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劲教授[1]
段磊、张凤婷
新加坡1965年建国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从建国初的不足10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3284亿美元，人均GDP达到6.5万美元，高居全球第五，经济发展上堪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建国之初，这个幅员狭小，资源匮乏的小岛能否独立生存下去都受到质疑，李光耀也曾坦言新加坡独立的无奈以及国家生存的艰难：“新加坡的独立是强加在它的头上的……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而今天的新加坡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国家治理方面也被认为有独到之处。我们应该怎么解读新加坡的成功？系列文章中的本篇主要从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对其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展开。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是新加坡发展的先天硬件基础。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主要通路，从欧洲、中东、南亚到亚洲东部或澳洲的船只都需从此经过。
马六甲海峡长达1000公里，海峡两侧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三个国家，但新加坡无疑更为幸运，新加坡所在的海峡东侧，深水航道更多、码头岸线更长，更适合建港口，而西岸（印度尼西亚一侧）大多数是沼泽和浅滩，大船不易靠岸。与同侧的马来西亚相比，新加坡独占马六甲海峡南端出口，且建港条件更佳：新加坡港的码头岸线长度超过21000米，而马来西亚的巴生港只有约9000米；新加坡港也有具有更好的船舶最大吃水深度条件。
借助这一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天然禀赋，新加坡得以有机会大力发展港口业务；但新加坡人并没有满足于此，而凭借新加坡优秀的制度设计和高效的管理，更加把新加坡港口的天然优势发挥到极致。在2020年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中，新加坡港以97.2分高居榜首，远超第二名的伦敦（83.3分）和第三名的上海（81.2分）；而新加坡港的竞争者巴生港（马来西亚）仅得到50.5分。这种领先显然不只是港口天然条件带来的，还体现了新加坡对港口的建设水平、航运的服务水平（航运经纪服务、海事法律服务、金融服务等）和综合营商环境水平（经济自由度、关税税率、营商便利性等）等方面的巨大优势。
以港口建设和服务为例，新加坡的集装箱泊位67个，码头起重机205个，均是巴生港的一倍以上；货物设计容量更是巴生港的2.3倍。而且设备先进，如新加坡的巴西班让码头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集装箱装卸桥，可容纳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同时远程操控系统使每个操作人员可同时控制6台起重机。服务方面，物流效率极高，港口承诺集装箱船舶不压港，而且装卸时间一般不超过10个小时；反观巴生港，则时有货柜装卸系统耗时、港口基础设施落后导致货物压港的新闻。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全球物流绩效指数报告，新加坡高居第4，而马来西亚则位列41位。
再以营商便利性为例，在世界银行发布的经营便利指数（2020）中，新加坡高居第二，其中市场准入、执行合同和税收条款三方面分别排第4、第1和第7位；马来西亚总排名第15位，在这三项排名中则仅列第126位、第35位和第80位。
虽然有如此优质的港口和相关服务，但新加坡面积仅724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70万，仅依靠国内的需求来进口或凭借国内的资源和生产能力来出口显然都是非常有限的。而新加坡的货物和服务进口达到其GDP的1.5倍；货物和服务出口则高达GDP的1.7倍，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新加坡港有规模庞大的转口贸易。以2019年为例，新加坡的转口贸易额占其出口总额的52.8%。
转口贸易产生的背景是不同国家、地区间的关税税率往往不同，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税税率较高（如25%），而他们和第三国之间的关税税率较低（如分别为5%和7%），则通过第三国的贸易公司进行转手交易往往可以适用更低的关税。新加坡把自身定位为自由贸易港，只对极少数的商品征收进口税，例如烟草和酒类，综合而言，新加坡的所有产品加权平均适用关税仅为0.24%（2018年）；新加坡对出口商品一律免税，并且对于出口额达到一定限额的公司，还可申请减免出口收益的所得税税金。此外，新加坡拥有亚洲最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除了与中国、美国、印度等多达13个国家、地区签署双边自贸协议，还参加了多个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基于这些自贸协定，贸易公司和投资者可以享受包括关税减让、进入特定领域的优先途径和更快进入市场等多重优惠。凭借自由贸易港定位和广结自贸协定，新加坡成为了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其转口贸易的前三大目的地分别为中国香港（占比16.6%，2018年）、中国大陆（13.6%）和近邻马来西亚（10.7%），美国位居第五（6.1%）。
发达的港口和贸易又进一步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如航运、石化产业、制造业、物流和金融服务等。最直接受益的是航运、物流及相关的服务，优质港口和转口贸易吸引了超过5000家海事机构在新加坡开展业务，并逐渐衍生出发达的业务生态，如船舶加油，船舶经纪，船舶融资，海事保险，以及海事法律和仲裁等。
石化产业方面，二战后东亚经济的崛起，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每年都要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口大量的石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又带来了更多的石油转运需求，使马六甲海峡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石油运输海上要塞，仅次于霍尔木兹海峡。新加坡从石油转运的枢纽起步，在转口贸易的关税优势刺激下和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下进军石油化工产业，现在新加坡已成为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第五大成品油出口国，石化产业成为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虽然国土面积小，但新加坡没有放弃制造业，从最初利用港口优势，进口原材料在港口加工后再出口的简单加工制造业，但现在重点发展的有技术密集属性的机械制造和生物医药，制造业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2019年制造业GDP占比高达19.8%。
新加坡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金融业务的起步和发展离不开贸易中心的加持，贸易活动需要大量的授信、结算、保险、租赁交易等金融服务。以此为基础，新加坡凭借自由港、法律环境和时区（上午可与香港、东京、悉尼交易，下午可与伦敦、苏黎世、法兰克福交易、晚上可与纽约交易）等优势逐步发展成为以外汇交易和衍生品交易为特色的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凭借“要塞”式的地理位置成为贸易枢纽进而带来经济大发展的模式并非新加坡所独享，实际上如果拥有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在贸易全球化的时代借机发展贸易、经济，是非常符合逻辑且顺其自然的路线。另一个例子是迪拜，迪拜临近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中东地区重要石油产地波斯湾和阿曼湾的狭窄海上通道，亦是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的唯一水道，全球约1/3的原油运输途经此地。乘着原油贸易的东风，迪拜过去几十年同样进入了的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1975年迪拜常住人口仅18万人，目前超过300万；人均GDP约合3.9万美元（2019年），如果放在全球超过2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中来排名的话，可以位列第23位。整个阿联酋的货物贸易出口额位列全球第15位，而迪拜贡献了其中约80%。
虽然迪拜和新加坡的社会制度、法律体系、政府运作的方式非常不一样，但凭借者“要塞”式的地理位置同样取得了不俗的经济发展成就。所以在解释新加坡成功的时候，地理位置的“天赋”是不能回避的；但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人均GDP是拥有同样甚至可能更好地理禀赋的迪拜的1.6倍（2019年），是跨国企业在亚洲的总部首选，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只用地理位置的“天赋”又是不能完全解释其如此的成就，除了地理位置的优势，新加坡的成功肯定还有一些其它的独特的配方。
[1] 刘劲是长江商学院教授、副院长，段磊和张凤婷是长江商学院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系列研究“新加坡模式”的第一篇。“新加坡模式”是在长江商学院—新加坡管理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完成的对新加坡政府、经济、商业中独特管理模式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总结经验，为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本系列研究由刘劲教授主导，其中观点和内容仅代表个人意见，与资助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