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每个国家在治理上最脆弱之处都暴露无遗。
疫情初期，新加坡因严格的隔离政策、有效的病例追踪而控制了病例速度，压平疫情曲线，表现突出。
但谁也没有想到，新加坡的疫情会因为外籍客工（新加坡本地人对外籍劳工的称呼）的居住问题而急转直下，抗疫成果仅仅维持了2个月。
到了3月底，居住在逼仄狭小宿舍里的客工接连确诊病例，并在客工之间相互感染。
| 新加坡新冠病毒感染情况。
图片来源：CNA
自4月1日起，新加坡的疫情开始爆发，在四月中旬达到高峰。到如今，新加坡已确诊23,336例感染病例，整个4月份新增的不幸感染者当中，又以外籍客工居多，90%的病例都来源于客工的聚集性传播。
黄色条所表示的，正是那些住在工人宿舍的最底层的外籍客工。
为什么外籍客工受感染如此严重呢？
新加坡的外籍客工
新加坡的外籍客工，分为三类：
一类是持有就业准证（Emploment Pass，EP）的外籍客工，通常是高端技术人才，从2020年起，每月工资不得低于3600新币，目前有67200人。
一类是持有S准证（S Pass）的外籍客工，他们有学历证明，通常在新加坡从事中级职能的工作，从2020年起，每月工资不低于2400新币，目前约有197,7800人。
另一类是外籍劳动力的底层人士，他们往往受教育程度不高，工作技能属于半熟练状态。在新加坡的建筑业、制造业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这类外籍劳工人数最多，有981,000人。他们在新加坡持有的是门槛最低的工作准证（Work Permit，WP），目前薪水等级在1800新币以下，但后续可能会有调整要求。
| 2019年，新加坡人口情况。从中可以看到，新加坡168万（接近30%）的人口没有新加坡居民权，这30%的人中，又有41%的人口为底层外籍客工。
图片来源：《新加坡人口简报（2019）》（Population in Trend 2019）
同样是外籍劳动力，但特征有所区别：
就薪酬待遇而言：EP > S Pass > WP；
就人口规模而言：WP > S Pass > EP；
而三者在新加坡最大的待遇区别，在于WP类客工没有提交永久居住权的资格。尽管前两类申请者可能遭拒，但至少有这样的机会，但WP类客工，连门都没有。
就连这次新冠病毒，也专挑这些干着最苦最脏的活、享受最低待遇的WP类客工下手，他们因为居住条件差，一人感染，同屋的人也很难幸免。
为了阻断病毒的传播，新加坡下令将确诊病例的客工宿舍进行隔离，从一开始的榜鹅S11宿舍和西雅卓源宿舍，如今整个国家的43处客工宿舍中，已有一半多的宿舍受到隔离。
| 位于新加坡卓源东路的客工宿舍，外籍客工被隔离，不能外出务工。由图片可见客工狭小的生活空间。
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他们与新加坡的公民之间，横亘著一道看不见的围墙。
新加坡原本是各国的抗疫标杆，到如今，客工宿舍成为新加坡疫情的爆发点，本质上反映了新加坡发展背后的严重问题：住房，尤其是底层外籍劳工的住房问题。
病毒的狡猾也可见一斑，它暴露了一个国家最不愿意让人知晓的那一面。
新加坡的住房问题
与外籍客工相比，在对待已入籍新加坡国民的住房问题上，新加坡可谓悉心照料，成绩斐然。 要知道，新加坡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第二大的国家：小小土地上（约720平方公里），2019年已有人口约570万，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866人。
人多地少，自然就有住房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不陌生：想想北上广深的漂泊无房的外来人口…… 还有香港地区，不仅是外来人口居住有问题，大部分香港居民的住房环境都很差。
| 香港“棺材房”
图片来源：Photograph by Tyrone Siu/Reuters
跟据2016年香港人口统计报告，约有20万香港居民住在“棺材房”里，如上图所示的㓥房、笼屋。这样的住房环境下，人均居住空间只有一个停车位那么大，也就能放一张床以及个人必需用品。
尽管住“棺材房”的人占少数，但在香港，住房难、买不起房是不争的事实。
同为亚洲四小龙，新加坡的住房问题，比香港好一些，但仍然面临不小的压力。
而且这个问题早在新加坡1965年建国的时候就有了。
60年代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不堪入目的城市。当时25%的居民挤在岛上1%的区域内，经常是五十多个人挤在一起，居住的地方不是贫民窟，就是在水道旁临时搭建的小屋。
| 新加坡独立初期约有30万人居住在棚户区的半永久性庇护所中，那里卫生差，更不用说医疗保健。
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 新加坡的“前世今生”
图片来源：左-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右-路透社
