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成为了对各国的物资储备、医疗体系以及国民动员机制的一次大考。中国在这场大考中实行了全世界最严格的管控模式，这也是应对疫情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然而由于国情体制不同就注定其他国家难以效法我国目前封城封路这种严格的管控模式，况且即使效法也难以取得同样的效果，甚至还可能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国情在一定程度上借鉴我国的经验实行一定的封锁隔离措施，但很难完全照抄中国的“作业”。既然不能完全照抄，那么就只有选择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抗疫道路了。还真有一个国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抗疫道路，然而这个国家在疫情初期其实并不被看好——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在疫情初期可是一个重灾区：1月下旬到2月上旬新加坡的确诊病例数一直在除中国之外的数据里领跑，即使在日、韩两国的疫情蔓延爆发后新加坡的确诊病例数也仅次于中、日、韩三国。然而新加坡的人口规模远远小于日、韩两国，实际上按人口比例换算而言：当时新加坡的疫情形势甚至可以说比日、韩更严重。新加坡尽管只有560万人口，然而新加坡只是一个弹丸之国，新加坡的人口密度高居全球第二。这样一个弹丸之国在疫情初期出现如此之多的确诊病例其实风险着实不小：搞不好就会开始本地传播，然后迅速蔓延开来。
2月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针对疫情的讲话中提到：“如果病毒广泛传播，那么试图追踪每个接触者将是徒劳的。如果我们依然将每一个疑似病例都送进医院隔离，医院就会人满为患。如果新冠病毒死亡率像流感一样保持低水平，我们应当改变做法——鼓励那些只有轻微症状的人去看医生”。防疫期间新加坡除了禁止有中国内地、韩国大邱市及清道郡旅游史的人入境，并没对城市或区域进行封闭管制。政府明确表示不建议健康的民众佩戴口罩，也没建议民众留在家里不出行，新加坡这种防疫模式一度被称为“佛系”防疫。那时谁都没想到新加坡的“佛系”防疫竟会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见到效果：截至2020年3月5日新加坡累计确诊112名新冠肺炎患者，在确诊病例数据上位居中国、韩国、意大利、伊朗、日本、德国、法国、西班牙、美国九国之后。目前为止新加坡是早期几个疫情大国中罕见的没出现死亡病例的国家，与此同时新加坡现有78名患者已治愈出院，也就是说新加坡现在实际上仍在住院的确诊患者只有34人。新加坡的治愈率接近于70%，可以说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很高的比率。
2月25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冠状病毒疫情通报会上分析了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在重点表扬了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后说道：新加坡与中国一样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措施。目前在中国所采取的措施与战术做法是正确的，新加坡等其他地方的也是。世卫组织希望看到考虑周详的以循证为基础的公共卫生措施，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在未来几周内采取这种以循证的基础的公共卫生措施“。2月初李显龙刚一发表讲话就被外界媒体戏称为”佛系“抗疫，甚至有的媒体直接断言”新加坡完了“。新加坡只是一个弹丸小国，可以说这样的弹丸小国在传染病面前是脆弱的。然而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好处：大国的优势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小国的优势在于船小好调头。关键就看国家决策层如何运作自身优势：新加坡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缺乏可回旋的战略纵深，这意味着疫情一旦蔓延开来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全国沦陷。然而新加坡也有自身的独特优势：作为弹丸之国的新加坡能以相对更高效的执行力把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个社区，因为新加坡需要防控的面积和人口本来就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嘛。况且新加坡经济发达、医疗资源相对丰富……这些都为新加坡防疫工作获得成效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加坡在疫情期间不封城的政策一度被外界媒体称为是”佛系“抗疫，其实这是新加坡的客观国情造成的：封城尽管是应对疫情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但封城的代价是相当巨大的。我国由于具备超强的动员能力，所以可以统一协调全国各地的物资供应。新加坡尽管是一个国家，然而就其国土人口规模而言只相当于一个城市，这意味着封城后人们的生活物资供应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其他国家无法照抄中国的“作业”是由于一系列客观原因造成的，那么新加坡实际上根本就不具备抄中国“作业”的先天条件，唯一的办法就是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抗疫道路。如果说新加坡不封城是客观国情决定的，那么新加坡在疫情期间不鼓励国民戴口罩也是外界称其为”佛系“抗疫的一大重要原因，然而这其实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说法。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关于新冠肺炎的原话是：“相比全民戴口罩更建议大家多洗手，避免用手摸脸。因为健康人戴口罩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当我们不断用手调整口罩时不可避免会接触到脸，而这恰恰是病毒传播的一种方式”。
