俸纳金。山下奉文当时给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俸纳金，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日本人成立了南洋华侨协会，要七十多岁的华侨长老林文庆博士担任会长，并要他以协会的名义去筹钱。新加坡要负责一千万元。
林文庆已是72岁的垂暮老人。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后，急需利用一些社会上有名望的领袖人物来为其服务，而当时公认的华侨领袖如陈嘉庚等人，早已出走，销声匿迹。于是年逾古稀的林文庆在劫难逃，被迫出面组织了“华侨协会”，并筹集5000万元的“奉纳金”献给日军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作为愿对日本的军事统治加以合作和支持的一种表示。
林文庆被迫无奈，受尽煎熬。但他也利用“协会”及其“会长”身份，营救了一些爱国华侨。如“南侨总会”财政李振殿被日本宪兵拘捕后，就是由林文庆签具保证书而获释的。据当时在“华侨协会”当秘书的陈育嵩回忆，当李振殿被保释出来时，日宪兵队长水摩指著林文庆对他说：“呶！这位是你的救命恩人，快上去向他跪谢！”李当即跪下去，林文庆不知所措，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相对无言，老泪横流。又如古晋侨领黄庆昌等被日本水上宪兵拘捕，也是由“华侨协会”出面保释的。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当局豁免对他的谴责。
物资短缺
由于资源严重缺乏，米价从一斤五元涨到五千元。于是，日本军政府定量供应粮食，成人每月可领4.8公斤，儿童2.4公斤，致使许多民众不得不在自家花园里种植木薯、番薯、香蕉等农作物。同时，政府也发行新的军用票（俗称“香蕉票”），使其与殖民地时代的叻币同值使用。可是随着军政府的滥印钞票，其价值贬到100叻币可换2380元军用票。
屠杀
在1941年12月到1942年2月，日军侵略军发动了马来新加坡战役。在抵抗作战中，最为勇敢就是马来人民抗日军。这是由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主要由华侨组成的抗日武装，有两个旅，大约4000人。他们在金马士(Gemas)重创了日军25军战车第一联队以及安藤支队。南洋的华侨们为祖国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们出钱出人支援祖国的抗战，不管是亲共的陈嘉庚先生还是亲国的胡文虎先生，他们都是为了祖国不受日寇蹂躏。当时的日军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不是有华侨的支援，早就解决中国问题了。这就是新加坡大屠杀的思想根源。
随着2月15日英军乞降，新加坡沦陷。马来新加坡战役以日军的完全胜利而结束。日军占领新加坡几天后便出示一份布告，要求所有新加坡18岁至50岁华人男子到四个地方集中以领取“良民证”，但是到了集中地点等待着华人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警察，印度警察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变节分子的对所谓“反日分子”的指认。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日军捆绑赴海边，惨遭重机枪扫射。到后来为了节约子弹，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十公里左右的地方将人推到海里。
日军屠杀被“指认”的华侨，手段极其残忍：有将人互相捆绑推入海中用机关枪扫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尽或用机枪射杀、军刀砍杀的，种种花样令人发指。多年来，对于日本修改教科书、派兵海外维和以及首相、政界人物频频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东南亚一些国家和中国、韩国一样，总是予以密切关注乃至谴责。其原因在于，它们都曾经遭受日本的野蛮侵略，对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尤其是新加坡，由于经历过日军的大“检证”、大屠杀，所罹受的伤害更深，反应也更加强烈。
都有哪些人被杀
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会陷落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了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是一记沉重的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日本军部早就对星洲华人欲除之而后快。占领新加坡后，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便与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参谋主任杉田大佐等人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要求全岛日军在三天把人员肃清。
肃清活动开始
1942年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著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的后顾之忧。”参谋长铃木则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置（死刑）”。
2月18日，残酷的大“肃清”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华侨，不分男女老幼，携带一周粮食，前往7个集中地接受甄别。不到3天，7个集中地的学校、工厂、住宅、街道都挤满了华人。白天烈日曝晒，夜晚寒风侵肌，华人在死亡的恐怖中，心惊胆战地等待着审查。仅仅几天，就有一百多人被挤死，闷死。
尽管有《抗日华侨名册》（新加坡的日本侨民和柔佛州警方有关人员提供）和汉奸的协助，但要在短短三天内，从七八十万华侨中甄别出五六万名“抗日分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整个甄别过程实际上充满了“儿戏”——只盘问职业者有之；以貌取人者有之；抽签抓阄者有之——总之，是生是杀，完全随“皇军”意志支配。
日本陆军中鼎鼎大名的战争狂人辻政信当时正担任马来方面作战处主任参谋，他也是“肃清大屠杀”的主要推动者。2月22日，辻政信巡视了负责惹兰勿杀地段“肃清”工作的日军部队。在听说大西觉的分队只甄别出了70人后，辻政信大为光火，严厉斥责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这一句话便让大西觉的分队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了几十辆汽车，风景宜人的樟宜海滨遂成屠场。
海南华侨是被重点搜杀的对象，因而遇难的比例特别高，1947年4月《新加坡大“肃清”案战犯审讯记》曾有这样的记述：“芽笼区则为日军施虐最残酷惨毒之地区也。华侨居民不问男女老幼，均被驱步行往直落占老之英校草场，忍饥耐渴，曝日露宿。凡二日，妇孺乃得释回。男子蹲踞草场，任曝骄阳，稍一动弹，拳足交加，甚或驱上罗厘（货车），每车三五十人不等，一去不返。及至22日，凡经检出之教员及识字者、公务人员、义勇军、南来不及五年者、有五万以上资产者及海南人等，均被载往锡叻七里半处屠杀，为数之众，为各区之冠”。
