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阅读原文“下载新加坡眼APP，为你解决疑难杂症｜人类自古以来，从未间断面对各种灾难，这尤其是瘟疫对人类的巨大伤害。新世纪以来，先后爆发的沙斯、伊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症以及H1N1等，无不给予人类的生存与健康造成重创。从而预示着全球公共卫生有须受到更高度的重视。
2019年底，出其不意在武汉爆发的冠病19疫情，凸显现有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是如此的难以应对。无独有偶，尽管疫情之初，曾引起世人一片惊恐，但新冠病毒的来袭，不论国家的医疗先进与否，也出人意表地相续沦陷。这更意味着，当今的世界并没有人们想象或预期中那么有对抗“瘟疫”的能耐。
（图源：pixabay）
如今，冠病肆虐未足一年，全球就已超过4千万人确诊，死亡人数也多过1百万。疫情不但还在全球延续，更是看不到终结的影子。
为什么会这样？
这关系到在冠状病毒面前，每个国家的医疗专家和体制采取了怎样的评断与对策；更为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又是如何应对的？
回看冠病爆发的进程，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居然是，当医疗专家与相关机构力图战胜病毒之际；当医疗前线人员不惜冒死抢救病患之时，却有政治人物一再上演着无赖与无能的丑剧。把原本属于一个世界性的公共卫生课题，使劲的导向与依循医疗专业与科学循证的反方向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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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都知道，这一切都因为病毒的出现刚好在中美博弈走向激化的时间节点。于是，不管是出于防范疫情被利用作为博弈的工具，还是执着于国家、政党、利益集团的自私考量，如何应对冠病变相成为另一战场。这就不难理解，原本的中美博弈不仅没有获得缓和，反而越演越烈。
如此一来，在全球范围本应合作共同应对冠病疫情的重要关头，却出现了对立与撕裂的可悲情景。世人不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引导与帮助，反而加重了负担和痛苦。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所言，这次应对冠病19的斗争是一场最大的失败。
事实显示，在中美无法合作的大背景下，极其妨碍国际组织的共同协作。即使是世界卫生组织也难逃被质疑与诟病。这是极其反常与不幸的事态发展。
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的确是个难解难防难治的病魔。从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到病毒基因序列图解的出炉，虽为医学界破解病毒开启了难能可贵的时间窗口，可是，病毒的特异性及对其传播途径的了解，却让全球科学家和医疗专家费尽精力仍然无法全面攻克。在在显示，这一病毒既是何等的难以破解与难防，又是多么的难治难除。
两难相交，互为作用。这或许就足以说明，冠病19为何至今还无法找到根治的医疗配方，而世人却不得不面对病毒威胁的可悲与可怕之处。 冠病来袭，不同国家是如何应对的？ 冠病19在武汉爆发在先，随即扩散到中国境外。这让我们先是看到最严重的武汉疫情，随后，再看到一波又一波更严重的疫情在中国境外爆发。显而易见，如此演变的疫情，即意味着各国的防控思路与举措的不同有其根源，更道出了各需付出的生命、健康、经济与社会代价的差异。
在如何应对冠病课题上，如果单从医学的角度看，那是相对简单与直接的。问题是，如今它还是无法摆脱被政治化的伤害。基于此，笔者试图在众说纷纭的解读中，诠释一己之见。 中国应对冠病19的做法 去年12月，因武汉疫情爆发未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应对，导致今年1月中疫情的严重恶化。为阻断病毒的传播链，1月23日，中国政府在武汉实行全面封城举措，并在随后扩大到湖北省等。历经64天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湖北省实现了病例归零迎来了解封，而武汉也在第76天得以解除封城。这期间武汉面对了8万多起的确诊病例，死亡人数也高达4千多人。这在当时无疑是个惊人的数字与恐怖局面。
