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当听到大人提到榴梿，说它是“三保公的大便”。为什么会有这种像是戏谑的传说流传下来，当年大家也说不出一番大道理。总之，榴梿和“三保公大便”的联结，自此就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榴梿是三保公的大便”，为什么会成为南洋华人的集体记忆？
早期新加坡街边榴梿小贩。
明朝时期七下西洋的郑和，在南洋被华人尊称为“三保公”，并当作神明来崇拜。“三保公”“大便”和“榴梿”三者被南洋华人相提并论，把绝然不同的三种意象融合在一起，充满象征色彩。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喻？
郑和被神格化为“三保公”，是流寓南洋的华人对他在海外“宣德化，柔远人，扬国威”，深怀感戴之心，因此把依恋母国之情，依托在他这个神明身上，成为他们精神回归原乡的物化象征。榴梿这异乡奇果，被视为南洋的“果中之王”，代表本土的意义不言而喻。榴梿强烈的特殊气味，常被初来乍到的人排斥。但它和“留连”谐音，大家把能不能接受它，当作是否能长住本地的试金石。
深究起来，“榴梿是三保公的大便”这个说法，会在南洋华社广泛流传，难免掺杂文化的隔阂，异地生活的不适和唐番意识的作祟等因素。除此之外，当中也隐含对异乡不敬的嘲弄。这也反映出初来乍到的华族先民，面对南洋这片陌生土地，存在紧张的关系和焦虑。
榴梿这热带奇果，因其形状、气味和味道与众不同，形成它在南洋水果至尊的地位。让远离家乡，流寓异地的南洋华人，自然而然地以它为首选，表达他们与南洋关系的多重象征。
榴梿这个南洋异果，首次载入中国史籍，是在明朝永乐年间问世的《瀛涯胜览》，作者恰恰是随郑和出使南洋的通事马欢。他在书中这么描述榴梿：“有一等臭果，番名赌尔焉。如中国水鸡头样，长七八寸，皮生尖刺，熟则五六瓣裂开，若臭牛肉之臭。内有栗子大酥白肉十四五块，甚甜美可吃。”
《新加坡风土记》提到“榴连”。
马欢不愧是通事，不但对于这异乡奇果的特征，有精确的描述，转译“番名”的对音，也奇准无比。所谓“番名”即马来语“durian”，意思是“刺果”。“赌尔焉”是榴梿首次出现在文献上的华语名称。
福建龙溪人王大海，1783年泛海至爪哇，侨居长达十年。归国后，1791年写了《海岛逸志》六卷，在《花果类》里称榴梿为“流连”，看来他极不喜欢榴梿，形容它“其香浓浊不堪……华人不敢食者，见之且掩鼻而过焉”。
广东人谢清高（1765-1821），1782年随船队出海，遍访南洋，行程远达欧洲。1792年归国，口述出洋所见所闻，由同乡杨炳南执笔成《海录》一书。书中也提到榴梿：“凡无来由所居地有果二种：一名流连子，形似菠罗蜜而多刺，肉极香酣。”
用“流连”或“流连子”来指称榴梿，南方方言口语色彩极浓，相信王、谢二人是得之于流寓南洋的华人。
早期中国文人墨客写榴梿
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南来短居或途经新加坡的中国文人墨客，不绝于途。他们笔下不会错过对榴梿这异果的描写，择其著者，有李钟珏、左秉隆、郭嵩焘、张德彝、黄遵宪等。这些作者初来乍到，初遇榴梿，惊鸿一瞥，笔下的称呼，自然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
李钟珏（1853-1927），1887年到新加坡探访谱兄左秉隆，在新加坡住了两个月，回国
后写了《新加坡风土记》。他是这么说榴梿：“叻地树木繁盛，尤多椰林，其次槟榔、榴连、菩提等树最多。”
左秉隆（1850-1924），1881至1891年被清廷派驻新加坡当领事，著有《勤勉堂诗钞》，其中收录《流连》古诗一首：“南有乔木，实大耳圆。壳如蝟缩，玉粒珠编。初闻欲呕，食久弥鲜。不亦宜乎，名曰流连。”
左秉隆著《勤勉堂诗钞》书中《流连》一诗。
郭嵩焘（1818-1891），1876年被清廷派驻英国为大使，出使途中经过新加坡。在他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记录他在胡亚基府上吃榴梿的体验：“胡氏园水果多奇品，所食三种，曰山竹……，曰洋荔支……，曰流璃（西人谓之多里安，味甘而气臭如腐乳）。”
张德彝（1847-1918），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途经新加坡。回国后，以日记随笔的方式写了《随使英俄记》，书中这样描绘榴梿：“又有罐果者，大如菜瓜，外有楞，色淡黄，皮如鳄鱼，厚盈寸，内分三格，每格肉四五块，白色，闻之如葱蒜，食之如蜜糖。”
黄遵宪（1848-1905），1891年出任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1902年出版《人境庐诗草》，在《新加坡杂诗十二首·其九》中就如此歌咏榴梿：“绝好留连地，留连味细尝。侧生饶荔子，偕老祝槟榔。红熟桃花饭，黄封椰酒浆。都缦都典尽，三日口留香。”
