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宗乡总会与华人文化传承发展
武文霞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5）
［摘 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亚太区域稳定发展，在新加坡政府政策转变和华人社团亟待破解发展困境的背景下，经政府大力推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应运而生。宗乡总会以发扬华族优良传统文化为宗旨，在推广华文教育、保存华人史料与重建华社记忆、传承发展中华传统节庆文化、推动宗乡文化复兴、促进种族和谐、加强中新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宗乡总会作为新加坡政府推动成立的华人宗乡社团最高领导机构，应该适应时代需求，继续推进华人文化传承与发展，推动宗乡社团转型与改革，推进政府和宗乡社团互动发展，加强宗乡社团与中国祖籍地以及世界华人社团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新加坡；宗乡总会；中华文化；传承发展
华人宗乡社团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主要支柱，也是华人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新加坡建国前几乎总揽华人社会的一切事务。新加坡建国后，因国家政策限制、华文教育式微，传统宗乡社团曾一度陷入沉寂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新加坡政府直接推动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宗乡总会）正式成立，引领华人宗乡社团逐步转变功能，由原来协助同乡同宗熟悉南洋环境、排难解纷逐步转变到保存华族文化资料、传承华人文化等方面。关于宗乡总会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大部分散见于一些论著和期刊中，厦门大学曾玲教授在其论著中进行了研究，她将宗乡社团置于新加坡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和亚太发展历史的背景下，从认同、运作和趋势等方面探讨新加坡宗乡社团的发展变化①。新加坡学者韩山元先生曾以新加坡宗乡总会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为主题，提出宗乡总会做了大量对国家社会有益的工作，从挑战和机遇方面分析了宗乡总会的发展②，等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报刊报道、官方网站、会馆特刊、总会会刊、宗乡简讯等文献资料及笔者访谈信息，重点考察分析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成立背景、组织结构、功能作用、主要活动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等，探讨在新加坡国家认同框架下宗乡总会是如何传承发展华人文化的，以便更加清晰地呈现宗乡总会在传承发展华人文化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一、新加坡宗乡总会成立的背景
1965年新加坡建国时，政府全面推行“去中国化”政策，逐渐边缘宗乡社团的发展。作为全世界除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人口占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新加坡身处国际冷战格局的大环境，又处于马来西亚人民的中心①，特殊的历史与地缘政治环境，导致其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均受到邻国与异族的猜忌，使得新加坡政府极力避免背负“第三中国”的嫌疑和与马来回族世界的种族矛盾②。加之刚刚建国的新加坡也迫切需要构建其国家认同，基于当时国内外环境，新加坡政府采取以淡化、抑制国内多元的种族与文化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华人族群文化认同为代价来建构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全面推行“去中国化”政策③。1969年禁止成立（以种族为界限的）组织，限制、改造纯民族帮派的旧社团，建立全国范围的全民性新社团，使之成为多元种族社会的细胞④；实施组屋政策，调整与重组居民社区，在新住宅区对不同方言和种族群体进行再次配置与充分混合⑤，造成原有华人方言帮群结构解体；构建公民咨询委员会、邻里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民众联络所等2 000多个基层社会网络，重构社会组织形态，替代宗乡团体原有的社会功能；1973年全面实施“双语教育”，英文成为第一语言和教学媒介语，华文源流学生骤减，华校系统开始崩溃瓦解，年轻一代华文水平日趋低落，逐渐疏离中华传统文化习俗。在此国策之下，中华文化，华文教育，特别是基于血缘与地缘、以传统的华人情感纽带为根基而建立起来的宗乡社团被视为国家认同建构的障碍而成为牺牲品。甚至有人认为宗乡团体是一种落后的组织，是在“开倒车”，不利于国家团结，没有存在价值⑥。