武汉封城初期的确引发各种议论，其中不缺非议与质难。事实显示，这是中国政府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结果。说白了，就是在中央的指令下，组织与动员各方医疗资源，包括速建“方舱医院”等手段，化解早已恶化的疫情。这种应对举措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一方面它快速的弥补了本土医疗资源的不足，另一面又可快速切断病毒的对外传播。当然这是它可取与有效的一面。
事实的另一面却是，不可避免引发了次生危害。就以发生在武汉封城期间的事实说明，因突然的封城导致百万外逃人潮引发的恐慌；交通与人流的全面中断导致病患无处求助；弱势群体陷入无依无靠；困守城中的游民的无家可归；还有更多实业因无法获得所需资源陷入绝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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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从中国应对灾难的历史不难看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治理模式，确有其巨大的能耐与效应。不过，这样的做法也反映出现有医疗体制的系统运作功能并不足够。换言之，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结合既有的医疗体系与全国资源以应对的做法，便已成为中国特有的模式。而封城无疑是它应对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被认为最有效的政策选项。
随着第一波疫情的受到严密管控，这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复工复产复课的环境。而且，更随着防控疫情的有效铺开，也很好地防止了第二波疫情的爆发。就像期间在北京新发地市场、新疆和近日青岛疫情的出现，都因采取封城（地区或县市），全面检测、快速隔离与治疗，加上联防联控（对离开疫区进入外地的人口也进行检测与隔离）而确保了不会因为地区性和外来输入型病例的出现影响经济与社会活动。这成了中国应对冠病的特色与成效。 发达国家是怎样应对冠病19的？ 不同于中国，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指欧美）应对疫情的对策，因为不同文化与体制的差异，显现巨大的不同。这有必要从不同的视角探索。
确实，当疫情出现初期，发达国家大致上持有相同的看法与应对举措。即认同新冠病毒的可怕危害，也依据现有医疗体系采取了预防举措。不过，严格说来并没有从中国疫情爆发的可怕情景，引起足够的警惕与防备。这也就是为什么疫情开始恶化后，出现穷以应对的困局。
为什么会这样？
平实而言，其中的原因未必完全一样，但基本上都有着不少共同点，这就是：
1、新冠病毒爆发初期，因固有的观念（包括自认西方医学与医疗体系的先进、没有生病不需要戴口罩），加上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存在误区（更像流感），以及不排除可通过“群体免疫”予以应对；
2、武汉疫情爆发成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件后，发达国家从政府到民间便开启了医疗物资的支援。其中海外华人（包括中国人）的抢购医疗物资，对本已面对医疗物质（因全球产业分工）无法自给自足的西方发达国家，无疑是雪上加霜； 3、鉴于冠状病毒特强的传染率，对老年人更高的致死率，这为疫情爆发初期的不得法对策，加上医疗防疫物资的奇缺，促使医疗体系不胜负荷，这才导致大面积的感染群与死亡现象；
4、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人权、民主自由意识所使然，决策者往往得面对难以管控的民众，以及权力分立与制衡衍生的掣肘，即使是同样采取封城举措也无法取得相应的效果；
5、更何况，现有体制（公共政策）和国民生存条件（贮蓄与债务）面对的局限性与社会规范，国民无法接受也不愿承受长期不工作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当第一波疫情从高峰趋好后，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便急于重启经济和社会活动。而不少民众更是按耐不住，置必须戴口罩和安全距离措施于不顾。这种在亚洲社会看来不可理喻的现象一再发生。“一方水土一方人”这句话，或许不失为形象的解读。
欧美发达国家的疫情从2月底3月初恶化以来，虽经多月苦战得以缓和，不过，问题重重。这造成决策者面对急切重启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民意压力，不得不开放边界与旅客的入境，以拯救经济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自7月以后的疫情防控，再次出现更为严峻的第二波疫情。如今甚至还需受到第三波疫情的煎熬。