由此可见新加坡并非不鼓励人们戴口罩，而是更强调戴口罩并不会保证绝对的安全，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养成勤洗手的卫生习惯。同时居家状态的人其实处于低风险环境是可以不戴口罩的，完全可以把相对有限口罩资源节省下来用于身处高风险环境中的一线医护人员，否则一旦疫情大规模爆发将难以满足人们等口罩等医疗物资的需求。所谓新加坡不鼓励国民戴口罩这种说法是断章取义的，实际上新加坡是在一开始就意识到不能让国民以为一戴上口罩就安全了，事实上戴口罩是涉及很多细节问题的。韩国人现在拼了命在抢购口罩，然而一窝蜂排队哄抢恰恰又造成了人流聚集，这反而是对疫情防控工作不利的。新加坡为什么能在疫情初期就能考虑到这些细节问题呢？说到底还是因为新加坡足够小。大国防疫模式和小国防疫模式注定是有区别的：大国由于各地差异性较大，所以很多问题难以在第一时间以一刀切的形式去解决，很多细节问题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暴露发现并予以纠正；相比之下小国的很多问题是在一开始就浮于表面的。大国的优势在于可以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小国的优势在于能在第一时间把工作量化落实到诸多细节层面。
事实上被称为“佛系”抗疫的新加坡在信息透明和行动果断方面自始至终走在世界前列：2019年12月武汉发现疫情后上报，12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派出专家组赴武汉。从2020年1月3日起武汉飞往新加坡的旅客抵达樟宜机场时需接受体温检测。1月23日新加坡出现第一例输入性新冠肺炎患者。当天新加坡政府就在机场设立了体温检测等措施，需要接受体温检测的对象由武汉赴新加坡的旅客扩大为所有赴新加坡的旅客，凡是发现有体温异常的游客立即隔离。4天后新加坡开始限制湖北省签发中国护照有课入境，同一天新加坡宣布实施强制休假计划：强制要求雇主对从中国来的员工实施14天强制休假，由政府给予企业补贴。2月1日新加坡将限制入境扩大到了所有14天内到过中国内地的旅客；2月8日起新加坡暂缓国内所有大型活动。这些措施比大多数国家都实施得更早，从而得以在源头上大大减少了输入性病例。从2月18日起新加坡开始实施居家隔离令：在新加坡工作或读书的外国人如果在在过去14天内曾访问中国大陆将强制在家隔离14天。在本次新冠疫情之前新加坡就制定了针对传染病疫情的专家打分卡——DORSCON等级：用绿、黄、橙、红四种颜色分别代表不同的疫情程度，综合反映了疫情在新加坡本地和海外的严重程度、病毒传播力度以及对本地经济生活的影响，同时注明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影响并给出行动指南建议。
尽管在疫情初期新加坡一度被视为重灾区，然而由于做到了早发现、早治疗，所以新加坡的疫情问题其实在一开始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相比之下潜在的感染者其实是相对较少的。现在一个月过去后效果就出来了：新加坡由于问题暴露较早，所以能集中对早期感染者进行治疗，而在后期新加坡的新增病例增长速度就开始呈下降趋势。当新加坡的疫情形势开始趋于平稳之际伊朗、意大利、德国、法国、美国等国的形势却正趋于严峻，这实际上意味着病毒可能早已潜伏在这些国家，只是在问题暴露之前没引起这些国家的重视。由于新冠病毒潜伏期较长，所以不排除病毒在前段时间已在这些国家全面扩散的潜在风险，只是近段时间人们开始逐渐陆续发病才使问题暴露出来。使问题及早暴露并予以解决是疫情防控的要点，那么问题暴露较早的新加坡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呢？要解决疫情问题当然需要充足的医疗资源作为后盾。世界卫生组织曾对190多个国家的医疗水平、接受医疗的服务难度、医疗费负担公平性以及国民预期寿命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排名，结果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三。相对充足的医疗资源使病人入院看病时一般不需要等候。由于此次冠状病毒确诊后发病较急，所以医疗资源的充足与否就直接影响到治愈率的高低。
新加坡的医疗体系是从低到高逐步上升的：不同级别的医生或者医疗机构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初级保健就是通过家庭全科医生和私人诊所提供的。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大约有1700个GP诊所，可以满足80%的基本医疗需求（包括门诊、母婴、接种、体检和制药等）。疫情发生后新加坡在每个居民区设立了社区医院，从而使难以前往大型综合性医院就诊的老年人能得到及时的医疗服务。我们现在回头来理解李显龙所说的”如果我们依然将每一个疑似病例都送进医院隔离，医院就会人满为患“这句话其实并不是在鼓励人们不就医，而是在强调必须保证医疗资源的平稳运行。新加坡的医疗资源在平时尽管相对充足，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弹丸小国。当人们面对疫情一窝蜂挤到医院时新加坡的医疗资源仍是不堪重负的：不仅无法及时为所有人提供有效的治疗，反而会因为可能因为这种一窝蜂的人流聚集加剧疫情形势。有鉴于此的新加坡确立了严格的分诊制：新加坡人在出现发烧和咳嗽等症状后首先会去找家庭医生进行分流，如果是普通感冒之类的疾病就直接开药，如果怀疑是新冠肺炎的就转诊到综合医院。这种分诊制既提高了就诊的效率，也扩大了病人获取医疗资源的概率，还减轻了大型综合医院的负担，减轻了人们一窝蜂往综合医院挤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风险。
