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植 上海报道 今年以来，花旗银行剥离全球零售业务的步伐骤然提速。
1月14日，花旗银行与新加坡大华银行达成出售其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个人银行业务的协议，交易价格接近36亿美元。
与此同时，市场传闻印度两家私营银行Axis Bank与Kotak Mahindra Bank正积极竞购花旗银行在印度的个人银行业务，估值约15亿美元。若竞购进展顺利，相关交易将在月底前完成。
此外，花旗银行还在积极出售中国台湾地区个人银行业务，市场普遍预期新加坡星展银行将斥资约20亿美元收购，预计相关交易也将在月底完成。
“这仅仅是花旗银行落实全球零售业务大瘦身的一部分，去年4月花旗银行宣布将寻求出售其在澳大利亚、巴林、中国大陆及台湾、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波兰、俄罗斯、泰国和越南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银行业务。”一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透露。此次花旗银行剥离的个人银行业务，主要是个人抵押贷款、个人信用贷款、信用卡等个人零售业务，但不涉及财富管理业务。
令市场诧异的是，在上述瘦身计划尚未完成之际，近日，花旗银行宣布将出售墨西哥第三大银行Citibanamex的个人银行业务，结束其在墨西哥长达20年的零售业务。
在多位金融业内人士看来，花旗银行之所以如此着急剥离全球零售业务，主要原因是其零售业务的利润贡献度日益走低，成为拖累花旗银行利润表现的重要障碍。数据显示，2020年花旗银行零售业务收入约40亿美元，约占其整体营收（740亿美元）的5.4%，但零售业务支出超过30亿美元，占花旗银行总支出（430亿美元）的约7%。因此，通过剥离全球零售业务，花旗银行或许能更快促进利润增长。
“这背后，是这些年花旗银行的利润增速与股价涨幅远远落后于华尔街其他大型银行，令花旗银行管理层承受巨大的业绩压力。”上述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指出。尽管近年花旗银行利润增步增长，且2019年三季度有形普通股权益回报率(ROTCE)一度达到12.2%，但相比其他华尔街大型银行，这份成绩仍显得相当逊色。
近日，摩根士丹利将其长期 (ROTCE)增长目标调高至20%，高于此前的17%目标；摩根大通也将2021年的ROTCE调整至23%，并认为其中期ROTCE目标将超过17%。
受此影响，花旗银行股价涨幅不但落后于标普500金融股指数，还远远低于其他华尔街大型银行同行，令花旗银行股东与董事会相当不满，要求花旗银行管理层尽快推进业务取舍以提振利润与改善股价表现，尽早追上这些竞争对手。
“这迫使花旗银行只能通过溢价剥离具有增长潜力的亚太地区零售业务，通过快速提振利润表现以弥补此前某些经营战略失误。”这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直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迅速剥离全球零售业务的同时，花旗银行高层正计划加码利润最高的机构业务与财富管理业务。其中，花旗银行打算在新加坡、中国香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伦敦设立四个“财富中心”，布局财富管理业务。
但是，随着极具增长潜力的亚太地区个人银行业务被剥离，花旗银行财富管理业务能否创造可观的利润表现，需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何以“忍痛割爱”
在多位金融业内人士看来，去年一季度财报，是花旗银行决定对全球零售业务“大瘦身”的导火索。
当季花旗银行财报显示，全球零售银行业务(Global Consumer Banking)的营收为70亿美元，同比下降14%。在众多华尔街投资机构看来，这凸显花旗银行全球零售业务的营收增长动能越来越匮乏。
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简·弗雷泽（Jane Fraser）对此表示，花旗银行在很多国家地区缺乏可以比肩同行开展业务竞争的规模，与其继续投入资源，不如将资本投入利润更丰厚的财富管理和机构业务。
“这背后，是花旗银行管理层也注意到，随着亚太地区互联网金融产业蓬勃发展，加之当地个人银行业务竞争趋于激烈，花旗银行在当地的个人银行业务竞争不占优势，与其继续投入巨额资源却未必获取预期的业务增长成效，不如转而以合适价格出售离场。”一位华尔街大型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股票交易主管分析说。
这直接触发花旗银行迅速决定对全球零售业务进行大刀阔斧的取舍。
去年4月，花旗银行发布公告称，将寻求出售其在澳大利亚、巴林、中国大陆及台湾、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波兰、俄罗斯、泰国和越南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银行业务。