五位作者以不同视角来观察榴梿，给它的称呼各异，分别是“榴连”“流连”“流璃”“罐果”和“留连”。显然这个时期的榴梿，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华语词语，只是停留在民间口语词的阶段。这些作者通过华人口述，听声记音，自然各有不同：李钟珏到底是优贡出身，一出手就兼顾音、形、义，创造了最接近后来成为固定词的“榴连”；左秉隆和黄遵宪都是诗人，把榴梿当作南洋记忆的审美对象来描述，自然取表达“流连”意象的“流连”和“留连”；郭嵩焘和张德彝两人是学者，以朴实无华的写实手法来记录榴梿的印象。郭嵩焘借用发音相近的“琉璃”一词，改为“流璃”，显得较古雅；张德彝则另辟蹊径，不用音译，据其外观形貌，称它为“罐果”。
榴梿到底是南洋的物产，身居中国的华人没见过也不熟悉。那些因缘际会初遇榴梿的中国文人墨客，笔下对榴梿的各式各样的称呼，并不会因此成为汉语使用的词汇。
20世纪初 榴梿词形未固定
榴梿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始终是以区域华语的身份，在南洋流行。
榴梿一词作为南洋的区域华语，我们只能从南洋华人实际应用的语料，梳理出它的历史发展脉络，从中做出符合学理和应用习惯的选择。
首先，我们可以查到的书证是道光戊戌年（1838年）4月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用“流连”来表达榴梿。可见这个时候，榴梿词语的使用，还是延续南洋华人行之有年，以方言口音来记音。
1881年《叻报》在新加坡创办，出现在报上榴梿的词语，较常以“榴连”的字样出现。这个时期采用的“榴连”，选用偏旁从木的“榴”字，显然有意识到榴梿属乔本植物，因此取“榴”字以表其义。这个词形的出现，以华语构词法的角度来说，比单纯记音的“流连”或“留连”是一大进步。同个时期，榴梿间或也以“留连”的词形出现在《叻报》上。
进入20世纪初，新加坡出现多家华文日报，榴梿词语在各报的使用无一定之规，呈现一种随意性，造成榴梿一词出现多种词形。除上述的“榴连”和“留连”外，尚有“流莲”或“榴莲”。如“流莲接武荔支香”（《天南日报》1902.12.16），“日啖榴莲齿留香”（《总汇新报》1922.12.25）。这个时期的报章，出现“榴莲”这个词形，以“草”字头的“莲”，搭配木字旁的“榴”，不是自觉地认识到为构词的偏旁趋同做出的选择，而是作者不经意采用同音字的结果。
1920年代，新加坡两大华文日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相继创刊，是我们考察新加坡华社日常用语不可或缺的媒体。纵观1920年代到二战前的两大报，一开始就对榴梿一词的使用具有共识，经常采用“榴莲”，“榴连”只是偶尔出现，其他词形几乎没见到。
新加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办报兴学的初潮，许多文人开始南来，民智大开。文人主持报务，有意识地针对报章的本地用词加以干预、改造，使之较为规范。“榴莲”一词在报章的普遍采用，已经把音义相结合的思考加入。
除了考察报章用语，另外针对教科书用语的考察，也是我们寻找语言事实，更具体地去了解语言使用的历史脉络。
二战以前，新加坡华校使用的教科书，都是从中国进口，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内容充满中国色彩，理所当然地没出现有关榴梿的课文。二战之后，新加坡殖民地政府教育部门提出“十年教育计划”，建议改编华校的教科书，规定内容必须“去中国化”，适量增加本地色彩。1947年之后，一些标榜“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纷纷出炉。
小学课本开始用“榴梿”
虽然如此标榜，这些本地华校的教科书，主要还是在中国编辑出版，本地化的内容在各种教科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以1947年商务出版的《复兴国语教科书》为例，在小学初级第二册有一篇课文，开始采用“榴梿”一词，这是“榴梿”这个词语出现的首次书证。
清末民初，中国兴起“国语运动”，语文改革和文学革命是两大要旨。语文改革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语文改革从理论的提出到发展成为实际成果，就是“国语统一”。国语统一，语音和用词的规范是一大要求。出版业者把它纳入教育实践上的教科书编纂，对扩大其影响，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作为中国两大主要教科书出版机构的商务和中华，集中了许多优秀的语文专家和教科书的编辑人才。他们为新马编辑语文课本时，自觉地采取规范化手段来处理一些南洋的词汇，使之更契合“国语”的构词要素。这些教科书，特别是《国语》课本中遣词造句的细致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和好好研究。
