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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2年3月23日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逝世七周年，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治国理念塑造了今日的新加坡，他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稳定的政治环境。本文节选了《学者谈李光耀》的其中几章，深入了解李光耀的治国之道如何塑造出今日的新加坡。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学者谈李光耀》一书中。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1923)作为国家领袖，忧心忡忡，生怕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把国家的稳定、增长和繁荣视为理所当然”。他担心他们因此失去了奋发图强不懈努力的意志，因此发而为文，不少写于他在本世纪初出版的两本《李光耀回忆录 —— 1923–1965 及 1965– 2000年》之中；在第二本《回忆录》的中文版（台北世界书局）序文中，作者特别指出它“收录的是我和同僚们所面对的难题，以及我们如何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新加坡从一个只有二百多万人的毫无天然资源更乏经济活力的殖民地，独立后经过数十年的有效管治，成为今天人口近五百万的亚洲经济重镇，长期主政的李光耀当然有许多宝贵经验可传诸后辈，《回忆录》因此弥足珍贵。
可是，近十年来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李显龙内阁的平均年龄只有五十三岁，李光耀恐怕“坐享其成”的年轻干部持国可能出偏差，因此在八十五岁的高龄，以“内阁资政”的身份，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之间，接受该国《海峡时报》七名新闻工作者十六次总共长达三十二小时的访问；这些访问，原先也许只想作“内部参考”，供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干部及政府官员学习，惟李氏后来慨然答允把之辑成专书，这便是本文要介绍的《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Lee Kuan Yew: 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下称《硬道理》）。
非常明显，李光耀希望通过让“老中青”（最年轻的一位仅二十五岁）的记者们畅所欲问的访谈，以闲话家常的语言把他的治国理念和经验和盘托出，作为正在成长中的新加坡人的教材，希望他们“忆苦思甜”，了解开国先辈们如何克服种种困难，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殖民地提升至第一世界富裕国家！李光耀官式及非官式统治新加坡五十多年，是国际政坛公认二十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Statesmen)之一，不管你是否认同他的管治手法，他的《回忆录》和《硬道理》， 是创造新加坡奇迹的宝典，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会发挥重大影响。
“新加坡共识”，据5月24日《外交政策》双月刊的〈李光耀斯坦千秋万世〉(P. Khanna: Lee Kuan Yew-istan Forever)的解释，第一是“管理国家如经营私人企业”，以新加坡的例子，她仿效的私企为英荷蚬壳石油，这即是说，该国的政府结构、人才选拔培训及以物质为奖励的体制，皆向“蚬壳” 取经，结果新加坡公务员薪津与廉洁之高，俱为全球之冠；第二是新加坡福利政策与欧洲福利国不相伯仲，这包括全民医疗保险、低免费的教育制度，同时制订一系列“方案”， 以激励人民规行矩步及专心致志工作等，等于让人民成为新加坡公司的“持份者”(stakeholder)，即新加坡属于全体新加坡人。李光耀这种“治国理念”，受他在伦敦经济学院(LSE) 的教授、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不肯从政的工党理论家） 拉斯基(H. Laski, 1893–1950)影响甚深。新加坡的现况看起来有点像社会学家贝尔和狄 – 沙立特在快将出版的《城市的精神》——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感自豪（这与“民族主义”有一线之别，后者极易发展出排他性和外侵性的大国沙文主义）。“市民主义” 也许会成为二十一世纪最流行最受欢迎的“主义”！
