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闻头条被世界动荡局势所占据，当不同地区传来一些国家领导人或说谎不脸红，或黯然下台离去的信息时，阅读今年99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刚出版的书《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个研究》，让人更为感慨。基辛格通过六位他认为非凡的世界级领袖个案，探讨领导力的问题。这六人是：二战后自1949年至1963年担任西德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与中国建交的美国前总统尼克逊、曾因为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以及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属于元老级的基辛格，与这六位领导人都有个人接触与交往，书中穿插他的第一手观察与记录，使得他对这些人物的分析和论述更有可读性。本文就专注于他对李光耀个案的论析。
基辛格与李光耀交情甚笃，2015年李光耀去世时，基辛格远道而来参加葬礼。两年前，另一位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出版《李光耀：大师论中国、美国与世界》一书时，基辛格为之写序，对书中主角推崇备至。李光耀在回忆录简短提过当年去哈佛时对基辛格的初次印象。而在基辛格书中，李光耀的出场，也是1968年11月在哈佛大学利陶尔中心（Littauer Center，现肯尼迪政府学院）。当时越战是个热门课题，李光耀参加研讨，不讲客套话，直接问教授们对越战的看法。一个阵营认为约翰逊总统是个战犯，另一个阵营则认为约翰逊总统是个精神病患。利陶尔中心院长请李光耀说说他的观点，李光耀劈头一句是：“你们让我作呕。”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海峡时报档案照）
根据基辛格，这位45岁的小国总理，当时以既不博取同情，也不为讨好的方式，冷静地分析东南亚的地缘政治，以及“他所相信的新加坡国家利益”。他强调新加坡必须经济上能够生存，安全得到保障。他没有反美情绪，或者在经历殖民后对帝国的厌恶。他没有因为新加坡面对挑战而抱怨美国，也不指望它来解决新加坡的问题。他寻求的只是美国的善意。他希望缺乏天然资源的新加坡能够通过对人才的栽培，取得经济上的增长，因为人力是新加坡的主要资源。对李光耀而言，要提高人民的素质，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让他们不会因为共产主义者的动乱、邻国的侵略，或者中国的霸权而被遗弃。
基辛格指出，国家领导人的重要素质之一，是能够不随波逐流。“李在多年前哈佛研讨会的表现之具有启发性，不仅因为它对美国和新加坡在世界的立场分析条理分明，还有他敢于逆风而行的勇气。这是他在他的事业中多次展现的特质。”
基辛格写李光耀的其中一节，题为“来自小人国的巨人”，突出李光耀把一个面积比芝加哥还小、先天条件不足的多元种族小岛，建成一个经济发达的国际化国家。他的点评是，新加坡要挣扎建国，内政外交必须交织一起，“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经济增长要能够支持得住新加坡人口；国内要有足够的凝聚力，以让它能够制定和落实长期政策；外交上要足够敏捷，使得自己能够在庞然大国如俄罗斯和中国，以及虎视眈眈的邻国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求存”。李光耀展示了他的能力，又具备基辛格认为领袖应有的“历史意识”，知道历史上城市国家能够存活的极少，清楚新加坡的种种局限，但又有超人的想象力和追求卓越的决心。
新加坡面积之小，与李光耀格局之大，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基辛格笔下，李光耀除了成功打造了一个国家之外，很重要的也是他在中美之间所扮演的角色，还有他对世界建立秩序的渴求和努力。他由始至终都没有改变立场，认为美国对世界，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安全和发展，能够扮演重要角色。“这不是因为李光耀感情上亲美，他一点都不感情用事，他对美国的政治和处理地缘政治的做法，不乏批评”。但是他往往能把历史、文化、地理与当下的关注结合起来，了解事件的文化语境，运行其中，并且善于把区域的发展连接到更大范围的世界局势。
新加坡选举制度
让执政者有机会调整政策
多次听李光耀阐述中美课题看法的基辛格，认为李光耀谈中美时都“unsentimental”（不带感情色彩），但在1993年李光耀即已预言，中国对世界实力平衡的影响之大，使得世界在未来30至40年内必须重新寻求新的平衡。李光耀认为中国并非只是“又一个强国”，而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用李光耀的原话，是促请美国不要“一开始就把中国当敌人”，而是应该让它融入国际社会，接受“中国为一个强大、崛起的国家”，理应“在董事会中也有一席之地”（a seat in the boardroom，即在重要决策中也能发挥影响）。
基辛格所勾勒的具坚定价值理念的强人，除了“铁汉”形象之外，也有柔情的一面，而铁汉的柔情并不柔弱。2010年10月，在李光耀夫人柯玉芝过世后，李光耀“前所未有”地给老朋友基辛格打过好几次电话，倾诉他的悲痛，以及夫人逝世后心里的空虚。基辛格问他是否曾与儿女诉说这份寂寞感，李光耀说：“没有。作为一家之主，我的责任是支持他们，不是依靠他们。”
（档案照）
将近百岁的基辛格长时间与深度参与了过去数十年形成的当下这个世界，见证了英雄如何造时势，但是书中对未来的世界和领导力，透露出个人的忡忡忧心。其中，他对科技与互联网产生的影响并不乐观，认为社交媒体的出现，正在改变人们的习惯与思维模式，担忧“深度的知识与能力”（Deep Literacy）的弱化，领袖更短视和走向民粹。
基辛格认为，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并不民主，但“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选民对执政者表现的评估表，让执政者有机会调整政策。对于新加坡的未来，他说，关键在于“经济与科技的持续进步是否会导向民主和人文的过渡”。李光耀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人民要求的改变范畴究竟有多大，迟早会成为新加坡持续发展的讨论中重要的一环。在基辛格看来，新加坡最终的挑战是：在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和改良式精英主义之间，是否能够取得更好的平衡。
（作者是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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