除了有“房荒”，新加坡还面临就业、交通的问题，但是经过短短50多年的发展，新加坡完全换了个模样，同时经济得到快速转型发展，一度成为亚洲四小龙，成为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
这是新加坡了不起的成就。
当时，刚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虽然百废待兴，但首任总理李光耀选择了直面“房荒”挑战的态度，要“管理刚独立的新加坡，照顾200万新加坡人的生计”。
第一步 规划
新加坡政府解决住房问题的第一步，是建立专门的住房管理部门——建屋发展局（HDB），开始了有名的“居者有其屋”计划。
但住房的规划，要兼顾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要考虑新加坡未来30-50年的变化，同时还要想到当人们的经济条件变好时，对城市的要求也会变高。
所以住房规划要统一于严谨的城市规划。
新加坡的规划分成三级，分别是概念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
所谓概念规划，是站在宏观的角度制定这个城市未来30-50年的规划蓝图，确定大方向上的土地策略。为避免与现实脱轨，这个规划每20年调整一次。
而总体规划，就是要制订每一块土地的面积大小、使用用途，发展参数等。总体规划每5年就要更新一次。比如在1958年诞生的总体规划蓝图中，将新加坡土地按照不同的功能划分区域，分成工业用地、居住用地、中央商务区等等。
详细规划，就是针对这些区域再做更细致的规划。 最后这些规划都会形成法律文件执行。
第二步 获得土地
规划决不能是一纸空文，有了规划，下一步就是按照规划执行。
摆在政府面前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土地严重不足。一是新加坡本身土地面积小，二是很多土地在私人手里。
怎么办？ 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国土，二就是强征土地。
增加国土的办法就是填海造陆。
新加坡的土地开垦其实从殖民地时期就开始了，只是到了建国后20世纪60、70年代逐渐扩大规模，一直到新世纪前20年，可以说非常成功。
如今新加坡720平方公里的土地，约有160平方公里是通过填海获得的，相当于整个新加坡的四分之一。
填海工程中比较著名的有滨海湾中央商务区的近岸填海工程，以及如今的樟宜机场。
1984年到2012年新加坡广泛的土地开垦的卫星图像截图，有兴趣的学友可以看完整版，十分酷炫。 视频来源：R3LOAD Network 其二就是强征私人用地，这个方法让新加坡政府拥有的土地从1960年的40％，增加到目前的80％以上。
那么，为什么新加坡强征土地能够如此顺利？
原因一，政府颁布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来保证征地的实行：新加坡专门设有《土地征用法》《土地改良法》《土地税征收法》，使政府征收土地时有法可依。其中，1968年颁布的《土地征用法》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有权根据“公共目的”强制征用土地，同时赋予建屋发展局使用的权力。
原因二，新加坡政府给予原有土地者合理的赔偿，同时政府对于土地的再利用严格按照前面的规划进行，让人们知道这些土地并非为了政府私利，而是为了居民的利益。
这一点非常重要。
毕竟涉及到政府将土地收归国有后如何管理的问题？
还是拿香港特区举例。特区政府拥有除教堂以外的全部土地，但是75％的土地都未被开发，其中城市居住面积竟然只有3.7％。而政府对这稀有珍贵的土地并不会直接规划和管理，而是将其拍卖给地产商，最终建造出天价的房子。
新加坡政府则不同，他们对土地的规划和管理按照既有的规定进行，虽然也会“白地”（未开发的土地），但是对这部分土地，新加坡不会完全闲置，而是会暂时铺上草坪，供人们在上面散步、运动，未来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再重新启用这部分土地。
如此人性化的规划，自然会受到新加坡人的欢迎与支持。
而征用过来的土地，除了发展经济，首先就得解决住房问题，其管理部门就是上面提到的建屋发展局。
第三步 组屋计划
建屋发展局获得规划土地后，就开始了著名的组屋建设，以解决居民居住问题。
所谓组屋，就是建屋发展局在居住用地区域建立的公共住房。
由政府营建公共保障房，类似的事情，各个国家都有。但往往伴随着巨大争议。
关键在于，这样的住宅最终被谁真正使用了或购买了？真正解决了谁的问题？会不会最终都去了富人手里？它的价格是否让人们买得起？居住环境是宜居的吗？
或许新加坡跟其他国家的区别是，在落实上效率很高。建屋发展局对组屋从设计房型到分配制度上，都做了详细的讨论规划，以保证真正需要房子的人有房住。
建屋发展局局长刘太格曾在采访中表示：