在《硬道理》的〈前记〉中，李光耀除再重申他要把治理新加坡的经验传授给三十五岁以下的国人，希望他们从而了解新加坡今日之成就得来不易之外，还透露了一宗发生于1991年的“军事意外”，是年8月9日新加坡国庆日，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军队在邻近新加坡樟宜机场马来西亚柔佛州的Kota Tinggi 地区进行联合军演，伞兵空降、炮声轰轰，由于国庆阅兵仪式动用了大量军队，新加坡政府只好全国警戒，以防万一。李光耀不相信马、印会入侵新加坡，但在家门外军演，威胁性强，且此举似在测试新加坡的底线。来自邻国的军事恫吓，加强了李光耀建立一支进可攻退可守的精锐空军(SAF)的决心，但购买飞机、训练空军，非有旺盛繁 荣且不易受外围因素冲击的经济基础不可，这意味新加坡不仅要建立持续发展的行业（工业及服务业），还得吸引外资投入及各国精英赴该国工作……。经济和国防息息相关，这即是说，要不断更新武备和培训军事人才，无钱不行。
新加坡现财政年度的国防开支达一百二十亿八千万坡元，约占GDP 6%；新加坡人口不足五百万，常规军近七万二千人（后备军人三十五万多），其中包括空军一万三千五百多人、飞机（包括F16）四百二十二架，“阵容鼎盛”，目的不在扩张领土而在发挥阻吓力量。显而易见，这些年来， 马来西亚已无入侵新加坡的打算，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新加坡才有机会在不必担心国家前途的安定环境下从事经济建设。
香港人喜欢和新加坡作比较，表面上，这两个英国前殖民地有颇多相似之处，其实本质上南辕北辙，大不相同，举其荦荦大者，香港既没有国防问题，外交上亦不必自己打拼，这意味仅军事及外交开支，香港便省了一大笔，那不仅令香港财政很易便有盈馀，而且有安定前景，便能够全心全意致力于经济建设；可惜政务官出身的特区领导人，缺乏胸襟与前瞻性，对中国政治完全外行（其中文程度令人怀疑能否读通北京的文件及领悟其背后的含意），事无大小，揣摩京意后才制定策略，结果处处碰壁，且因此拉阔港人与北京间的鸿沟。观乎目前的情势，新加坡终有一日会取代香港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地位！
新加坡人早视香港为竞争对手，在谈及该国税率时，李光耀显然把香港视为假想敌，他认为若把入息税税率定得太高，有办法的新加坡人及在该国工作的外国人，便可能考虑“移师”香港。
李光耀对香港小商人以顾客为尊因而设法满足顾客需要的做法，颇为欣赏，但他对香港大生意人的经营哲学与视野，大不以为然。事实上，李光耀对香港地产商的看法，与笔者的相近。他指出香港人口倍于新加坡且有很多南来的优秀人才，这些俱为新加坡望尘莫及；但这些人的后辈，“独沽一味”地产发展，而现在他们已回内陆发展；李光耀指出，香港商界除了物业发展商和市场炒家，什么都没有。他以不恭维的语气问，李嘉诚可有制造一件行销世界的商品？没有，他投资地产，收购港口、超级市场、电讯公司（和李氏没有提及的资源及电力公司），十分成功；然而，他不过顺市而行，即什么行业当红便进入该市场，言外之意是缺乏创业家的眼光和魄力。笔者对此说不敢苟同，以李嘉诚是唯一一位在国际视野、放眼世界而且身体力行在国际商界大展拳脚的香港企业家；创新当然难能可贵，但在海外开矿经营海港、电讯以至供水公司，又岂是易事！哪家香港公司最成功？李光耀认为应推冯氏昆仲经营的利丰，可惜其经营的不过是现代货运连锁店的“物流业”(logistics chains)，他们不兴办工厂，因为自知无法在竞争剧烈的市场中立足。