在新加坡殖民地时代曾经作为华人社会总揽者的宗乡社团也由此陷入经费短缺、后继乏人、数量减少、活动空间萎缩、社会功能弱化等困境，日渐迷失方向，日趋边缘化，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和挑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美关系改善和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东盟国家与中国结束敌对状态、实现关系正常化，消除了新加坡担心背负“第三中国”的疑虑⑦。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华文经济圈快速发展，华语与华文的经济价值也相应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新加坡人学习华语的热情。同时，新加坡国家认同建构的任务基本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使国家经济实力和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也带来了离婚率不断增加、吸毒问题严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且年轻一代华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深。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新加坡政府适时调整政策，在文化上改以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取代建国初期推行的淡化、抑制种族文化政策，鼓励各民族在强化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基础上，保留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与传统⑧，并实行了一系列鼓励与推动中华语言、文化和教育发展的措施，希望借此解决国内突出的道德和文化问题，抵制与西化有关的“现代社会病”。1979年推行启蒙班计划，让五岁小学生学习双语；1979年8月，开展“全国华语运动”⑨，增加学习华语的时间和内容，借助华文保留华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20世纪80年代初发动儒家文化复兴运动，组织编写儒家伦理教材、开设儒家伦理课程、创办东亚哲学研究所、成立儒学研究会、主办儒学国际研讨会等系列浸儒活动，通过学校、媒体及民间团体等途径宣扬儒家思想，以培养新型亚洲文明观，希望使年轻一代国民精神生活得到健康、平衡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政府在国家政策转变时，非常注重借助华人社会特别是华人社团传承中华文化，鼓励其举办新春团拜、中秋节提灯笼、清明祭祖等传统民间文化活动。这对已被边缘化的宗乡社团影响巨大，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原先的政策制度束缚。宗乡社团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逐步进行转型和整合，主动承担起保留和传承中华文化与价值观的重任，以赢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新加坡政府政策转变和华人社团亟待破解发展困境的背景下，经政府大力推动，新加坡宗乡总会应运而生。
二、新加坡宗乡总会成立过程、宗旨与组织结构
新加坡政府积极促成了宗乡总会的成立。首先，政府倡议组织宗乡会馆研讨会。1984年新加坡大选前夕，王鼎昌主席在4月15日走访丹绒巴葛选区时，建议各宗乡社团联办一个全国性的宗乡会馆研讨会，探讨会馆发展方向。其次，宗乡团体响应政府提议，筹办研讨会。新加坡福建会馆、潮州会馆、广东会馆等九大会馆于同年12月2日联合举办“新加坡宗乡会馆研讨会”，185家宗乡会馆及团体代表参加。研讨会围绕“宗乡会馆如何在新时代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主题，在全面分析宗乡会馆当前处境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时代发展、引进新力量、成立全国宗乡会馆联络委员会等十条改进宗乡会馆的建议。再次，政府推动成立宗乡总会。1985年1月23日，王鼎昌邀约各大方言群主席，建议各会馆支持成立宗乡总会，并强调成立宗乡总会有助于推广华文、华语及传统文化①。就这样，在政府直接推动和部分宗乡社团的响应下，宗乡总会于12月9日正式注册成立。1986年1月27日，王鼎昌以副总理身份主持宗乡总会成立仪式，黄祖耀当选为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首任主席。