“我们建屋发展局不是只提供住宅，是提供生活方式、宜居生活……我们做规划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居民生活的基本要求”
刘太格是现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曾荣获新加坡建筑师协会金奖，负责新加坡的城市规划。
他还曾参与中国30多个城市的规划，比如北京、天津、上海等。
他在组屋的设计细节上会充分考虑到人的需求，秉承“以人为本”的原则，比如他会从邻居与邻居沟通的问题上，考虑窗户的位置。
| 一人一扇窗的组屋设计
图片来源：罗君豪摄
住房面积也尽量满足人们的需求。最开始时，由于住房紧急，大家的收入水平都不高，那个时候的组屋都是一小户型为主（35㎡）。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购买力提高，建屋发展局也有更多的精力了，房屋的户型也丰富了，有了三房式（65平米）、四房式（90平米）、五房式（110平米），到了90年代，甚至出现了公寓、中等入息公寓（HUDC）等。
| 中等入息公寓（HUDC）是政府为满足收入比较高的普通人所建造的公寓，面积比普通组屋大。
图片来源：Sqfeed Journal
只不过，在组屋的分配上，绝对不是谁有钱就谁住。
新加坡首要解决的是本土公民、居民，最后才是外籍客工的住房。
在新加坡买房必须要考虑以下条件，身份、是否有私人房产、收入如何、家庭结构如何。
一般情况下，购买者必须是新加坡公民，其他家庭成员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同时，如果你已经有了私人房产，则没有资格申请。
此外，居住计划侧重于家庭的需求，所以未婚的个人就没有资格申请组屋。
当然，为了照顾到不同群体的住房需求，新加坡此后又施行了许多房屋计划，比如公共住房计划、未婚夫妇计划、独身新加坡公民计划、单身合住计划、非公民配偶计划、孤儿计划等等。
然而，即便如此，新加坡的住房问题，也一直没能彻底解决。 因为人口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根据2018年新加坡总理办公室公布的一组数据，到今年，新加坡人口将达到600万，而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提升为690万。如此庞大的人口，该如何安置？ 新加坡政府远比一般人想的更远。
虽然预估2030年人口才会到690万，但新加坡已经开始考虑当人口达到千万级别时如何居住的问题。
2018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主导启动了一项1.5亿新币的“未来城市”科研计划。
新加坡准备启动一个1000万人口城市的规划。
能容纳1000万人口的“未来城市”是什么样的？ 有一个视频，叫做“新加坡未来会把家园建在哪？”（Where Singapore’s Future Homes Could Be Built），把新加坡的种种住房设想，用生动的镜头一一展现。 非常开脑洞。 新加坡未来的房子，要建在空中、海上、水道上、铁路公路上以及老旧建筑上，各种配套设计，非常科幻。 我们选了几个片段，让大家感受一下。
海上漂浮建筑是一家日本建筑公司正在研发中的新型建筑，将容纳5万人，建筑分为顶层居住区、中层办公区、底层蔬菜农场，宛若一个小型的城市。专家称这种建筑预计在10年内完成，寿命为100年。
新加坡大部分时间闲置的水道上空是建筑的好去处，并且建造过程十分简单，先搭建框架，再从工厂中运来建造房屋的组件，最后搭建完整的房屋。
| 在老建筑上重新改造设计早有案例，上图为德国汉堡2017年建成的地标建筑，一个在河边的现代化音乐厅。
图片来源：CNA Insider
这些建筑有的已经还在研发，有的已经成为了现实。
如今，91%的人新加坡人都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相信以上述如此脑洞的计划，就算人口最终到了一千万，100%的新加坡人都解决住房问题并不是一个难以想像的事情。
而且，对于新加坡正儿八经的国民，在住房问题上，得到的是一种国民福利待遇。
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将住房当做是政府运作的商业项目，相反，这是政府提供给国民的福利：组屋政策乃是国策，是要加入财政预算中的。
组屋计划的资金，来自政府将拥有的土地拍卖给开发商和私人的收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交给建屋发展局使用。
与开发商和私人的土地买卖，都有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如果开发商向政府购买土地的话，必须在五年内建好，并在固定时间内卖出。如果没有在规定期限建好，或按照规定时间卖出，都要接受政府惩罚。
所以房地产商在新加坡购买土地需谨慎，并在如此严格的管理制度下，房价大体上趋于稳定。 而私人向政府购买土地，一般情况下，价格是居住用地价格的10倍以上。如果改变用途，还需要交溢价费。