李光耀指出香港经济因为吸引了无数“中国制造”的企业家（指解放前后挟资金技术及企管经验南来的内地企业家）而起飞，新加坡完全缺乏这种人力资源，他慨叹新加坡独立初期的社会中坚分子只是一批农人的后代，他们之中有的成为贸易商，有的成为专业人士，当然有的成为创业家……，但在他治下，新加坡的经济成就终于与先天优厚的香港并驾齐驱！事实上，不是长他人志气，在笔者看来，香港经济可以拿出来“炫耀”的，物业发展（尤其是会自动膨胀的楼面面积）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其他成就足以骄人了。过去一个时期，由于国内管制甚严，新加坡输出了不少股市大鳄、商场骗子，但这种不光彩的出口已成过去，如今新加坡人经营的酒店，到处都见；其制造的若干消费用品，亦在国际市场上占一席位。可是，香港有什么本地制造的东西打进国际市场？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多且都是“零件”，更有后继无人之痛。笔者不久前曾指出，特区政府纵容地产商任意肆意把楼宇面积“发水”，令他们大发其财（亦令不少官员退休后谋得好差事），却因此祸根深植，除了少数例外如长江实业，有哪个地产发展商的后代乐于在非地产行业发展？换句话说，有哪些行业的利钱比可以“发水”的地产业优厚？答案是没有。香港的“富二代富三代”大都在国际顶尖学府求学，学有专精，本应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可是结果大部分精英分子都在最易赚钱的物业发展上打主意，这意味香港商界的精英分子，除了地产，什么都不敢尝试，结果什么都不会做；而当物业不景周期来临时，香港经济便会受楼市崩溃的拖累而一蹶不振。比起新加坡已有蓬勃的尖端行业及媲美香港的基本设施，其经济前景远胜香港，是不必讳言的。
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2010年前三季新加坡工业产量增45%、生化药物增85%、电子产品增50%；值得注意的是， 新加坡在外汇交易上有长足进展，2010年的交易额比2004年倍增，国际结算银行估计新加坡每天外汇交易额平均二千六百六十亿美元，为世界第四大，在亚洲为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经过多年经营，新加坡已是亚洲商品（包括橡胶）现货及期货交易以至石油提炼中心，2010年4月赌场开业后，旅客人数大增，2010年7月已首次突破百万人次……。 当然，如果中国经济一帆风顺，继续繁荣，则香港尚能期待在中国的救援下“起死回生”，而此一“优点”是新加坡望尘莫及的。
7月13日，《信报》发表一则题为〈李光耀 —— 二十年内中国 GDP 可超美国〉的短讯，报导李氏在新加坡《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的发言：“中国只要不发生社会动乱，经济应该能够继续以每年百分之九、十、十一的速度增长，十年内就能追上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二十年内甚至能超越美国。”未读李氏发言的全文，惟从《硬道理》看，他对中国的看法远比上述的全面和透彻。
李光耀对计划经济的成效，大有保留，何以见得？原来在谈及读书时，他说：“你若对经济学有兴趣，应该读海耶克”；李氏没有具体地说出哪本书，惟显然是指“众所周知”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因为李光耀接着这么说：“如果你实行计划经济，你将以失败收场！”。 李氏虽然没有指明哪本书亦没说“你”是谁，但《信报》的读者没有不知道他何所指。
“如无意外”，中国经济可于十年后“平美”二十年后“超美”，李光耀对中国经济前景似甚乐观，可是，对中国在国际上担当的角色，他则不作乐观之想。李氏认为，随着经济崛兴，中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中美问题上的“话语权” 相应增加，然而，一海难容两支舰队，中美关系因而无可避免会趋于“困难”，这种“困难”，在近今南海主权争议上已逐步浮现。李光耀对中美在亚洲之争的观察十分清晰，他坦率地指出，美国这个“魔头”已被证实“仁慈”及没有“领土野心”，其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部署军力，目的无非在推动民主和传播人权意识而不是掠夺土地。同样在区内甚活跃的其他亚洲国家则“劣迹斑斑”，日本有蹂躏东南亚的往事，中国可能真的“永不称霸”；然而，其软硬兼施迫使邻近“诸小”称臣进贡的历史，未免令人心中生毛、有所顾虑。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留守”亚洲对新加坡最有利！7月20日，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代表在印尼峇里岛开会，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一致方针”，希望最终签订《南海准则指导方针》，别说此方针的达致尚无眉目，即使签订了协议，“诸小”仍会挽留美军坐镇以策安全！ 中国的崛起会否在区内造成“冲突”？