可见，在宗乡总会成立的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始终扮演着主导角色，希望宗乡总会成为代表大、小宗乡会馆的总机构，在政府与华人会馆之间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进而实现对华人社会更加有效的管理。这时候许多大、小宗乡会馆及社会人士也对宗乡总会寄予厚望，希望宗乡总会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把宗乡会馆引向发展的康庄大道，促进新加坡华裔对华族语文和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②。宗乡总会作为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最高联合机构，积极吸纳各类宗乡社团加入，它的成立标志着政府对华人社会、华族文化和传统宗乡社团的态度从打压到鼓励的转变③，华人宗乡社团也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般来说，宗旨决定了一个组织或社团发展方向和活动范围。因社会发展需要、宗乡社团意愿、政治领袖建议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宗乡总会的宗旨既要反映出宗乡社团希望获得政府支持，“抱团”走出困境的迫切需求；也要突出推广华语、发扬华族优良传统文化的职责使命。宗乡总会共制定了七大宗旨④，经过分析，宗乡总会宗旨主要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特点：一是响应政府推广华语运动政策的号召，组织开展保留华族传统文化的活动；二是保障会员福利，吸引年轻人加入会馆；三是加强会馆之间联系交流，破解发展难题，促进及加强各会馆间的互相了解及密切合作，同时以物力人力财力，协助较小的会馆继续生存和发展⑤；四是加强与社区的联系，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扩大宗乡总会的影响力。
组织结构是社团将其宗旨付诸实施时各部门分工和成员的结合方式。宗乡总会成立时就建立了会员大会、中央理事会、工作委员会及其下属工作部门等四个层次的组织机构。其中，具体工作部门随时代发展要求及工作需要而不断调整优化。1989年，宗乡总会就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在行政组、出版组、文化组、学术组的基础上增设文史资料组。1996年，为整合机构，进一步吸引年轻人的加入，又增设青年组，取消出版组和文史资料组，主要负责招募年轻会员，设立《源》编辑委员会，承担文史资料组弘扬华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任务。2007年，为增强组织机构决策与执行能力，将行政组、文化组、学术组、青年组分别改为会员事务组、文化艺术组、学术研究组、青年事务组，新设社会事务组，主要负责新移民、种族和谐与社会服务等工作；同时在执行委员会下单设秘书处，负责管理文史中心及《源》和《简讯》的编纂出版，重点加强对文史资料工作和出版刊物的统筹规划，以便更好地传承华人文化与历史遗产。
2011年，宗乡总会修改总会章程，进一步完善管理理念，要求每一届理事会都要制定会馆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并参照企业设立表现指标（KPI），推动理事更好地履行职责。2012年再次扩充执行委员会，增加产业委员会，专门负责现有会所及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建设。可见，宗乡总会机构围绕时代任务要求不断对组织机构作出调整，从保存华族文化资料、吸引年轻人到协助新移民适应当地生活、促进种族和谐发展，等等。虽然组织机构进行了多次调整，但不变的是其宗旨，即对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新加坡宗乡总会在华人文化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
宗乡总会成立以来，围绕其宗旨进行运作，坚持以传承和弘扬华人文化为己任，积极参加政府倡导的活动，出版多种文史资料和刊物，支持华人社团开展宗乡文化活动，在促进华人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扮演了领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一）积极倡导推广华文教育
华语是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基本载体。宗乡总会积极响应政府推广华语运动的倡议，配合政府开展华文基础教育工作，以华语为主题开展全国性活动，帮助年轻一代更好地掌握华族语文、了解中华文化传统。
宗乡总会为推广华文教育，做了许多工作。一是创办“宗乡幼稚园”，使华族孩子在幼儿阶段就接受华语教育。二是组织与华语相关的多样化活动。为了提高中小学生的华文水平，宗乡总会组织了许多活动，可谓煞费苦心。如成立“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向学生推荐可读性高的华文读物；举办“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常识比赛”“全国小学现场书法比赛”和“战国时代历史常识问答比赛”等，增强学习中华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生群口讲故事比赛”“全国中小学生相声比赛”“全国中学华语辩论赛”；举办“新加坡华语演讲大赛”“华文智多星”大型电视节目和“今日华语的经济价值”讲座，等等，以提高青年学生华语表达能力。
