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孩子亟需我们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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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世界各地的虐待儿童案明显增多，这对年轻一代已然构成公共健康威胁。在此特殊时期，父母在与年幼孩子相处时，很容易出现关系处理上的困境。那些在年幼时曾遭遇虐待经历的父母，在这个时期更纠结如何与自己的孩子相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亟需解决这一问题，以增强全社会的心理韧性。

640?wx_fmt=jpeg 吴木銮

吴木銮教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研究领域主要为发展相关议题，包括公共财政、政府间关系和地方治理，承担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共政策研究项目；同时也是欧盟关于大中华地区的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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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项关于新加坡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发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虐待的经历，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如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政府有必要推出相应的公共政策，保护有受虐风险的儿童，同时也帮助有心理健康风险的父母。虽然政府在疫情下提供一些经济救济，缓解了因疫情给家庭带来的部分经济压力，但我们必须加强对儿童心理健康和亲子关系的关注。学校和社区需引入并大力宣传一些创新政策，以减少与虐待儿童有关的风险因素，并为每个家庭提供更多支持。
“不断恶化的儿童心理健康与亲子关系，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
在新加坡采访那些成长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对象时，我们获悉了几则在当时虐待儿童的案例。一位现年30多岁的新加坡妇女回忆说，她的父亲曾是 “负责任、善于启发孩子又十分有趣的人”，却在那段日子里打了她和她的妹妹。她父亲当时面临着经济压力，且没有向任何人寻求帮助。她们的母亲—一个爱护丈夫的妻子—斥责说是女孩儿们的行为激怒了父亲，并命令她们 “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这位受访者感到孤独和害怕，她没有勇气向她的老师寻求帮助。平日里，她每天都在学校的食堂待到晚上7点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她上中学。她后来找了一份家教的工作，开始养活自己。尽管她努力向前看，但1997年以来的事件给她留下了永久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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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采访表明，学校现在需要这一代心理创伤的孩子做出更多行动。虽然家庭暴力一直被视为长期威胁，但这一问题的解决从未如此紧迫。如今，心理健康障碍对孩子们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最近的研究将新一代儿童称为 “COVID一代”，或 “C一代”。
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的2018年，新加坡的自杀率就上升了10%。年龄在10至19岁的男生自杀率是历年最高。对于儿童自杀，部分原因可能是社交媒体曝光率的增加，以及父母对孩子们的期望增加，导致了儿童承受更多的压力。2019年的一篇文章也显示，越来越多新加坡顶尖学校的学生被转介到心理健康研究所接受治疗。

甚至连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也在这场疫情中受到了负面影响。去年五月，香港城市大学在六个亚洲经济体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成年人多认为自己的烦躁和愤怒有所增加，其中香港和韩国所占比例最高。
世界各地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必须采取行动。例如，2021年2月24日，新加坡社会与家庭发展部宣布启用其第一条举报家庭暴力的综合热线电话，称其为“全国反暴力热线”。这是对2020年1月至10月期间报告的家庭暴力案件数量陡增40%的回应。新加坡的大爱儿童保护专家中心（Big Love Child Protection Specialist Centre）描述了一个孩子对所遭家暴的叙述：”我跟我妈顶嘴，我爸就发火了。他冲出房间，拿起一个蒸汽熨斗，用它打我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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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为了应对疫情下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各个国家有必要引入一些新的干预措施。首先，学校应实施同伴计划，使儿童有能力提升自己的福祉。通过对选定的儿童进行培训，可以使他们具备积极倾听和响应的能力。一般来说，让孩子们学会相互支持，将有利于建立一个安全的学校氛围。那些经历过家庭暴力的孩子也会更愿意与训练有素的同伴或值得信赖的成年人谈论他们的经历，从而使他们获得恰当的帮助。
第二，不应使有施行家暴风险的父母处于孤立难援的境地。政府和社会应及时介入以帮助他们应对复杂的心理问题，共同走出困境。由于心理健康失调对低收入家庭的打击更加频繁和强烈，只要疫情还在持续，就应该为这些父母提供额外的、有充分补贴的育儿支持。包括在下班后提供心理健康小组治疗课程，以及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课后活动项目。
在疫情期间遭受虐待的儿童，负面经历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是终身的。因此，作为公共健康促进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对他们的保障——让孩子们可以与学校里值得信赖的同伴和成年人分享他们的家庭烦恼。另一方面，有家暴倾向的父母不应该被视为 “敌人”，而是那些应获得额外资源的人，以完成养育“COVID一代”的艰巨任务。在亚洲，家庭价值观非常重要。由于父母普遍重视儿童的学业，儿童同时被置于持续的压力之下。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采取行动，减轻父母和儿童的负担，并通过推进一些预防措施提高家庭幸福感。如果我们付诸行动，那么这些在危机下的经验（痛苦的过程）将有可能变得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