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频会议截图）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2月22日，在由日本瑞穗银行与中国国际商会中日韩企业交流中心举办的2022年世界经济金融报告会上，瑞穗综研与科技公司首席经济师太田智之指出，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实际GDP增速将达到3.8%，其中，美国为3.5%，日本为2.9%，中国为5.0%。
太田指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加。“新冠变异毒株、通胀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仍是2022年（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此外，地缘政治、绿色经济及网络安全等也存在诸多需警戒风险。”
太田指出，尽管经济放缓，中国经济依旧发展态势良好。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扩大，随着国内需求的增长，中国市场开放也取得稳步进展，由进口产生的对国外经济辐射额在过去10年里增至9690亿美元，规模与荷兰的GDP总额相当。
他还指出，以贸易、投资为引领，中日双向经济关系极为牢固，服务领域的合作规模显著扩大。“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合作空间越来越大。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趋势及挑战性课题为未来合作提供了机会。”
新冠疫情的影响将逐步缓解
对于疫情，太田指出，近期席卷全球的奥密克戎毒株是人们放松警惕时现身的“灰犀牛”。当前，全球累计感染人数超过4亿，全球感染病例增势放缓，但仍居高位。目前，美国、法国、意大利及印度等国的新增感染人数开始减少，而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新增感染人数则持续增长。
虽然与德尔塔毒株相比，疫苗对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预防效果大幅降低，但奥密克戎毒株的住院风险有所下降，仅为德尔塔毒株的三分之一。此外，新冠口服药的上市，也让人们看到了疫情结束的曙光。因此，太田指出，尽快推动加强针接种并普及口服治疗药物才是抗击奥密克戎毒株的关键。
“到2023年，我们预计新冠肺炎将成为流行病。届时，受疫情影响行业的下行压力将会大大缓解，如餐饮和旅游等。”太田说，“基本上来说，新冠病毒正在变成一种弱毒化的病毒，但我们需要准备好疫苗、治疗药物等，准备好应对新毒株的风险。”
美国通胀压力增大
当前，欧美通胀率已处于历史高位。1月欧元区通胀率持续攀升，按年率计算达5.1%，创下历史新高；去年12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创1982年6月以来最大同比涨幅。日本通胀也正缓慢上升，但仍保持在低于1%的水平。
太田认为，商品价格飙升是美国通胀压力增大的主要原因。“新冠疫情暴发前，核心商品价格处于长期通货紧缩时期。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融入全球市场后，供给能力大大提升，导致了需求扩大下的反通货膨胀，而新冠疫情则改变了这一情况。”
在他看来，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不均衡恢复。出于感染担忧，服务消费恢复迟缓，但商品消费仍远高于趋势水平。在物流中断的情况下，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大幅上涨，造成了商品价格的飙升。因此，随着疫情逐步结束，需求从商品转向服务，美国的通胀压力将有所缓解。
与此同时，他指出，美国正经历着严重的用工短缺，这也正对通胀水平产生影响。自2021年年中起，失业率急剧下降，劳动力市场已接近实现全面就业。然而，即使学校重新开学、失业纾困被部分取消，亦难以使劳动参与率得到恢复。此外，辞职也拉低了劳动参与率，劳动力供给紧张长期化。
在劳动力短缺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提高工资及扩充福利待遇的举措，使得企业用人成本指数（10月-12月）迅速上升，同比增长4.4%。除工资、收入迅速增长外，附加收入的增速也缓慢提升。美国消费者工资上涨预期已升至3%以上，达到疫情前前所未见的水平。
“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角度来看，他强调最大限度就业，本打算以耐心的方式继续让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下去，但却在不经意之间被迫陷入了一个工资通胀的局面，不得不赶紧加息。”太田指出，当前，美联储对通胀的讨论已经从最初的“物流混乱”转向“需求的增强”再转向“工资上涨预期”。在美联储转向鹰派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较预期更为紧缩（即工资与物价螺旋式上升）。
美联储或6月决定加息路线图
“我们认为，美联储在2022年上半年加息的速度可能会比市场预期得更快。预计将在3月启动加息，然后在5月、6月、7月、9月的会议上再分别加息。量化紧缩可能会对利率产生相对中长期的影响，预计将在6月的会议上决定路线图。”太田说。
