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访新加坡,会谈方法独特,李光耀:从未见过如此领袖

1978年11月12日,新加坡巴耶利巴机场庄严、肃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带着众多政府官员以及仪仗队早早等候在此,他们似乎在迎接重要的客人。

不久,一架波音707客机放下机轮,之后降落在巴耶利巴机场,一位矮小精干的老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迈着健朗的步伐走下飞机舷梯,他就是时任我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

李光耀总理见状,热情地走上前去迎接小平同志,邀请他检阅新加坡的仪仗队。随后,李光耀和邓小平一起乘车去总统府的宾馆进行会晤。

在新加坡,邓小平仅仅停留了两天,却是收获最多的地方。

同样与邓小平仅仅会谈两天的李光耀,对他留下了极其特殊的印象,他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这样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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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李光耀)

在后来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中,他专门提到与邓小平的这次会谈,并给出这样的评价:“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

那么邓小平与李光耀都谈了哪些内容?为何李光耀会对邓小平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这次会谈对我国后来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会谈前的中国与新加坡

中国与新加坡的友好往来要追溯到唐代。当时我国与淡马锡(新加坡的古称)有着瓷器等商品的贸易往来,这些贸易和移民在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所写的《岛夷志略》等古代著作中均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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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夷志略》)

19世纪,新加坡被英国殖民者占领。

从那时候开始,英国殖民者大量贩入中国劳工进入新加坡从事劳动,这些中国劳工在新加坡繁衍生息,形成了庞大的华人群体。这也使得新加坡成为华侨最为集中的国家,华侨人口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76%。

1965年,李光耀所在的人民行动党带领新加坡走向独立之后,新加坡和中国因为国家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等原因,除了有限的民间贸易往来之外,几乎没有官方的对话与合作。

不仅如此,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逐渐出现对立情绪。新加坡方面认为中国是个潜在的威胁,因为新加坡国内的马来西亚共产党、社会主义阵线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组织都在掀起一阵阵共产主义运动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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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共产党组织都以夺取当地最高政权为目标,而他们都或多或少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

加上中国当时处于“十年动荡”时期,中国的海外电台有时会发出呼吁当地华人支持共产主义革命等言论,新加坡政府当时认为中国政府是在“输出革命”,因此对中国感到十分恐惧。

同时,他们还担心一旦中国从国内事务中缓过来,增强自身实力之后,有可能会干涉和支配东南亚国家。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新加坡政府与中国政府基本不来往,并且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甚至是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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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

而这种不友好的关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才趋于缓和。

两位“巨人”的会谈

1975年3月和1976年5月,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后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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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第二年的7月份,在我国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职务。

此后,小平同志一方面在国内领导和推动科学、教育等领域的拨乱反正,支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力图将国内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对话交流,将之前的国内动荡所带来的外交上的负面影响消除,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学习他国先进经验,为国内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宝贵思路。

于是1978年11月,作为中国当时核心领导人的邓小平率团出访东南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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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11月12日,邓小平一行抵达新加坡,这才有了文章开头,新加坡“巨人”李光耀在机场迎接中国“巨人”邓小平的一幕。在新加坡停留的两天中,邓小平和李光耀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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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谈的过程中,邓小平全盘分析了苏联在全球多地的战略部署和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认为所有反战的国家和人民应该组织起联合阵线,共同反对苏联这个战争贩子。

同时,他还呼吁新加坡政府一起防范苏联支持的越南入侵柬埔寨,一起抵抗苏联在东南亚的扩张。

对于邓小平的呼吁,李光耀并没有像几天前泰国首相那样果断地对邓小平做出承诺,而是到了第二天才向邓小平说出了目前新加坡周边的部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真实看法。

“…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这些亚细亚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亚各 国政府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李光耀表示东南亚部分国家将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看做是“输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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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

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中国的猜忌和敌意,并一直希望新加坡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一起对付中国。

李光耀之所以如此阐述自己的担忧,是因为在早前,他从中国获得了另一种说法,那就是“无论哪国的共产党在自己的国土上为解放事业而战,都会最终取得胜利”。

这一说法让李光耀在那以后对共产党的政策更加谨慎和严肃。所以本次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时候,他心内担忧,故而第二天才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李光耀以为邓小平的反应会非常的激烈和强硬,毕竟作为国家领导人当然会为本国的利益做打算。但邓小平的表现出乎他的意料,他不仅没有过激的反应,反而十分平静地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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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与邓小平)