此外，宗乡总会还针对高层次中文研究者缺乏的问题，通过设立教育金、奖学金等形式，资助教育教学，鼓励更多人修读中文或汉学。如颁发语文特选课程奖学金，支持教育部培训对中华文化有深厚认识的双语人才计划；设立中文系高级学位奖学金，培养高级华文学者。2004年，宗乡总会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成立1 000万新元的中华语言文化基金，政府则以1∶1的比例实行资助，推动和支持本地华族语言及文化的学习、研究和发展。截至2006年12月，中华语言文化基金已筹集1 600万新元，拨出39万元资助20项提升中华语言文化的活动，政府也另设300万新元的津贴计划，资助华人社团保留传统文化①。不仅如此，2011年宗乡总会还设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奖学金”，资助优秀学生前往中国顶尖大学接受大学教育，培养一批具有中新两种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同年推出“新跃大学——宗乡总会学士课程资助金”，培育更多双语双文化人才，鼓励终身学习。
（二）整理保存华人历史资料
为更好地整理保存华人历史资料，宗乡总会在组织机构上先后设置学术组、出版组和文史中心等机构，致力于普及、推广与提高新加坡华人历史研究，凝聚华人社会。
1985年，宗乡总会与《晚报》联合主办《征求历史图片》栏目，并在第二年与国家档案馆及口述历史馆联合举办“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图片和文物展览会，通过展示150多张旧照片和20多件文物，直观简明地介绍华族祖先过番、早期生活、成立宗乡会馆的情形以及华人社会发展变迁。1995年，在前南洋大学行政楼设立华裔馆，负责收集和研究海外华人资料，并编纂《海外华人百科全书》①。2012年设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推动新加坡华族文化研究与发展。与此同时，为使更多人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华人历史概况，宗乡总会先后推出一批学术价值高、可读性强的华人历史书籍。如《新加坡华人会馆沿革史》用三百多帧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图片，配合文字说明，系统介绍了宗乡会馆的发展过程，重现过去华人社会状况和历史场景；《新加坡宗乡会馆史略》收录了203个方言群及姓氏的宗乡会馆简史资料；《新华历史人物列传》记录了从1819年至1990年间新加坡各界杰出的1 175名已故历史人物；《新加坡华人》系统介绍了从开埠到建国以来华人社会的形成、发展与变迁；《新加坡会馆书刊目录汇编》《华人传统》着重讲述介绍中国历史的主流、文化特色、政治传统、礼仪风俗，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宗乡总会策划出版了《新加坡文化资料丛书》，主要收入传统行业资料、族谱、民谣、地方戏曲、文化艺术团体、华文报刊及华文教育史料等。还出版了《狮城史话》《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的宗乡会馆》等书籍。其中，2015年出版的《新加坡华人通史》更是丰富了华人历史研究成果，全书分18章41节，由80多万字组成，是宗乡总会为了庆祝新加坡建国50周年和总会成立30周年，发动了本地和海内外37名学者，耗时三年多，斥资18万元新币②，系统梳理了14世纪迄今700余年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涉及政治、教育、经济活动、社会组织、宗教思想、文学与报业、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成果，在宗乡总会协助下，许多会馆也开始搜集会馆资料、史料，80%以上的会馆出版了会讯、纪念特刊、族谱及文学作品等刊物③。
（三）创新形式传播华人文化
宗乡总会不仅仅局限于华人报刊、书籍等文本资料的保存，还通过拍摄纪录片、电台广播、开设讲座等多种形式传承中华文化。制作《抚今追昔》历史纪录片和《石叻夜话》广播节目，突出讲述华族奋斗事迹；拍摄纪录片《延续宗乡情》《继往开来》，全面记载宗乡总会协助属下会员团体在推动会务、整理资料、推广华族传统节日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印发《先贤书签》和《古迹书签》，使人们了解热心公益的先贤和新加坡历史古迹；主办《中华文化十讲》《老中青作家谈新华文学》《石叻坡记忆》系列讲座等，加深人们对华人文化的认知了解。
值得关注的是，宗乡总会会刊《源》也是记录和传播华人社会历史和传统优良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1986年《源》正式出版，主要编辑出版文艺创作、书画、源流考试、会馆介绍、活动报道、华人文化特写等方面的内容。最初几期主要介绍中国与新加坡有关历史，讲述华人祖辈从中国南来的经历，报道宗乡会馆的活动，并对新加坡河、加冷河、裕廊河等进行了专题报道④。2012年开始，《源》从季刊改版为双月刊，并注入不少新元素，力求提升杂志阅读价值。至今，《源》已编发130余期，是新加坡新一代华人和新移民了解宗乡会馆发展、中华传统习俗及价值观的重要渠道。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宗乡总会不断更新文化传播方式，增加文化的趣味性和吸引力。2013年，宗乡总会在大巴窑会所建成“光阴的故事——历史走廊”，主要对外展示六大方言群特点、华人传统节日与习俗以及宗乡总会走过的历程等内容，并制作影视导览“石叻寻梦”移动应用程序，概括介绍整个历史走廊。2014年，宗乡总会组织开发移动软件“宗乡汇典”，为各会馆提供专属数码空间，永久保留会馆提供的文化资料，方便人们任何时刻皆可阅览刊物、观看视频、注册活动等，并能在社交媒体圈上分享会馆刊物资料及各种相关信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接触和了解华族文化，为推动华人文化传播发展做出贡献。2015年，宗乡总会支持建设并推广“时光老店企划”网站，通过提供视频和资讯的方式向年轻人介绍本地已经濒临消失的诸如刺绣、灯笼制作、舞蛇等传统技艺，也可让年轻人免费下载手机游戏应用软件，在游戏中了解华族文化遗产。可见，宗乡总会在传承华人文化方面，与时俱进，创新形式，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华人文化习俗和历史遗产，也推动华人文化不断创新发展。
