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首次出现脚踏车，约在19世纪60年代。它出现后，本地华人如何给它命名？在各个历史时期，它的名称一直丰富多彩地在演变。
1892年《叻报》三轮脚踏快车广告。
语言的发展涉及多个方面，特别是词语的发展，更是活跃。新加坡华语（这里指的是华族使用的语言，而不是今天定义的与“汉语”对等的“华语”），特别是一些词语的产生，都与华族先辈在南洋的生活和繁衍生息的历史传统息息相关。它成为联系我们文化的载体，一方面让我们能继承先辈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将我们的文化传递给下一代，是真正属于我们的社会语言遗产。
新加坡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又是英国在远东的重要贸易埠头，让新加坡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前沿地带。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新发明和新产品的不断出现，造成空前的物质繁荣。英国的殖民统治，也给这里带来新的事物和新的生活方式。
新加坡华社在初遇这些新生事物时，产生怎样的认知和如何称呼它们，这些称呼又如何形成新词语的创造和发展？这里想通过这些新词语在本地产生的共时考察，以及对它历时演变的动态追溯，与中国“汉语”中这些词语的产生与演变，作一个比较和对照，从它们之间的互动，找出“新加坡华语”和“汉语”两者的关系和相互的影响。
这里我想用“脚踏车”在新加坡各个不同时期出现的称呼，作为一个考察的重点。
《现代汉语词典》认定“自行车”才是标准词语，“脚踏车”和“单车”被列为“方言词”。
我们先撇开“脚踏车”是不是“方言”的界定，回头去看看“脚踏车”这新发明什么时候传入本地，我们又如何和它产生互动和给它命名，以及它在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名称的出现和演变。
1860年代出现新加坡
溯源脚踏车的发明，应该首推法国人的贡献。虽然最初的发明很简单，只是在一块木板上，首尾各架一个轮，中间安上马鞍让人骑坐，两脚蹬地推动前进，人们称呼它为“花哨马”（dandy horse）。
不过，由车链拉动的脚踏车却是英国人创造出来的。脚踏车最初出现时，形式简单，使用也不方便。它能发展到今天变成轻便美观的交通工具，英国人居功至伟，这也让英国成为当年脚踏车制造业的先进国。
脚踏车首次出现在新加坡约在19世纪60年代，它当初的出现，也像在英国一样，被当作一种消闲的户外体育用具，而不是交通工具，且价格不菲，只有养优处尊的英国人才买得起。当年这种脚踏车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见的那样，而是前轮较大、后轮较小的形状，被称为“two-wheel velocipede”（双轮快足）。
翻阅当年新加坡的英文报章《每日时报》（Daily Times），就能找到一则读者投书，声诉一些脚踏车骑士，在马路急速行驶时，经常会惊吓到马车的马，造成意外事故。
另外，也能在当年的英文报章上，看到一小则出卖二手脚踏车的小广告，说明“相当新”（barely new），价格介于65至100元之间。这个价格对比当年的物价水平，是相当高的数目。从这些英文报章零星的报道，可见脚踏车在当时还只是白人小众的玩意儿。
1890年代开始普遍
1892年11月26日《叻报》脚踏快车广告。内文提到“足踏自行快车”。
脚踏车大量在新加坡流行，大约是在1890年前后。这时候的脚踏车，已经具备今天所见的形态，被称为“safety bicycle”（安全脚踏车）。
1891年新加坡英文报章《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在一篇题为《脚车骑行在新加坡》（Cycling in Singapore）报道中这么说：数月来，脚踏车在新加坡非常普遍。原因是，第一、全岛有非常好以及平坦的公路；第二、国际上已经出现安全型的脚踏车。你会惊奇地发现，最近这种工具大量进口，以及普遍的被各个阶层的人使用。
