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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包容和尊重，就很难成为一座有生命的活力之城，而无异于一座令人生畏的冷漠之城。但是这样的生死问题却困扰着中国首都北京市，因为当地政府为了城市“瘦身”而在驱赶人口，特别是与其功能定位不符的外来务工人员。
因为大兴区群租房的一场意外大火，北京市政府启动了所谓驱逐“低端的人口”的紧急行动。所有在城乡结合部租住的企业和外来人口，都被政府勒令限期搬迁。由于事态紧急且毫无预警，人们被迫狼狈地四处乱窜，甚至露宿街头。
支持者认为，政府抓住了一个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绝佳机会，可以动用强制力进行运动式治理。反对者则担心，这种违反法治精神的乱作为可能贻害无穷，令抛家舍业而不得不离去的外来人口寒心，并让北京成为一座没有人情味的冷漠城市。
中国大中城市的迅速扩张和蓬勃发展，同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的付出是离不开的，但是他们却得不到应有的“市民待遇”。外来人口的未成年子女无法得到同样待遇的教育机会，甚至可能无法带在身边而沦为农村留守儿童。他们的就业机会无法做到同工同酬，不得不接受市民不屑一顾的脏活累活。
他们生病可能难以异地就医报销，老去后则不得不告老还乡。他们的住房需求从来不是政府考虑的问题，而一系列强加的标准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令他们不得不从地下室搬到群租房，直至被强制驱逐。从过去的盲流到现在的进城务工人员，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并冠之以低端产业、散乱差、拆墙破洞等标签而加以清理整顿。
对于收入微薄和没有住房的外来人口而言，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群租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栖身之处。但是因为规划杂乱和维护不当，这些群租房往往存在安全隐患，并成为政府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中对象。大兴区群租房的火灾有其必然性，政府治理也有其正当性，但是在此过程中却没有预先规划、程序合法和道德关怀。
政府通过蛮力和强制力固然可以让人们一时离开，但却很难让人们永远不来。在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中，大红门地区的城乡结合部从40年前，就成为一个打不散也拔不掉的聚集地，政府一次次的驱逐都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次也很难成功。只要有需求，他们就会有卷土重来的时刻。
房价高企和房租上涨，是全球性的城市现象，并造成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今年屡获大奖的一部著作《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困与暴利》，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被房东下了逐客令的租客，往往会为此而付出一连串的惨痛代价，而不是简单的更换住房。这些人不得不把其收入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三用于房租，不稳定的租房经历让他们频繁更换工作、孩子变换学校、家庭四分五裂，并陷入难以自拔的死循环。
在中国许多城市打拼的流动人口，其命运并不比美国城市被驱逐的租客好多少。更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没有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反而让问题更严峻。
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从事低薪工作的外来人口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注，而成为城市发展的牺牲者。在中国这样一个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原本可以发挥中央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缓解乃至解决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合问题。但是，各级政府却采取了恰恰相反的做法，纷纷扎起藩篱并构筑堡垒，对为其服务、贡献和纳税的人们说“不”。
人才有高低之分，而人口却很难说有高端和低端之说。即便是承认每个人的分工不同，人与人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的互赖关系，而绝非毫不相干的陌路人。与此同时，快递、餐饮、小商品和家政服务等方面的就业人员离开以后，留在城市的居民也将难以怡然自得和心安理得。人们不能每天都活在“高大上”之中，要么因为供给不足，要么由于物价抬升，基础性产品和服务的连锁反应，很快就会让留在城市并冷眼旁观的人们付出代价。
城市之所以为城市，就在于可以让许多人都可以相安无事地聚集在一起生活。对于外来人口而言，中国的城市应该如何更加包容？在此次事件及相关行动中，不仅政府需要反思、学习和改善，市民也有必要给予更多一些理解和关怀。本地和外地的人口不应因为身份不同而冷眼相看，而应因为同处一个屋檐下而彼此关照和相互支持。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民众需要重新认识城市的根本定位，即城市是为谁而存在和繁荣的。如果城市对人分三六九等进行管理，不能有效包容外来人口，城市的前景堪忧。
作为“首善之都”的北京市，更应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流动人口提供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并促进他们的在地市民化和深度融入，从而可持续地解决这些问题。一味回避并粗暴地令行禁止，只能让这些问题周而复始地出现，并使涉事其中的所有人都付出一次比一次更高的代价。
（作者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众号”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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