（四）传承发展中华传统节庆文化
传统节庆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外华人坚守的文化传统之一。宗乡总会主要通过举办系列晚会等活动，促使华人社团逐渐将新加坡建国后已经放弃或减少的节庆活动重新组织起来，并作为社团常年性制度化运作的内容。
宗乡总会传承节庆文化最大的成就是参与并主导了“春到河畔迎新年”大型民俗活动（以下简称“春到河畔”），可以说在形态和内容上创造性传承了中华节庆文化①。“春到河畔”始于1987年，由宗乡总会与新加坡报业控股及其他社会团体联合推出。该活动类似中国春节庙会，每年必定举行，持续整个春节期间，且年年主题不同，节目丰富多彩，希望以此保留发展华人春节传统。“春到河畔”每年都邀请政府总理或者部长主持开幕礼，能吸引100多万新加坡和世界各地游客参加，已成为宗乡总会的招牌活动，也是新加坡新年最热闹的传统节日。
“春到河畔”活动开展30年来，已先后举办“春节服饰比赛”“华人传统展览”“春满狮城”装饰比赛、华人婚俗照片展、龙的传人图片展、新加坡河历史展、中国历史人物塑像展、花轿迎亲游行表演等传统民间习俗展示活动，让新加坡人慢慢体味古老的华人习俗。不仅如此，“春到河畔”亦注重体现时代性和创新性，将东西方节日习俗结合起来，融古老文化底蕴与现代气息于一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特点和兴趣爱好组织不同活动，吸引年轻一代参与，推动传统文化习俗薪火相传。如推出网上迎新春活动，设立网站让公众与艺人聊天；以“视像会议”形式千里连线中国，让亲友互相拜年等；举行攀岩运动等一些刺激、好玩的户外活动和街头足球赛，以迎合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开设恐龙主题公园、儿童游乐场，免费分发灯笼，吸引更多儿童参加，从而使年轻一代从小就接触、了解传统节庆文化。
此外，宗乡总会还对华人习俗中的封建迷信、繁文缛节部分进行改造，以顺应时代发展需要。1987年成立华人礼俗指南委员会，明确规定以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冬至为华族八大节日②，推出“八大节日彩旗”，并配合举办相关庆祝活动。华人礼俗指南委员会编写出版《华人礼俗节日手册》，采用中英文逐段对照排版形式，阐明各种节日与礼俗的意义与历史，进一步加深新加坡年轻一代对传统华族节日的认识。
（五）推动宗乡文化复兴发展
宗乡文化属于传统民间文化范畴，海外华人对宗乡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这也是他们最易接受的华人文化因素。新加坡政府逐渐将宗乡文化视作新加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转而采取鼓励支持态度，这为华人传承宗乡文化提供了有益空间。
宗乡总会积极推动各宗乡社团开展宗乡文化活动，传承和发展地方性文化。宗乡总会成立20周年时，专门举办“新加坡宗乡会馆文艺大汇演”，邀请20多所会馆的文艺团体和500多名文艺爱好者，分别表演了华乐、华族舞蹈、京剧、粤剧、潮剧、芗剧、客家山歌等地方文艺节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领略中华文化丰富内涵①，为宗乡文化复兴提供了一个重要表演舞台。同时以“阿嬷的菜、阿嬷的爱”为主题，举办“新加坡各大方言群美食节”，吸引13所会馆参与，借助“尝美食”达到“识祖籍”的目的。2007年，8所会馆首次在“春到河畔”舞台呈献“宗乡之夜庆元宵”活动，为观众带来难得一见的传统歌谣、山歌大串唱等②，各方言群传统歌谣也纷纷在“春到河畔”舞台亮相，配合举行书法比赛、诗词大会唱、方言表演等活动，推动了新加坡华族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此外，福建、潮州、海南、客家等宗乡社团相继举办“福建文化节”“潮州文化节”“海南文化节”“客家文化节”等方言戏剧文化活动，借此展示祖籍原乡特色文化。1986年，福建会馆成立文化艺术团，后来发展到仅青少年团人数就达数百人，成为新加坡最大的以传承华人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化团体。广东社团则注重发展粤剧、舞狮等中国传统戏剧和艺术。在此背景下，各宗乡会馆开展的活动明显增多，种类达30种③，活动规模也逐渐增大，活动的对象范围也扩大很多，不同方言群的人均参与进来，不仅推动了宗乡文化发展，而且也拓宽了宗乡活动的影响范围。
（六）增强华人文化在新移民和其他族群中的影响力
21世纪以来，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推动华族与其他族群和谐共处，成为宗乡会馆一项新任务。为配合新加坡政府族群融合政策，宗乡总会非常关心新移民融入问题，推出诸如吸收新移民团体代表参与工作委员会，邀请新移民参加“会馆走透透”“认识新加坡知识竞赛”等活动，举办“新移民融入”“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等多个工作项目。宗乡总会还特别为新移民创办《华汇》杂志，每季度发行一期，内容涵盖时事、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科技、休闲等各方面内容，同时注重提供生活实用资讯，展现新移民文化，方便新移民更深入地认识新加坡。可以说，参与宗乡会馆活动是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