《复兴国语教科书》课文采用“榴梿”一词，是“榴梿”一词出现的首次书证。
其实，“榴梿”一词在汉语属于连绵词，中国学者王云路对连绵语的特点有精辟的说明：“汉语双音词有偏旁类化的特色，在连绵词中，这一倾向更加明显。所以连绵词除了音节上有双声或叠韵等关系外，在字形上也往往有偏旁相同的特点，也就是逐步规范化。”（见王云路著《中古汉语词汇史》）
我们知道，作为名词性的连绵词，通常是用来指称事物，特别是记音的外来词，也就是所谓的音译词，比如“葡萄”“槟榔”“玻璃”等即是。“榴梿”一词在新马教科书上的改造，就是有意识地遵循汉语构词的这一特点。
从此之后，新加坡采用的教科书，一致使用“榴梿”一词。比如1948年南洋书局出版《国语》初小第七册，课文中第29课《一只榴梿》就是很好的例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加坡殖民地当局限制中国出版物的进口，从中国进口教科书的业务终告中断。1951年《方吴报告书》出笼，颁布了强调“马来亚化”的课程编纂标准。新加坡经营华校教科书的五家书商，即世界、上海、南洋、商务和中华，纷纷进军华文教科书出版业。纵观这五家出版的华文教科书，在提到“榴梿”的课文中，似乎观点一致，继续采用“榴梿”一词。这个传统，从自治邦到独立之后，在新加坡华文教科书里一直延续下来，始终没有改变。
今天，“榴梿一词很早就是新加坡的规范用语”这个一厢情愿的印象，可能由此而来。事实是否如此？如果我们相信语言事实是首要，然后才会有事实形成的观点和结论，那么就让真实可靠的语料来说话。
我们上面已经依据《南洋》《星洲》两大报章，对榴梿的用语情况作了说明。现在依旧借重这两大报章，酌量增加一些本地杂志的实例，继续我们的考察。为方便说明问题，我们把考察的时间幅度锁定在二战之后到1970年代末。
二战之后，榴梿已经成为新加坡市民，特别是华人普遍喜爱的水果，华文报章出现榴梿的频率逐年增加。浏览二战之后至1950年代的两大报，在1940年代，出现“榴梿”这个词形只有两例，首例是出现在1947年12月29日的《南洋商报》。进入1950年代，也只增加40例。但是，在同段时期，“榴莲”一词使用的次数高达900多例。两相对照，哪个才是经常使用的词语即可一目了然。
这个时期，其他榴梿的异形词比如“榴连”，偶尔还会在报章出现。在杂志方面，显得比较随意，“榴莲”或“榴连”较常见到，“榴梿”几乎看不到。1951年出版的《南洋学报》第七卷第一辑，同一期出现两篇文章，张礼千采用“榴莲”，韩槐准则用“流连”。这时候“流连”已经非常罕见，不知道基于什么学理上的理由，他在文中主张植物学学名采用“流连”。1959年出版的《南洋儿童》，在第二期介绍南洋的水果时，采用的是“榴莲”。
《南洋儿童》第二期，介绍了“榴莲”。
1960及1970年代，两大报采用“榴梿”一词的次数高达500例，“榴莲”出现的次数减为200多例，“榴连”则出现80多例。会出现这种扭转的现象，可能是受教科书影响的新一代开始成长。杂志方面，信手拈来以1961年出版的《行动周刊》第80期作为例子，在刊登的《佳果集》一诗中用的是“榴连”。
从“榴梿”“榴莲”和“榴连”三者混杂使用的情况来看，当年的报章或是公众，还没产生要给榴梿一个规范用词的自觉，无论是基于学理上、语言使用的实际，或者是约定俗成，即便是我们在课堂上学的规范用词是“榴梿”。
新加坡华语在汉语文化圈处于边陲，向来对华语的使用问题，不是缺少关注，就是严重噤声。从上面勾勒的榴梿用语的历史实况，可见一斑。1980年代末，“榴梿”一词的使用，竟然造成新加坡华语的“觉醒”。
促成这次“觉醒”的就是汉语权威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事缘《现代汉语词典》在第一版（1978年出版）和第二版（1984年出版），以“榴莲”作为词条收录，在新加坡因此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禁不住勾起小学的记忆：老师不是要我们在“改正错字”的作业上选择“榴梿”吗？代表乔木的“梿”字怎么能以纤弱的草本“莲”字来取代？我们看到许多人站出来，为捍卫“榴梿”一词的“合法地位”鼓与呼。
不知道什么缘故，《现代汉语词典》的第三和第四版在没说明原因之下，删除了“榴莲”的词条，不再收录。2005年出版的第五版，恢复收录“榴莲”，以它为主词条，另外加收“榴梿”一词，列为副词条，并附说明“同榴莲”。2012年第六版出版，榴梿词条的主副地位发生变化，改以“榴梿”为主词条，“榴莲”被列为副词条。这样的安排，相信是《现汉》编辑部接受新马学界的意见，从善如流，以“名从主人”的原则，做出皆大欢喜的结果。
这场唤起新加坡华语“觉醒”的讨论，很可惜许多论点都是从感情出发，而不是从学理或者是语言使用的历史角度去深入讨论，因此没有形成理论上的“觉醒”，让人觉得遗憾。
作者：林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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