有多少华人惨遭杀害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是5000人，但新加坡华人方面主张的的数字是10万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新加坡法庭是英国人的法庭，死了多少华人也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只是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于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战争罪行，至于几万名华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们心上，这个五千人的数字出于当时的“昭南市”（日军占领新加坡以后立即在2月17日将其改名为“昭南市”）警备司令官河本参郎的自供，没有人做过任何调查。
日本军队在上次大战中犯下的一次10万人以上的大屠杀罪行有三次：南京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和菲律宾大屠杀。这三次大屠杀中唯有新加坡大屠杀是在十分清晰的命令和指挥下进行的。有发令者，指挥者和执行者，有铁一般的证据！发令者是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指挥者是第25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执行者是第九旅团团长河村参郎少将。
从2月19日起，日军即下令所有几十万华人分区集中到几百处场所“检证”。华侨通常被要求自带几天干粮前往指定地点等候。他们拥挤在一处睡卧不得，连日饱受日晒风霜之苦。好不容易熬到受检之时，便须连过几关台湾线人和日军官兵的审查和盘问。由于“检证”匆忙，日军并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计划来，所以实际执行时标准各异，各区军官完全随个人的好恶行事。有的“检证”点专门拘捕有钱人，有的“检证”点则专门拘捕戴眼镜者。不幸被“检证”出来的，即被卡车拉往郊外集中处死；侥幸过关的，则身上盖一“检”字放回。
据回忆那几天新加坡全城妇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刮大风、又是下大雨的，真是血雨腥风，可能是上天有感应吧！战后调查，日军集中屠杀华侨的地点多达几十处，包括榜鹅海滩、旧樟宜海滩、圣淘沙海滩、东海岸靠近码头的地方都是当时的屠杀场地，并有大量遗骸被发掘出来。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新加坡各地展开了庆祝抗日胜利的活动。讽刺的是，日军投降日是华人的中元节，许多人索性将军用票当作冥纸，烧给先人鬼魂。
随着日本投降，新加坡人民欢天喜地。由于英军尚未抵达新加坡，这里仍由日军管理。但是日本的战败导致这些原本仗势欺人的士兵失去威风。当年替日本人工作的人都被周围的人唾骂为“汉奸”，甚至遭到仇杀。日本军营遭焚，商店遭洗劫一空，新加坡已经差不多进入了无政府状态。
最终，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厦举行了投降仪式。代表新加坡的是东南亚联军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将军，日方则本来是由南方日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签字，但是因为他在西贡病倒，所以改由马来半岛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代替。虽然英军的回来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他们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在人民的眼里，他们已经不是那么战无不胜的了。
二战结束
虽然华人社区要求殖民政府在当众处死这两个军官，但是英政府只让6个受害者的家人去看。被判死刑的军官在1947年6月27日被处死。虽然当地和华人极之不满，新加坡英政府认为肃清大屠杀告一段落而没有再向日本要求赔偿。但是，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统治以后，另一股新的反日情绪又兴起。日本外交部在1963年拒绝新加坡政府的要求。日本的理由是1951年的《旧金山条约》已经就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赔偿作出了和解。但是前总理李光耀作出回应，说英国殖民政府不可以代表新加坡人的声音。
在1963年9月，新加坡的华人开始了一个罢买日货的活动，但是他们经济上只可以维持7日。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后，新加坡政府再一次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和道歉。在1966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同意向新加坡政府赔偿5000万美元，其中一半是津贴，而另外一半是借贷。但在这个赔偿中日方并没有作出官方道歉。
悼念死难同胞
1962年，中华总商会负起社会义务，设立募捐委员会，将新加坡各处陆续发现遭日军屠杀的人民遗骸合葬在美芝路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下。自1967年开始，每年的2月15日，即日军占领新加坡的那一天，新加坡人都会来到纪念碑公园，焚香烧烛，祭奠亡灵。总商会都会在纪念碑前举行献花仪式。除悼念日侵时期死难者外，此项活动更为提高国民－尤其是年轻国人的国家意识，让他们了解自由与和平的可贵，灌输全民防卫观念的重要性。每年，新加坡全岛公共警报系统在沦陷日，中午12时05分鸣响，其目的在于提醒军民团结，共同保卫新加坡。
对新加坡日治时期的历史有兴趣的话，请搜索新加坡电视剧《和平的代价》视频。这部连续剧真实的反映出当年的境况，岁月无声，人间有情，历史决不容忘怀 ，陈嘉庚和林谋盛烈士等历史人物和新加坡先辈的抗战经历和苦难使新加坡后人深为感动！
屠杀人数
关于被日军“检证”杀害的华人数目
多年来因统计上的困难，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彼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朝日东亚年报》提供的资料，也说新加坡被甄别出的华侨有7万名。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咨询局进行初步的登记，只查出2721名遇难者。在1947年3月10日开审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五千以上的华人。但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上述数目，由于“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则极力压低杀人数目，掩盖罪行。当时负责检证而被指控的警备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证他所负责的市区内只有四五千人被杀，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坚持说不知道，就是矢口否认曾经大规模杀害过华人。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改为六千人，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压低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无论侵略者怎样掩盖真相，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早就提到过，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举；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因“检证”遇难的华人应超过二万五千名；而新加坡华人也一直都相信，被“检证”杀害的华人当在四五万名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