“9·11”事件后，新加坡族群关系愈加敏感，政府希望通过民间文化交流的方式促进国内种族和谐。宗乡总会响应政府“种族和谐计划”“社区参与计划”，专门成立社会事务组，与中华总商会联合组成“社区参与行动委员会”，将族群和谐与新移民问题纳入工作内容，进一步加强与其他族群的交流与合作④。2006年，社区参与行动委员会开办华语会话班，协助马来人在饮食业、零售业等不同行业能够使用简单华语，提高马来人再就业机会，加强马来族群对华族文化认识，更好地融入华族社会⑤。2007年2月，社区参与行动委员会组织马来人参观天福宫、听华人过年习俗讲座和逛牛车水等，让他们在了解华人信仰与习俗的同时，亲身感受华人农历新年节日气氛⑥。此外，宗乡总会亦注意加强华族与其他族群的交流，2002年举办“马来社群与回教”公开讲座和“参观马来传统文化馆”活动，2007年与印度人发展协会首次举行交流会，并组织“参观兴都教庙宇”活动⑦，方便华人更好地了解马来人和印度人传统信仰、文化和习俗等，促进华人文化与马来文化、印度文化的交流，进而促进族群之间的交往，推动族群关系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宗乡总会在举办一些活动时也邀请其他族群参与，“春到河畔”在2002年、2003年分别邀请回教人士和马来活动协会到现场设摊推出“家庭认养计划”①，2008年又举办“马来文化与婚俗”展览②，借此加深华人对本地回教社群和马来文化的认识，“春到河畔”也由此逐渐发展成为整个新加坡人的节日，既有华族文化的传承，也有其他族群文化的展示。目前，“多元种族庆中秋”“多元种族庆中元”、印度人和马来人参与农历新年华人活动等，已成为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的一大特征，中华文化开始跨越华人社会，成为属于各族群的东南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所以，宗乡总会这些活动的开展，在新移民与本地社群间搭建了沟通的平台，增进了双方的互动和交流，有效协助新移民更好地融入新加坡，进而产生归属感，最终促进社会和谐与国家凝聚力。
（七）促进新加坡与中国的交流
宗乡总会成立初期，中国和新加坡尚未建交，宗乡总会此时充当了两国文化交流的纽带。1987年，宗乡总会邀请上海民族乐团赴新加坡连续演奏五场华乐，为新加坡华人带去了久违的中国的最新信息，门票被抢购一空，轰动一时。随后，上海和济南杂技团、老北京春节民俗代表团以及中国花卉展览、“潮州花灯展示”等相继登上新加坡“春到河畔”舞台，使新加坡社会由此了解到中国的变化，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与新面貌。1990年，中新建交后，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逐渐和华南侨乡重建了密切关系，掀起一股“寻根谒祖”热潮。宗乡总会继续在中新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如1998年11月，宗乡总会与友谊企业有限公司、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及中国现代书店联办“中国书展”，向新加坡人推介中国文化④。
“春到河畔”活动亦是新加坡重建和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平台。1988年起，“春到河畔”每年均以中国的一个省份或地区为主题，现场模仿布置该省的典型建筑，表演民俗活动，品尝特色小吃，展演手工技艺，展现特色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古都文化和秦晋文化等中国地方文化展示，使新加坡人在愉快的气氛中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而这些文化特质与新加坡大多数华人熟悉的闽粤文化有很大不同，间接提升了新加坡华族传统文化内涵，实现了对大中华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四、新加坡宗乡总会的发展趋势
宗乡总会成立30多年来，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积极推动宗乡团体与宗乡文化在国家话语的框架下转型与发展，不遗余力地推广华族语言、文化及其价值观，集聚人力、财力、物力，统筹推出一些其他会馆难以办到的大型活动，每年举办的活动也由最初的10余项增加到现今的30—50项⑤，较好发挥了协助政府管理华人社会的作用，得到了政府的肯定。正如新加坡时任总统王鼎昌在宗乡总会成立10周年献词中所言：“回顾10年前，我国的宗乡团体处境艰难，会务活动一筹莫展。1986年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之后，情况有了改善。在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带动和鼓励下，我国宗乡团体对活动的方向取得了共识。许多会馆都致力于推动与发展华族传统文化，开展了许多宗乡团体过去所不曾举办的活动”⑥。新加坡政要李光耀在宗乡总会25周年晚宴演讲中也指出宗乡总会“在促进中华语言文化的推广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使华人社团互相联系更紧密、更有凝聚力”⑦。