从这篇报道我们知道，脚踏车作为“旧时王谢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脚踏车不再是白人独宠的消闲体育工具，而转变成各民族普通百姓赖以谋生的日常交通工具。
当年新加坡进口的脚踏车，主要以英国货为主，其中销量最大、口碑最好的是英国制造的“礼里”牌（Raleigh，中国称为“兰令”）脚踏车，它的商标有一个凤头，也被称为“凤头牌”脚踏车，直到今天仍旧是脚踏车的著名品牌。
当年脚踏车的进口代理商主要是洋行，如实得力公司（Straits Cycle Agency）代理“礼里”牌脚踏车，其他还有然里直公司（John Little & Co.）、来里亚兀礼付公司（Riley Hargreaves & Co.）等。
1890年代的“脚踏快车”
新加坡华社与脚踏车的初遇是在1860年代，当时华人怎么称呼这个新奇的工具，很遗憾地没留下一丁点文献记录，我们无法凭空想象。
二三十年后的1890年代，迎来脚踏车在新加坡出现的普及热潮。幸好这时新加坡华社已经有了自己的华文报章，也就是1881年创刊的《叻报》，才得以留下宝贵的文献记录。从当年《叻报》的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脚踏车当年被称为“脚踏快车”。
当年我们南洋华族先辈已经能够根据新工具的外观、使用的功能和操作的方式，给它取个符合华人口语习惯和认知的名称，而不是采用方便的音译法，称它为“拜西卡”（bicycle），或者是“瓦锣西皮特”（velocipede）。“脚踏快车”易懂，一听就知道是靠脚力踏动驱行的车；后者难明，而且拗口。
根据《叻报》的广告，我们知道当年的脚踏车有两轮或三轮两种型式，我们分别在“脚踏快车”前加上“双轮”或“三轮”的量词来称呼它们。“三轮脚踏快车”在疾行转弯时，容易发生翻车意外，因此逐渐淡出而不再流行。
1910年代的“脚踏车”
1900年2月10日《叻报》足踏快车广告。
1910年代新加坡脚踏车的代理商增加，脚踏车进口的来源国也呈多元化，从原先的英国，发展到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
从这时期的报章广告中，我们看到脚踏车的价格进一步下降，大约介于55元到90元之间，造成销路激增。脚踏车这时也因应使用者的不同需求，分别生产不同功能的款式：比如专供妇女和儿童使用，中间不加横杆的脚踏车；专供竞技赛车者使用的体育消闲脚踏车；以及作为日常交通工具的普通脚踏车。
从《叻报》的广告用语我们知道，这时（1910年）脚踏车已经被称为“足踏快车”。由“脚踏快车”这个比较民间口语化的名称，过渡到比较书面语的“足踏快车”，相信是报馆文人的改造。
从稍后1912年的报章广告，我们看到“脚踏车”这个名称开始出现。“脚踏车”这个沿用至今的词语，显然是脱胎于“脚踏快车”，它从“四音节词”转变成“三音节词”，是语言发展的趋势。
专供竞技赛车用途的消闲脚踏车，并未出现在华文报章的广告上，只出现在英文报章的广告上，它被称为“racer”或“roadster”，主要原因是因为价格较高，也不符合当年华人的消费习惯，因此我们也看不到华人给它命名。
“脚车”与“自由足踏车”
1950年11月29日《南洋商报》一家脚车行的脚踏车广告。
与此同时，华文报章的广告开始出现“脚车”这个称呼。“脚车”这词语明显是从“脚踏车”简约化演变而成。
汉语是采用“骑”这个动词来表达使用脚踏车这个动作，新加坡华语则是采用“踏”作为动词来表达。因此在说到“骑脚踏车”时，则说“踏脚踏车”，言者觉得拗口，听者也感觉不顺耳，很自然地就会选择用“踏脚车”来表达。如此一来，不但顺口也简单明了。在日常口语对话中，“脚车”这个简约化的词语于焉产生。
与“脚车”出现的时间差不多同时，报章上我们还看到“自由足踏车”的用法。“自由足踏车”相较于其他同时期的脚踏车的称呼，书面语味道较浓，应该也是报馆文人在“足踏车”这个词语的基础上改造而成。前面加上修饰语“自由”是为了表达它不是外力驱动的，与同时期开始引进，用机器驱动的第一代“摩打脚车”（摩托单车，英语“motorcycle”）有所分别。