为了获取更多资金，建屋发展局本身也会进行商业活动，比如建设一些店铺和办公用房，租金比私人房地产的要低，但能保证是赚钱的；为防止租户高价转租，建屋发展局对此又进行了严格管制，规定不得转租。
这些赚到的钱，建屋局再用来补贴公共住房的价格。
总之，在国民的基本住房上，新加坡没有“房奴”，因为建屋局在为国民买单。 新加坡人对政府很放心，很满意。
新加坡折叠
既然是国民待遇，是福利，如果没有新加坡国民身份，只是外籍客工，那就无法享受到这些福利与预算了。
虽然，说起来，新加坡的每一个住房计划，都离不开外籍客工，尤其是WP类客工的汗水与苦力，但这些房子与福利，与他们无关。
外籍客工被排除在新加坡居住计划优先度之外。
也许新加坡人对外籍客工的态度，就跟北京人、上海人对待外地人的态度一样：土地就这么多，房子就那么一点，凭什么让外来人口住？ 所以，前面提到的，目前新加坡的五十多万WP类客工，他们在新加坡的居住，由雇主安排，安置在新加坡的43个客工宿舍里。
这些宿舍也是由建屋发展局规划实施，承包商承包建筑。
虽说新加坡的《外籍雇员住宿法（2015）》中强调，每个客工都需要有4.5平米的私人空间。然而，由于新加坡的雇佣成本都由政府算在雇主头上，雇主需要为雇佣员工提供包括工作准证、保险、住宿、餐食、体检……为了减少雇佣成本，也为了图省事，大部分雇主不会另外高价租赁房子，通常都会选择让雇员居住在客工宿舍里。
实际居住情形，一个宿舍，多的有20人，少的也有10来人，所谓的床，不过是平板。客工们完全没有私人空间，卫生间和浴室是公用的……
这也意味着，疫情之下，对于这些客工，保持严格社交距离是不可能做到的，甚至连1米间隔也很难。
而不愿意挤在十几二十人一间宿舍的工人，还可以选择住在新加坡本地人出租的组屋之中，同时得提前通知雇主，并且自己额外支付房租。
房租倒也相对廉价，但问题是依然拥挤。
虽然新加坡明确规定，四房式的组屋不能租给超过6个非血亲关系的租户。但事实上，很多新加坡本地人并没有遵守这个规则，他们将组屋分成若干间，置办几个上下铺，租给那些愿意交房租的客工。只要客工不扰邻，邻居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通常不会主动去举报。
此外，由于新加坡《外籍工人指南》有规定，外籍客工：
（1）你只可从事工作准证卡指定的职业及为指定的雇主工作。
（2）你不可参与任何生意或创业。
（3）你只可居住在开始工作时雇主所指定的地址，如果你要更换地址，必须通知你的雇主。
（4）你必须接受由新加坡注册医生所进行的体格检验，如果体格检验不合格，你的工作准证将被撤销。
（5）不管任何适合，你必须随身携带工作准证正本，并且必须在政府官员向你索取时出示工作准证，以供查证。
这就导致外籍客工通过某个雇主来到新加坡之后，很难脱离雇主的控制，转向其他工作，从而自力更生，赚取更多的工资去改善居住条件。
这些外来劳动力，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在拥挤不堪的床位上睡觉，醒来后出外出卖劳力，一边省钱一边挣钱，把工作收入的大部分寄回家乡的父母妻儿。
他们与新加坡国民的差别，构成了现实版的新加坡折叠。
| 居住在客工宿舍和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客工感染病例数。 图片来源：CNA
当疫情呼啸而来时，他们也成了最脆弱、最不受保护的群体。
他们是新加坡社会最难以为外人道的一面。
如今，那些居住在客工宿舍的人，已经成为本次疫情的最大受害者。
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对比： 在4月20日这一天，没有住在宿舍的客工，感染数为30人，而宿舍客工感染数高达1400例，是前者的47倍。
新加坡，新加坡。
一夜之间，新加坡宛如两个世界：一个世界只有低感染率，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居民；一面则是高感染率，无法申请永久居住权，蜗居在宿舍的外籍客工。
而在疫情爆发后，新加坡政府对客工宿舍实行了阻断措施，仿佛这些客工所居住的空间独立于新加坡的繁盛之外。
| 《北京折叠》是科幻作家郝景芳创作的中篇小说，小说里设定了三个互相折叠的世界，隐喻上流、中产和底层三个阶层，以科幻的形式书写了一个现代城市的寓言，映射出当代社会中人们对于阶层区隔固化和贫富悬殊的深切焦虑。2016年8月21日，《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
新加坡过去的成就，世界瞩目：从小小城市国家一跃而为亚洲四小龙。文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 这么有成就的国家，会忽视外籍客工为新加坡付出的辛勤与汗水吗？ 会为改善外籍客工的条件增加投入、作出调整吗？ 疫情之下，每个国家，虽然都暴露出了脆弱点，但也同时有了新的选择机会。 或许可以期待，新加坡成为东亚社会一个新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