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宗乡总会在协调与属下宗乡团体的关系、资金来源、内部运作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宗乡社团由于年轻人缺失、功能弱化等原因，仍然处于危机与契机并存的重要时期，需要不断进行改革整合，以适应新加坡国家政策调整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宗乡总会作为新加坡政府推动成立的华人宗乡社团最高领导机构，更应该主动适应潮流趋势，放开视野，求新求变，更好地担负起政府赋予的职能作用和宗乡团体的期望。根据笔者多年来对新加坡宗乡团体特别是宗乡总会的考察，认为宗乡总会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统筹开展工作。
第一，统筹推进华人文化传承与发展。传承和发展华人文化是宗乡总会的重要任务，这是其职能定位所决定的，也是新加坡政府的意向。宗乡总会目前在传承华人文化、提高华语水平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如设立文史资料中心、主办大规模的“春节文娱晚会”、出版会刊《源》、组织文物展览会和学术研讨会等。今后宗乡总会更需要做的是进一步从语言（包括方言）、文字、史料、节庆、习俗、宗教信仰、饮食等诸多方面着手，在继续传承华人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新加坡社会实际情况，促进华人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吸收其他文化精髓，丰富华人文化内涵，创造出适应时代需求和社会需要的文化，引领宗乡社团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第二，统筹推进宗乡社团转型与改革。宗乡总会不仅带动了很多宗乡社团开展活动，而且也为宗乡团体指明发展方向。加入宗乡总会的宗乡团体不断增加，从创会时的70个，到1996年已增至183个①，反映了宗乡总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宗乡社团的支持。很多社团在总会的倡议下，已经开始接纳不同籍贯的会员，并通过文化艺术班和出版刊物等推动华人文化传播，有些会馆主办国际性的宗乡联谊会，加强了文化交流，促进了经济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吸引青年人是现今各会馆的主要挑战，也是其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宗乡总会虽然一直注重吸引年轻人加入宗乡社团，如成立全国青年组织联络处，举办全国青年组织交流会，开展“青年领袖集中营”等青年人感兴趣的活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与青年人间的距离。但整体来说还远远不够，宗乡社团青年人特别是优秀接班人缺失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宗乡总会需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协助宗乡团体突破地域、宗亲限制，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广开门户、自我革新，采用更加现代化、专业化的组织管理方式，争取更多的年轻一代和新移民加盟，培养一批有才华又有奉献精神的年轻人作为社团接班人，同时吸引其他族群积极参加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最终实现帮助年轻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御西方不良文化侵蚀，增强国家认同的目标。
第三，统筹推进政府和宗乡社团良性互动。宗乡总会本身就是政府支持推动和华人社团发展需求相互融合的产物。如何在政府与下属宗乡社团之间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关乎宗乡总会在整合华人社团、传承中华文化功能的作用效果。宗乡总会需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华人社团之间的关系，既要及时将华人社会的声音传达给政府，争取政府政策支持，为宗乡社团发展争取更大发展空间；又需要赢取华人社团最大程度的信任，将政府的政策更好地传递给宗乡团体，整合社团力量，推动社团转型发展，更为高效地发挥桥梁纽带和上情下达的作用，推动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更好地保持和发展华人优良传统文化。