新加坡华社在初遇脚踏车时，给它的称呼不一而足，呈现一种百花齐放的势态，不过细分起来可以看出两条脉络：
一是出自民间口语，如“脚踏快车”“脚踏车”“脚车”；
二是出自文人改造，如“足踏快车”“自由足踏车”。
“脚踏车”和“脚车”使用率高
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加坡脚踏车的使用进入繁盛期，根据报章资料市面上脚踏车数量已经超过一万辆。由于数量剧增，造成不少交通事故，因此新加坡市议会提议立法发牌照，向脚踏车拥有者每年征税一元，以便实施管控。
进入脚踏车的繁盛期，新加坡华社在与脚踏车的频密接触下，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尝试从1920至1935年的华文报章的新闻和广告来做一番考察。
新加坡这个时期主要的华文报章是《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我主要是借助这两大华文报的资料来作讨论。
首先我们发现，前期产生的词语中，“脚踏车”和“脚车”逐渐站稳脚步，成为两大报章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其他比如“脚踏快车”、“足踏快车”以及“自由足踏车”逐渐被淘汰，在报纸上再也看不到。
“自由车”与“自转车”
日占时期的自转车登记证。
在“脚踏车”和“脚车”各领风骚的局面下，我们也看到一些新词语冒出头来。在1921年的报纸上，“自由车”这个词语开始在新闻报道中出现，不过使用频率不高。
“自由车”这个新词明显是来自于“自由足踏车”的演化，在1925年倡议组织的新加坡脚踏车商会，采用的正式华文名称是“新加坡自由车商公会”（Singapore Bicycle Dealers Association）。当年这个公会拥有100多个商家会员，大部分是属于分销商的华商。让我不解的是这些华商舍弃较流行的“脚踏车”这个用语，而是采用较少用的词语“自由车”，或许他们觉得“自由车”比之“脚踏车”来得文雅吧。
1924年《南洋商报》报道日本脚踏车选手来新加坡参赛的新闻时，首次看到“自转车”这个名称出现。
“自转车”显然直接从日本词语“自転车”移植而来，在报纸上出现的频率不高。不过，在1942至1945年日占时期，在官方主导下才比较通行，尤其在官方文件上。
“单车”与“铁马”
1925年我们看到相继几个新词出现：“自行车”“脚踏单车”和“单车”。
“自行车”这个词语，虽然之前曾出现在明末士人王征的《远西奇器图说要最》这部书中，不过它是另有所指，而且这部书流行不广，“自行车”这个词当时也鲜为人知。我想它再次的出现，纯属偶合。“自行车”的出现，日源外来词“自转车”就被取而代之。
“单车”今天通行在粤、港地区。我们知道，在英语里汽车被称为双轮迹车（double-track vehicle），脚踏车和摩托单车则被称为单轮迹车（single-track vehicle）。
“单车”也许是“单轮迹车”的简称。摩托单车面市后，为了有别于“摩托单车”，遂出现““脚踏单车”的用词。“脚踏单车”在使用中缩减音节而成“单车”，并在后来稳固成为专指“脚踏车”的新词。
1935年，我们在报章的文艺作品中首次看到用“铁马”来指称脚踏车。“铁马”不是新词语，它出自于古代的成语“金戈铁马”，原来是比喻战争，或者形容战士持枪驰马的雄姿。爱掉书袋的文人借用它来形容“骑脚车”，旧词赋予新义，也甚为妥切。“铁马”文艺腔浓，只能存活在文学创作或莘莘学子的作文上，并没有成为民间日常用语。
“脚踏车”和“脚车”脱颖而出
脚踏车在新加坡出现，经过100多年与华社的亲密接触，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各种不同的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只是昙花一现，有些经历时间的考验，最后沉淀为新加坡固定的华语词语。