当然，发达国家应对疫情也有相对成功的例子。就像南太平洋的新西兰、澳洲（维州除外），以及东亚的韩国和日本等。这就意味着，看问题不应一刀切一面倒，应对举措也不应只看其利不看其弊。
有需指出，至今为止不同国家应对冠病的成效，的确参差不齐。撇开政治人物的干扰引发的严重负面效应外，不容忽视国情、体制、文化等差异引发的不同效应。正如印度、巴西、俄罗斯、以色列、瑞士等大小国家的疫情都处于非常严重的情况。即使是东南亚的印尼和菲律宾也深陷严重的灾情。这一情况，显现事态发展真相的另一面，有须深入探讨。 新加坡是怎样应对冠病19的？ 新加坡防控冠病疫情所展现的对策，从一开始就严阵以待，并基于尽可能保持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情况下，实现有效管控疫情的扩散。这一做法，印证了从1月23日起爆发第一波的疫情，即从输入型病例开始到本土社区病毒传播长达两个月，累积1百44起的确诊病例后，仍有幸维持零死亡病例的记录。
然而，新加坡的防疫并非一帆风顺。从3月起，一方面因应对输入型和社区病例过程中，忽视了无症状病例的病毒传播，（3月中学校假期，4万多国人出国旅游回国后没有安排到指定地点隔离，同时期因国外疫情暴增敦促20万国人与准证持有者回国），而导致病例急速增加；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从3月底开始，疫情快速蔓延到多达32万的客工宿舍，以致演变成病例暴增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显现原有的防控对策已无法应对难防难控的疫情，新加坡政府不得不一改不封城的决策，毅然从4月7日起实行为期一个月的阻断措施（也叫断路器），后因疫情的严重而展延到6月1日。就这样，在严格实行戴口罩、保持1米安全距离，勤洗手，停业停工停课，加上对客工宿舍实行严密封锁治理，并得到民间的积极配合，才得以逐步化解疫情的恶化。随后在6月2日，开启了第一阶段的阻断措施解封。并在持续减少确诊病例的情况下，6月19日迎来了第二阶段的阻断措施解封。
截至10月下旬，新加坡正积极谋划第三阶段的阻断措施解封。这意味着，今后新加坡的防疫战斗将秉持与疫共存的情况下，誓言在持久战中打好每一个战役。另一方面，更决心通过谨慎小心的开启国门，重振新加坡航空枢纽地位，以提振受重创的经济，并带领人民走出冠病疫情肆虐的阴影。
新加坡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的城邦小国，就其防控疫情的表现看，尽管过程中因决策者的风险评估失准造成对策失误，引发客工宿舍确诊病例至今已达5万4千多起（只有2名客工因冠病死亡），约占病例总数（5万7915起）的百分之95%。但就整体抗疫工作的表现，仍具有不少成绩与亮点。这是因为，尽管总病例高达5万7千多起（约占人口的1%。其中无症状者的比重超过半数），扣除客工确诊病例，以及1,165起输入型病例，本土社区病例约在2千4百多起。总的死亡人数一直维持在低水平（28人死亡）。此外，不仅没有造成医疗资源挤兑，更长达连续90天没有病患住进加护病房，住院病患也已下降到34人（10月19日）。
在不主张封城锁国，尽可能维续正常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前提下，期间虽不得不实行长达55天的阻断措施，造成停工停业停课，仍然很难得在大多数时间持续着经济、社会和学校的活动。此外，7月10日举办的全国大选，也因防控措施到位而安全度过。这是新加坡极为不同的抗疫历程。 结语
了解与攻克新冠病毒是—科学，事关如何医治与药物。关键是快速检测与安全有效的疫苗。冠病的影响与应对是—政治，事关治理能力与政策选择。关键是政治决策的科学理性。
应对冠病的践行显示，如何有效防控冠病疫情，至今并无标准作业，因利弊评价不一，甚至各取所需。中国的严酷封城举措绩效显著，随后形成的防控配套也有其实用性。但事实的另一面却是，采取类似封城锁国举措绩效乏善可陈的案例不缺。反之，不实行严酷封城的国家和地区，坚持精准防控与维续经济社会活动而取得好成绩的案例也是有的。
同样的，在应对冠病过程中涌现政治化的国家，的确绩效难看，但也有人口大国即使力求抗疫还是无法避免病例高悬。与此同时，即使是人口小国（如以色列、瑞士、瑞典等）也有采取封城或不封城的做法，代价极大。当然中东专制国家与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同样面对疫情无法有效管控的下场。而南美国家成为重灾区之一的原因，无疑是更加复杂。
为此，没有什么比共同努力来的有意义。这是因为，如果一国、一族、一己之利无法成就人类的共同利益，自己也将无法置身事外。也因此，不论在这场艰苦的抗疫战斗中，成效利弊如何，除了互相学习，共同努力，既没有必要自夸自傲，更不应甩蜗推卸责任。
（作者：蔡裕林，新加坡政治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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