李氏认为美国在未来五十年可能仍是独一无二的强权，区内的权力交替将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取代英国般的“和平转移”不同；不过，他认为只会有小冲突而不致爆发大战(full fledged war)。李光耀相信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和军事持续长足进展的前提下，目前中国容忍美国在亚洲出现， 因为她自知无法取代美国而区内很多国家都欢迎美国……。百年内中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和科技上可能无法追得上美国，但国力不相称不等于中国不能令美国受重创。李氏说他“大胆预测”，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日增，但美国的“支配性地位”不会动摇。“中国社会（政府内部） 如无意外”(if no internal upsets)，中国会成为一个令人不敢轻侮的强权(a considerable power)。对于中美会否发生贸易战， 李氏没有正面回应，仅指出贸易不平衡特别是严重失衡，必然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李氏对中美在亚洲“互别苗头”的宏观观察，正误皆有。比如他说中国不介意美国介入亚洲事务，显然与事实不符，这从最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访问北京与中国军事领袖针锋相对的对谈可见；当然，他相信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则完全正确。
新加坡官员的薪津之高，世界之最，这项实行近二十年且证实非常成功的政策，是李光耀在1993年提出（李本人并非受益人，以他于1990年底退位让贤）于翌年为国会批准。这项世所罕见的政策，规定所有政治任命官员及部分高级公务员的年薪与私营部门薪金挂钩 —— 前者为后者中位数薪金的三分之二；所谓“私营部门”，是律师、银行家、工程师、会计师、跨国企业总裁及本国工业家，根据这些行业八位薪给最高者的中位数。在2009年，新加坡政府部长级官员的年薪可达一百五十万（美元，下同），总理则为三百余万。如此高薪，对政府并不构成沉重负担，以整个政府决策管治层的薪金总和，不及GDP 0.02%，比购买一架F15 战机还便宜（按1998年每架出厂价约三千万美元）！
管治层薪金这样高，民间反对之声盈耳，在野政党以此进行攻击，不难理解；然而，实行高薪制后的数次大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得票率有升有降，惟均以多数票胜出，说明高薪“物有所值”，纳税人的钱没有浪费，即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程度获大多数选民认同。这是李光耀引以为傲的。
这里岔开一笔，略述笔者对官员高薪的看法。一般的说法是高薪可以养廉，以经济学语言，高薪令受薪者行差踏错被解雇（遑论下狱）的机会成本大增，因此在职时不敢营私舞弊，廉洁政府由是产生。此说大有道理；然而，与新加坡同列世界廉洁榜榜首的纽西兰和丹麦（2009年“国际透明” 的“廉洁指数排名榜”前三位依次为纽西兰、丹麦和新加坡，香港排第五、台湾三十七、澳门四十三、中国七十九， 最不廉洁的索马里排名一百八十），她们的部长级高官的薪津不及新加坡的十分之一，然而其廉洁程度尚比新加坡胜一筹，说明了“养廉”的不一定要高薪！以新加坡的例子，笔者相信“高薪”之能“养廉”，与有无上权威的李光耀“上梁端正”即绝不贪渎及治贪腐绝不手软的示范和阻吓作用亦有关。如果笔者的揣想不致远离事实，那么，李光耀后的新加坡在这方面便可能有变！新加坡在地理上受贪污邻国如马来西亚（廉洁指数排名五十六）及印度尼西亚（排名一百一十）包围，且多商贸及民间往来，亦与在贪腐上声名狼藉的中国政商关系密切，又与广东福建有频密的人际沟通，近朱者赤、近贪者腐，新加坡在强人之后，其欲不变“色”，难度大增。