李光耀听后十分诧异,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表示:“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

对于邓小平的问题,李光耀犹豫了一会,他在考虑是否真的需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的革命老将怎么做。

最终,李光耀还是决定直接和他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

对于李光耀的建议,邓小平强调中国政府通过电台广播在海外重申自己的华侨政策,主要是对越南反华行为的回应,因为前十年很多华侨在国内的亲属遭到了迫害,中国需要重新确立对华侨的立场。

至于东南亚部分国家所担心的“输出革命”问题,邓小平表示并不存在。同时,邓小平慎重考虑了李光耀提出的停止广播的建议,两年后,他综合分析了诸多现实和长远因素,果断停止了海外的电台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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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政治议题,邓小平在新加坡还在经济建设、科技、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讨,从李光耀那里了解到很多已经卓有成效的方式方法。

邓小平还在李光耀的陪同下考察了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区和新加坡的住房情况,对于新加坡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的模式和良好的秩序印象十分深刻。邓小平认为新加坡的一些好的经验可以用于我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

看到新加坡强大的工业体系以及繁华的商业经济之后,邓小平回忆起1920年,16岁的自己曾经来过新加坡。

当时的新加坡经济凋敝、十分破败。可是转眼将近60年过去了,当邓小平第二次来到新加坡时,这里已经是如此繁荣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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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感慨之余,邓小平深感我国急需改革,唯有改革才能走向富强。

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新加坡模式

1978年11月14日,结束访问行程的邓小平一行人匆匆回到北京,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召开四天了。

本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相关工作人员已经拟定了他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稿。但是在新马泰三国转一圈之后,邓小平开阔了思路,他觉得之前的讲话稿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形势了。

于是邓小平亲自起笔写提纲,最终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稿出炉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并在一个多月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正式吹响,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振兴科技、改善教育,没多久便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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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改革措施里,有很多经验是从新加坡那里吸取过来的。例如引进外资、设立经济特区、大力发展旅游业等。

新加坡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引进外资的,主要是利用发达国家需要将传统的工业转移到国外的机会,引进他们的资金和技术。

如此一来,国家的税收、民众的就业以及配套产业的发展都有了保障!因此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国经济,这也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借鸡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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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设立经济特区是前面说到的邓小平在考察新加坡裕廊工业区时得到的启发,中国同样在沿海城市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作为第一批经济特区。

这些经济特区的设立,创造了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在我国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还特别邀请当时的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作为我国的经济顾问,主要针对沿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提供专业意见。

除此之外,我国有效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为我国创收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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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

我国改革开放中对新加坡模式的学习不限于此,还包含了其他大大小小的很多个方面。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回来之后,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学习新加坡的浪潮。

到了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的时候,说出了“向新加坡学习”之类的话,再次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

在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开展了将近二十年之后,邓小平同志不幸离世。闻讯后的李光耀十分悲伤,只身前往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吊唁。

伟人已然离去,但是他留下的改革成果滋养着每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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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逝世)

结语:

一趟新加坡之行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新思路,短短两天的访问,吸取了诸多宝贵的经验。一幅革新致富的宏伟蓝图已在邓小平的脑海中缓缓展开。

他开放包容、善于反思的人格魅力让李光耀为之一惊并深深钦佩,两人的第一次交往便是如此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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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回到国内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敢于创新,勇往直前,让山河换了新装,让民众添了笑颜,中国从此走向富强。

后人必将继承小平同志的遗志,做改革的急先锋,将祖国建设成为世界强国。

编辑:栖心草堂

参考资料:

1、萧树《李光耀回忆与邓小平的难忘会见》. 领导文萃 2001.6

2、孙景峰《邓小平访新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最终决策》.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8年11月

3、武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史论》

4、肖秋生《中国与新加坡历史渊源》

5、方晓《中国—新加坡关系(1965-1976)——认知差异下的互不信任》. 红河学院学报 20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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