二战后的新加坡华社，“脚踏车”和“脚车”并用，无论作为书面语出现在华文报章上，或者作为口语出现在民间交流上，这两个词语都得到广泛认同和使用。
新加坡华社主要是由闽粤地区华人移民组成，闽粤文化成为新加坡华族文化构成的主要社会基础。“脚踏车”和“脚车”最终能脱颖而出，并不是偶然的，首先它必须符合当地华族社会的口语习惯；其次它必须由繁化简容易上口，才能广为大家接受。
“自行车”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钦定为汉语的标准词语。它虽然挟其官方地位，依然不能在新加坡华社站稳脚跟，其主要原因就是词语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密切，以及因地域使用习惯不同，而产生挥之不去的历史情感。
脚踏车在中国
脚踏车在华语的原乡中国，又是经历一个怎么样的被认识、被命名的历程？
根据文献资料，中国人与脚踏车的初遇发生在清末，1865年清朝总理衙门派斌樁及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前往西方诸国访问。
在他返国后所写的《乘槎笔记》中，描述他在巴黎街头看到新奇器械，不过只说明其外观和特点，并没给它命名。反观随行的张德彝，在其所著的《航海述奇》中这么说：
见游人有骑两轮自行车者，西名威娄希北达。
“威娄希北达”显然是英文velocipede的音译。从这段叙述来判断，其所说的两轮自行车，也不是在为它命名，而是描绘脚踏车的外观和运作的功能。
自此之后，虽然一些有关脚踏车的不同名称零星出现在文献上，比如“自行车”（1870年《中国教会新报》）；“脚踏车”“双轮踏车”（1876年《格物汇编》）；“自转车”（1917年《清稗略钞》）等。不过，这些脚踏车词语的出现，主要在于介绍国外的新器具，而不是说明脚踏车在中国使用的实况。
有关脚踏车在中国出现的报道，则是登载在《点石斋画报》（1884-1898）上，以图配文的方式，在一则题为《赛脚踏车》的报道这么描述：
脚踏车，一代步之器也……前年海上尚不多见，至近年来始盛行之。
从这则报道得知，脚踏车在上海流行始于1880年代，从画面来看，使用者还是以洋人为主。另一则脚踏车的报道则迟至1910年代才出现在《图画日报》（1909-1910）上，从画面上看骑车者清一色是沪上的名媛。可见即使贵为十里洋场的上海的当年，脚踏车还没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普罗大众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从1880年至新中国成立，上海的报章杂志多数采用“脚踏车”，在当年著名的《良友》画报和《美术生活》等杂志上，经常会看到有关脚踏车竞赛的图文报道。“自行车”则多数出现在北京的报章杂志上，或者是北方文人的作品中。
因地域不同各自精彩
脚踏车被引进新加坡和中国的历史，存在着孰先孰后的问题。脚踏车在两地的各种名称的出现和变化，也因此存在着两条途径，而不是单方向一方输出一方接受的过程。由此而衍生的新词语的产生和发展，因地域的不同也各有各的精彩。
上面罗列两地在不同时间出现脚踏车不同的指称，很好地说明这点。在词语发展的两条途径上，作为区域华语的新加坡华语词汇，有些是从汉语原乡的直接输入；有些则是本地因社会生活的不同而产生。
两地因地域的不同、社会生活的差异，形成两地词语之间的碰撞和互动，其中有交集，也有变异。要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或者在两地词语演变中各自的比重，到底是汉语原乡给予的影响较大，还是新加坡以区域华语的身份反哺的成分较多？一时也难以下结论，这有待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来决定。
文／图：林恩和
一只爱生活、文艺范的小鱼尾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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