1月下旬第一批“输入型”感染病例出现后新加坡就组建一支140人的政府联络追踪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确定并隔离“密切接触者”。新加坡对“密切接触”的定义是：距离感染者2米内且共处30分钟以上的任何人。属于新加坡内政部系统的警察队伍也加入抗疫行动。这些警员具有良好的侦查能力，着力于追踪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和传染源。每一个传播链要细致到街道、住宅小区，不允许任何一点模糊。一旦传播关系确认后新加坡卫生部官网会及时更新每个病例的传播链条“全分析”。这次疫情是对世界各国的一次大考：病毒不认你是不是发达国家，不管你是什么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只要你不能做到举国一致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就难以在较短时间内遏制疫情。曾有西方媒体声称：新加坡对传播链条的描述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却告诉路透社：本国民众普遍能接受政府这种侵犯隐私的要求。这显然需要政府与民众高度的协调一致，这与韩国在疫情严峻之际还爆发反政府的示威集会形成了鲜明对比。新加坡在政治体制上采用的是一种西式政体，然而与此同时新加坡又是一个格外强调传统的东方价值观的国家。在所有实行西式政体的国家中新加坡的政府效率实际上是最高的，所以在本次疫情中新加坡的反应速度在海外国家中也几乎是最快的。
新加坡在采用西式政体的同时，在国民价值观上却格外强调”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是一种强调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服务与服从的集群意识，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之上的。我们无需讳言的一个客观事实是：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时东西方之间的人自发形成了社群意识和个人意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形态。社群主义必须兼顾构成社群集体的每个成员的利益，否则如果每个成员都不能从这一社群集体中获益，那么这个集体就是萎靡不振的；个人主义同样不能侵犯到集群的利益，否则就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现在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是一场与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的战争，那么既然是战争就要求高度的统一协调，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牺牲一部分个人自由，否则我们就是一群注定要打败仗的乌合之众。如果要论国民动员效率无疑是中国堪居世界第一，而在所有采取西式政体的国家中新加坡从来都是以高效闻名。在此之前我们早已见识过新加坡在环保、反贪等工作上的高效率，而支撑这种高效率的是严格的法制。尽管新加坡采用的是西式政体，却因保留着鞭刑等刑罚制度而被国际人权组织诟病，然而你敢想象在一个连随地乱扔垃圾都要挨鞭子的国家会有人敢公然违背居家隔离令吗？
新加坡的抗疫措施看似“佛系”，实则柔中带刚：目前新加坡已有好几例因未遵守强制休假令和居家隔离令被罚款乃至被取消工作签证的案例，也有外国游客因谎报旅行史而被起诉的案例。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和外界往来密切，加之高居世界第二位 的人口密度，这些都使新加坡在面对传染病时其实是很脆弱的。然而大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小国也有船小好调头的好处，关键在于国家决策层要找准自身的优势定位。新加坡恰恰充分利用了自身优势用更短时间、更小成本来达到防疫效果：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将工作重点放在保障疫情诊断的通畅、临床医疗资源的充沛以及用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病人尽快看病。新加坡并没选择大规模对居民进行隔离和居家建议，而是将精力用在对每一个确诊病例按照流行病学的标准追逐其传播链，要求细致到街道和场所，防止聚集性传染。这当然不是说隔离和居家是无用的，而是说明像新加坡这样国土较小的地区在不妨碍健康居民生活工作的情况下最大程度控制传染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新加坡和韩国各自的防疫模式：新加坡国民的生活基本处于有序状态；相比之下韩国对阻止社区传播就明显乏力。作为被世卫组织点名表扬的新加坡防疫模式和中国模式分别代表着大国抗疫模式和小国抗疫模式的成功案例。这两种模式在具体措施上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却具备一个共性：找准自身的优势定位，然后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举国一致去推进落实防控工作。
新加坡向来以“技术官僚治国”著称。这次疫情让外界看到新加坡政府的确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专业精神进行决策，而不是根据政治和意识形态。这是防疫思路尊重科学的根本原因，也可能是各国政府最需要汲取的一点。自从2003年SARS病毒疫情之后新加坡就建立了防疫员DORSCON机制：把疫情警报级别分为4档。本次疫情从黄色警报到橙色警报给政府的防御措施、跨部门协调、出入境控制和应急物资采购等方面的措施详细指导，是所有措施的制度基础。类似于中国“发热门诊”的公共卫生对应诊所（PHPC）系统在新加坡有873个接收点，这相当于北京发热门诊的11倍，而新加坡的人口只有北京的26%左右，显然作为小国的新加坡尽了最大的力量确保医疗资源的平稳运作。强大的执法体系保证了政府措施的执行：多年来新加坡正是靠严格执法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以清廉高效著称的花园城市型国家，而在本次疫情中新加坡对违反法律规定的恶意隐瞒病史的行为也是绝不姑息的。疫情期间李显龙和各部门官员轮番对公众讲话，事无巨细的辟谣，不厌其烦地呼吁无需囤货抢购。这些讲话符合新冠肺炎的实情，既没有煽动恐慌情绪，也不回避最坏的情况，对防止哄抢物资的行为效果明显，这种行政效率恐怕是很多国家都望尘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