第四，统筹推进宗乡社团与中国祖籍地以及世界华人社团联系。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中新国家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各地华人以宗乡文化认同为纽带的“人际”国际网络逐步形成，华人宗乡社团与中国特别是祖籍地以及其他国家华人社团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宗乡总会需要顺应时代潮流，利用好传统宗乡文化纽带和群体记忆符号，帮助会馆成员顺利搭乘“中国经济发展顺风车”，抢抓经贸和文化合作机会，同时主动加强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华人社团的交流联系，邀请中国有关文化团体、机构和各国华人社团到新加坡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国家和华人社团经济文化合作交流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新加坡宗乡总会是时代变迁和国家政策变化的产物，它的成立为传统宗乡社团顺应时代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组织形态与运作机制，也为华人社会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提供了重要阵地，较好地承担了政府政策落实推动者、宗乡社团转型发展引领者、华人文化传承发扬者的职责使命，标志着新加坡华人社团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宗乡总会只有继续统筹好多方面的关系，继续推出一系列有关华人文化的活动，才能更好地推动华人文化在新加坡乃至世界华人社会传承发展。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SFCCA)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Wu Wenxia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Guangzhou China 510635）
Abstract：With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ince the 1970s and 1980s，the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SFCCA）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strong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licy change of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nd the urgent need to solv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With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SFCCA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in promot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preserving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constructing the mem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 culture，promoting the cultural revival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promoting racial harmony，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and so on.As the leading orga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 promoted b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the SFCCA should meet the demand of the era，keep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form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promo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strengthen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ancestral home in China and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the world.
Key words：Singapore；SFCCA；Chinese Culture；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D6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25（2019）01-0039-10
［收稿日期］2018-08-12；［修回日期］2018-12-05
［作者简介］武文霞，山东人，博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华侨华人、城市化。
［作者简介］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助专项——“海外华侨华人与广州城市近代化研究”（2018GZY06）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