对于从政从公只为“荣誉”而不为个人利益如金钱和名誉（国人挂在口边冠冕堂皇的“大话”，台湾是：“计利只计天下利”，内地是：“专门利人毫不为己”），李光耀直斥为“虚伪”。李氏绝非“和稀泥”式的政治领袖，其“直斥其非”的个性，在青年时期已显露，笔者昔年曾引柏金逊（“柏金逊定律”的作者）记学生领袖时期的李光耀，这种耿直的个性令他非常突出，受人注目。李光耀指出，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政客官员的薪津并无“过人”之处，只是这些人在任时大都做好离任时写书、演说及当企业顾问或在政治属性明显的研究所当研究员的准备，这便是李氏所说的“退路策略”(exit strategies)。众所周知，香港特区政府的决策官员 —— 政治任命及公务员 —— 的薪津，虽然比上（新加坡）不足惟比下（如欧美日本以至中国）有余，但人心不足，不少人在任时有“积阴功”的不光彩陋习，即使不是人人如此，退休后当义工或无所事事优游林下者数不在少，但有少数人在位时处心积虑苦心经营，一切“为退休后养尊处优谋”，而且确有若干进入相关商界当优差的显例， 已足令整个公务员队伍蒙羞！
李光耀1990年11月辞任总理，把此后的收入包括著作版权、演讲等的收益一共一千三百万坡元，悉数捐作慈善（主要是教育基金）用途……。在廉洁自持有高尚情操的西方领袖之中，李光耀最欣赏的也许只是联储局前主席伏尔克(Paul Volcker, 1927– )，1987年他从此职退休时才六十岁， 正当赚大钱的盛年，但他并没有出任任何牟利性工作（仅短暂地担任过前世银行长主持的一家小型财务机构的非执董或顾问），所做的都是无薪给的义务性公职；李光耀曾问他何以与众不同、如此清高（退休的美国联储局主席和财长大都进入华尔街“搵真银”），伏尔克轻描淡写地说：“普林斯顿（大学）培养我们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如何选拔和吸引社会精英投身政治、进入政府，是李光耀全力以赴、全神贯注的工作。
从政的先决亦可说是“内生”条件，李光耀指出是坚定的信仰(you must have convictions)，这当然是把新加坡建成现代化独立繁荣城邦的信仰；此外，他认为学历虽然不可忽视，但绝非做官的最主要元素，六十年代新加坡政府曾一口气请了三位博士，但政绩差强人意。从仔细研究成功大企业如通用电器、微软和万国商业机器这些成功跨国企业的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李光耀发现优秀领导人必须具备多种“基本质素”如高智商、EQ、干劲(stamina)、果断和足智多 谋(resourcefulness)等，缺一不为功。和香港不同而与英国一致，在新加坡，出任部长的人必须通过竞选的洗礼，这即是说，一位具备上述诸种优秀质量的干才，如果没法获选民认同，便不能进入内阁；不但如此，以李光耀的标准，如果你在任内的工作不能获选区人民的认可，你便无法连任，对于这种“一任人才”，李光耀认为不堪大用(not much value)。有心把从政作为终身志业的人，李光耀认为要一早下定决心，唯有如此，才有机会接受种种考验，而在这漫长的历练过程中，让领导层有时间评估其实际政绩以及在竞选中了解其能否赢取选民的信任与信服，从而决定他是否可以栽培并赋予重任。李光耀指出外间批评他的政府由一班“精英分子”(an elitist lot)组成，是皮相之说(plain stupid)。长年经验的累积引导人民行动党决策层理解政府领袖必须是多种优良质素的聚合体(a conglomerate of qualities)，而他们所要具备的质素，与军事统帅、企业总裁或总编辑并无二致……。在这里，李光耀重提“遗传因子”的重要性，他强调人的智能和EQ 等质素，七八成来自先天，只有二三成为后天的培养。
通过竞选和工作考验的人才，政府以甘词厚币（表扬他们的工作表现和支付高薪）挽留他们继续工作；但留下的人要经过三、四以至更多届的的工作，才能成为经验丰富、老练果断的优秀部长！李光耀强调，当一任部长是不足够的， 起码两任，你才真正理解新加坡和她的人民，同时你才真正了解政府的运作。向这些优秀人才支付高薪，目的是在挽留他们 —— 不然，他们任期未满时也许已有高就而辞职。李光耀这种“人事安排”，从新加坡政府的高效率高廉洁度以至社会安定经济欣欣向荣上看，是非常成功的。问题是，如何能让一名政客在数届大选中胜出？要解决这个难题，人民行动党四出寻找人才并吸纳他们成为党的中坚分子，这一方面令该党人才济济，一方面则使其他政党无能人可吸纳，出现人才凋零的人才荒，在这种大环境下，迄今为止，人民行动党便在多次大选中屡战屡胜，从1959年一直执政至今！这肯定是其他国家无法仿效的。
本文收录于《学者谈李光耀》一书中,作者林行止：香港《信报》创办人，著名专栏作家，政经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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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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