“这背后，是花旗银行正急于削减运营成本以增强利润表现。”他向记者指出。
此前，花旗银行首席财务官马克·梅森（Mark Mason）也明确表示，2020年全球零售业务营业费用高达33亿美元，有望通过业务重组取得削减成本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零售业务营收下滑但成本高昂，俨然成为花旗银行利润表现持续承压的最大因素。整个2020年，花旗银行营收达到743亿美元，几乎与2019年持平，但利润仅有100亿美元，同比下降43.3%，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花旗银行个人银行业务营收同比下降9%，但相关业务运营成本开销有增无减。
在花旗银行决定剥离13个国家地区零售业务后，相关业务操作骤然提速。
去年8月，花旗银行将其澳洲个人银行业务出售给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B)，交易价格约合12亿澳元。
此后，花旗银行相继关闭韩国个人银行业务，还出售了菲律宾相关业务。
今年初，新加坡大华银行宣布斥资36亿美元，收购花旗银行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个人银行业务。
市场传闻，花旗银行的印度、中国台湾地区个人银行业务出售也将在1月底“尘埃落定”。
不久前，花旗银行还增加了出售墨西哥个人银行业务，作为全球零售业务大瘦身的新步骤。
记者注意到，花旗银行出售的个人银行业务，多数是溢价交易。比如花旗银行溢价2.5亿澳元出售澳洲个人银行业务，溢价9.15亿新家坡元出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零售银行业务。
“这背后，一方面体现出收购方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与个人银行业务蓬勃发展的持续看好，另一方面也凸显花旗银行管理层不得不优先考虑出售具有增长潜力的部分全球零售业务，以此快速提振利润表现，令花旗银行股价表现能迅速追赶其他华尔街大型银行同行。”上述华尔街大型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股票交易主管指出。
记者从多位外资银行人士了解到，花旗银行此举也可能是基于其新的业务发展战略规划需要，通过剥离高运营成本的个人银行业务，从而腾挪出更多资金资源，投向利润更高的机构业务与财富管理业务。
记者不完全统计，2018年-2021年三季度末，花旗银行累计股权投资了16家资本市场类金融科技公司，其中包括9家财富管理类与7家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类科技公司，表明花旗银行正将大量资源优先用于壮大机构客户业务与财富管理业务，特别是提升投行、资本市场、证券服务、财富管理的科技化运营水准。
此外，花旗银行决定在新加坡、中国香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伦敦设立四个“财富中心”，开展财富管理业务。这预示着花旗银行对财富管理业务的考核或出现改变——不再看中各国业务分支机构的财富管理业务营收利润，而是看中这些国家地区高净值客群能在全球范畴内，给花旗银行带来多大的财富管理业务营收与利润增加值。
“但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离不开个人银行业务作为基础。因为只有了解个人客户的财富增长历程与人生各个发展阶段财富管理需求，才能提供更全面专业的财富管理服务。如今花旗银行剥离那么多国家地区个人银行业务，等于给财富管理业务做了釜底抽薪，令后者未来发展空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一家外资银行驻大中华区业务主管指出。
首位女性CEO的新挑战
令华尔街金融机构诧异的是，花旗银行首位女CEO——简·弗雷泽（Jane Fraser）竟然对自己最熟悉的零售业务“下重手”。
资料显示，在去年2月出任花旗银行CEO（也是美国华尔街大型银行的首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前，简·弗雷泽担任花旗银行全球消费者银行业务主管，负责全球19个国家及地区的所有消费者业务，包括零售银行、财富管理、信用卡、住房抵押贷款以及相关的运营和技术。
“外界对此猜测，花旗银行董事会与股东方之所以选择简·弗雷泽担任花旗银行CEO，就是看中她在花旗银行零售业务的丰富运营经验，有助于更高效地剥离这些业务。”前述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表示。毕竟，简·弗雷泽在花旗银行业务剥离方面也具有相当丰富的操作经验。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期间，她负责管理花旗银行战略发展部门，协助花旗银行出售其券商业务Smith Barney，令前者的业务规模得到精简，助力花旗银行从需要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迅速“起死回生”恢复元气。