目前，市场的焦点在于美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包括加息与量化紧缩能否抑制通胀，以及需求和就业能承受住多大加息压力等。对此，太田认为，美联储面临的掌舵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美国经济并不会因为加息而停滞。
太田指出，当前，美国经济对加息的承受能力较以往更高。家庭负债率处于历史低位，即便加息了，个人消费也不会立即减速。同时，虽然近期股市有所下跌，但与疫情前水平相比依然保持高位。此外，有利的就业、收入条件亦发挥了经济止跌作用。
“虽然2022年的焦点将是美国加息多少次，但随着我们进入2023年，焦点可能转移至加息将到什么程度。”太田认为，预计2024年的加息次数大概率为零，因为加息的目标取决于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经过疫情之后，美国经济的实力似乎并没有那么强”。
近期，随着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新兴经济体是否会遭受资本外流也成为市场的焦点。对此，太田指出，与2013年新兴经济体获得强劲资金流入不同的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新兴经济体并未获得大量资金流入。另外，多数国家及地区外汇储备充足，确保了资金外流出现时的支付来源，违约所致外溢风险较以往更低。
太田强调，与其说美国加息导致资金外流，不如说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决定了资金流动方向，如新冠疫情恢复力、通胀承受力、政府公信力等。 BEAST（巴西、埃及、阿根廷、南非、土耳其）是可能出现资金外流的代表性国家。
除经济结构外，他补充道，在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将抬高进口性通胀。鉴于过去的形势，新兴经济体中基本面薄弱的国家及地区（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南非）往往更容易受到货币贬值影响。实际上，这些国家及地区的货币贬值程度也相对较大。
疫情后遗症将长期困扰日本
太田指出，与美国相比，日本的经济复原能力相形见绌。在他看来，日本经济复苏缓慢的原因之一是公众对新冠疫情的恐惧心理很强，调查显示，即便是疫情得到控制，日本也无法回到疫情前的生活方式，公众将减少到店餐饮、旅行等方面的支出，企业也将减少以往的聚餐、开会等。
太田指出，虽然日本的消费者物价目前仍然很低，但在全球性通胀面前，日本自然无法隔岸观火。当前，日本进口物价、企业物价均已经达到1981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在大宗商品市况飙升下，日本负担增额约达10万亿日元，其中七成为企业负担。虽然对消费者价格转嫁有限，但在企业利润恶化的背景下，设备投资及劳动报酬都有所下调。
具体到行业，运输机械行业的成本上升约影响营业利润70%，能源、材料行业亦约影响30%-50%。由于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价格上涨，企业负担约达6.5万亿日元（约占总营业盈余的7%）。在制造业方面，金属制品、化学制品等材料行业，以及天然气、供热、电力等能源行业所受影响较大；而在非制造业方面，运输、邮政及教育、研究（学校及各种研究机构）的减幅较大。
另外，太田补充道，在日本，公众节约意识的增强正在削弱消费恢复力。在家庭收支方面，汽油、食品等购买频率较高的日用品的价格均有所上涨。77.4%的受访者表示“物价出现上涨”，已达消费税上调后自2014-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食品、能源价格上涨造成的家庭负担额相当于消费税上调1%，且收入越低，负担率就越大。
美国愈加“内向”给日本带来挑战
当前，拜登的支持率已降至40%。“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拜登政府陷于困境的背后，是美国越来越分裂的政治。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产阶级工资水平的上升，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有所增加，但在2000年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同步变化。”太田说。
他分析道，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高收入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外流，由此产生了失业、工资水平下降，或就业岗位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再加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民众对政府处于长期不满的情况。此外，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对反对意见置若罔闻，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分裂。
“无论谁当了美国总统都很难扭转现在的局面，目前拜登就只好被迫专注于国内政治，这就导致对外影响力的下降和美国实力弱化的加剧。”他说。
在此背景下，太田指出，欧洲已经开始意识到美国影响力在日渐变弱，并且已经开始采取了新的对美政策。在经济方面，欧洲的目标在于实现战略性独立。
太田强调，日本也应像欧洲一样，与美国既保持“一定参与关系”又不失“独立”。特别是，日本需要推动提升本国独立性的政策，如与邻邦中国建立“富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