一位花旗银行总部人士对此直言，这类猜测缺乏依据。事实上，简·弗雷泽在花旗银行内部颇受好评。尤其是她带领北美地区分支机构成功抵御疫情冲击，获取董事会与部分重要股东的较高评价。
在他看来，简·弗雷泽之所以决定剥离自己熟悉的全球消费者银行业务，一方面是过去数年花旗银行零售业务投入产出比一直在下滑，拖累了整个银行业绩表现，另一方面是花旗银行不得不需要通过更大力度的业务取舍重组，在有形普通股权益回报率(ROTCE)方面迅速赶超其他华尔街大型银行同行。
记者获悉，2017年起，花旗银行设定了新的利润增长目标，包括未来数年将有形普通股权益回报率(ROTCE)提升至12%，到2020年达到13.5%。目前，ROTCE是华尔街投资机构衡量大型银行盈利能力的一大关键指标，甚至很大程度影响着大型银行的股价表现与投资回报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19年三季度花旗银行将ROTCE一度提升至12.2%，但这份成绩仍然大幅落后其他华尔街大型银行。
目前，摩根士丹利将长期ROTCE的增长目标调高至20%，高于此前的17%目标；摩根大通则认为2021年的ROTCE达到23%，中期目标也能维持在17%以上。
“这导致花旗银行股价涨幅远远逊色于其他华尔街大型银行，给简·弗雷泽临危受命带来巨大的业绩压力。”多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分析说。花旗银行之所以在ROTCE增长方面逊色于华尔街其他大型银行，一方面是受疫情冲击，另一方面也与其战略失误存在着密切关系。比如花旗银行前些年在美国的运营策略过于保守，未能抓住美国经济高增长机会扩大存款规模，导致它无力释放更多信贷投放资金；相比而言，其他华尔街大型银行则充分借助其分支机构吸收大量存款，凭借强大的信贷投放能力赚取丰厚的信贷利息收入，令其利润表现与ROTCE增速远远好于花旗银行；此外，2020年疫情冲击一度导致花旗银行新增计提79亿美元贷款损失拨备，令其2020年上半年利润同比大跌73%，导致利润表现“差强人意”。
但是，迅速剥离全球个人银行业务能否令花旗银行快速提振ROTCE增长并追上其他同行，仍面临诸多变数。
在业内人士看来，首先，花旗银行此次剥离的，很多是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亚太地区个人银行业务，或令花旗银行失去新的利润增长点；其次，花旗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拓展也将因个人银行业务剥离遭遇一定的波折，令其他大型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增长优势进一步凸显，拉开其与花旗银行的ROTCE差距。
“目前，汇丰等大型银行都看好亚太地区经济长期高增长，积极加大力度布局当地财富管理等零售业务——希望亚太地区财富管理业务收入占比早日媲美发达国家。但花旗银行偏偏选择反其道而行，无疑令它在全球财富管理业务拓展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一位外资银行亚太区零售业务主管向记者指出。这背后，可能是花旗银行近年利润增幅受限，无法投入巨额资金布局财富管理等零售业务数字化，迫使它选择“离场”规避竞争劣势，牺牲新的业务增长点。
在剥离全球零售业务同时，花旗银行还不得不面临新的业绩波折。
近日，花旗银行公布 2021财年四季度财报显示，当季花旗银行实现营收170.17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提升，高于市场预期的168亿美元；但当季实现31.73亿美元净利润，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6%，创下过去一年以来最低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花旗银行的业务转型正带来额外的费用支出，比如花旗银行关闭韩国个人银行业务时，与韩国分支机构员工自愿提前结束退休养老金开支项目的相关费用支出达到11亿美元，令当季花旗银行整体费用支出增加至135亿美元，同比上升18%。
“整体而言，剥离全球零售业务在提振花旗银行利润表现方面仍取得一定的短期成效。尽管零售业务剥离令去年花旗银行总营收同比下跌5%（达到718亿美元），净利润却达到219亿美元，同比翻番。”多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坦言。但是，一旦花旗银行机构业务与财富管理机构未能创造理想的业绩增长态势，加之其他大型银行在亚太地区的个人银行业务与财富管理业务呈现爆发式增长，令华尔街骤然发现花旗银行此次剥离全球个人银行业务又是一项“战略失误”，简·弗雷泽无疑将面临新一轮来自股东与董事会的更大问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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