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徒又闹事！纵火、扔汽油弹、毁坏灯柱，“爆头警司”现场指挥应对
文/戴庆成
来自/联合早报
香港6月初爆发的反修例风波至今已超过两个月，抗争行动从最初大规模瘫痪交通引发警民冲突等激进方式，发展至前晚沿港铁线筑人链，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的冷静。多项研究与调查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媒体和互联网过去两个多月全天候24小时紧贴最新发展，港人社交与家庭话题离不开反修例风波，精神健康疫症趋势已浮现社会，深陷焦虑的港人身心状态，也已成为关注点。
阿朗（化名，18岁）今年刚高中毕业，在过去两个月参与了大部分反修例游行活动。过去这些日子里，阿朗的情绪经常起伏不定。
阿朗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有时候我会突然从梦中惊醒，一些冲突场面的影像在脑海里盘旋，挥散不去，情绪会跟着变得低落，彻夜失眠。”
除了面对来自家人的压力，也因为特区政府一直没正面回应反修例抗争者的诉求，阿朗心里充满了无力感。早前，阿朗得悉有人因修例风波轻生，他一度也出现了同样念头。幸好也就是在那一刻，阿朗突然惊觉“必须正视问题”，于是寻求心理辅导机构帮助。
辅导人员开导阿朗，轻生非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还会影响身边的人，劝他不要太投入抗争活动，接收相关信息时须冷静，适可而止。
阿朗接受辅导后，一直压抑在内心的负面情绪，终于释放。
社工：家庭成员立场对立 关系恶化
像阿朗那样参与反修例活动的香港人，近来心情普遍不好受，站在对立面的建制派支持者，同样陷入类似困境中。早前致电电台节目的一名家庭主妇，抱怨参加反修例活动的子女“从不告知去向，多问两句就不理睬我”。
该家庭主妇慨叹，只能从子女与朋友的电话对话中偷听到他们到反修例现场做护士义工。她坦言身为人母，十分担心子女行为，不知如何是好，并认为香港教育制度有问题。
在港岛上环区从事社区服务工作的吕鸿宾，近期也明显感受到存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焦躁氛围。他向《联合早报》记者举例说，有街坊向他诉苦，由于对港府修例的看法不同，家庭成员互不理睬。子女参加抗争活动，父母担心子女安危或误入法律禁区而心力交瘁，但子女对父母的忠告，完全听不入耳。
吕鸿宾说：“很多家庭的关系变得日益恶劣。有家长对我说，女儿参加反修例活动，她一气之下就去参加撑警集会。”
社区近期的氛围，也与往日大不相同。吕鸿宾指出，以前街坊即使看法不同也相安无事，近来则不时看到挑衅和不理性叫骂，火爆话题挑起的情绪异常激动。
调查：精神健康疫症趋势浮现
香港6月初爆发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反修例抗争游行，由于特区政府一直没正面回应游行者的诉求，导致抗争活动不断升级，街头冲突不但愈演愈烈，甚至扩大、蔓延至多个社区，封堵道路、瘫痪交通和机场，以及展开罢工等场景接连出现，局势急剧恶化。
香港最近公布的多项研究和调查都显示，反修例抗争活动已造成香港社会严重撕裂，不少香港人饱受困扰，情绪跌至谷底。
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布的数据，反修例活动爆发后，该院在6月22日至7月7日期间向1269名成年人展开的调查显示，香港抑郁症比率已从2014年“占领中环”期间的5.3%，升至9.1%，即每10个港人当中，有一人可能患上抑郁症；而出现自杀念头的比率，也从3.6%增至4.6%。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指出，由于患有严重抑郁症或有自杀想法者可能更少与人接触，上述数字有可能被低估。
他说，从流行病学而言，如今香港社会已是“精神健康因严重社会事故引起的疫症”，最大忧虑是无法知悉趋势是刚开始出现，抑或已发展到顶端。
香港一些教育机构及教育界人士在本月进行“学生身体状况及情绪需要”调查，结果发现，受访学生有七成二反映，观看反修例活动的信息后会出现食欲不佳、失眠等症状，当中四成学生情绪因此受影响、一成学生出现与创伤后遗症相似的症状。
港人开心指数将持续下跌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教授黄成荣的研究也发现，未满40岁港人的开心指数在“10分为满分”的调查中仅得6.8分。他预估港人在反修例风波后，开心指数将持续下跌15%。
黄成荣指出，目前参与反修例活动的香港年轻人出现了三种状态，分别为“被动员”“战事式参与”和“焦虑及抑郁”。
处于“被动员状态”的港青，或受家人、朋友、社会氛围影响而参与行动；“战事式参与”则多数是自愿站上前线，这一大批港青清楚知道，参与抗争可能造成自己或他人伤亡，部分港青甚至随身携带遗书。
黄成荣分析，无论以何种形式参与，参与者愈发投入，对事态的发展就愈感无力，甚至会因看不到前路而绝望，并逐渐发展出焦虑和抑郁等症状。他不排除有人因而萌生死意。
修例风波已衍生自杀个案
事实上，香港过去两个多月已出现多起因修例风波而死亡的个案。
6月15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当天，一名示威者从太古广场高处不幸坠楼身亡，其后引发另三起同类事故。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提供的资料显示，从6月至7月，该会收到的求助数字显著上升，从今年3月至5月的八起，急升至6月和7月的42起和114起。其中涉及近日社会事件而求助的个案，在6月至7月的25天内多达156起。
该会主席黄祐荣分析，这156起涉及社会事件的求助个案来自网上或热线，求助人以男性居多，“对政府感到不满”因而困扰者最多，其次是“对示威活动感到情绪困扰或不安”。
“连侬隧道”血案 三人受伤
情绪极度困扰的港人，甚至因此行为激进失控，例如本月20日凌晨，将军澳“连侬隧道”发生的恐怖血案：一名携刀中年男子与两名“守墙”女义工发生口角后，挥刀狂劈两女，一名上前试图制止的男子也遇袭受伤。凶徒潜逃中国大陆逾13小时，返港即被捕。
据悉，该中年男子从事导游工作，以接待大陆旅行团为主，怀疑因时局看法以及近期收入受反修例活动影响大减，一周前在给友人的短信中称“想打暴徒发泄”。事发当天疑在酒精影响下闯出大祸。
倾诉比争辩更有利心理健康建设
反修例引发连串示威冲突，香港社会矛盾持续加剧，情绪饱受困扰的焦虑港人已经出现“精神健康疫症”，社会近期开始聚焦“怎样走出困境”。
香港注册临床心理学家黄玫芳建议，港人应先留意自己接触反修例活动信息时，是否感觉很辛苦。如果情绪持续不稳，可考虑暂时避看相关新闻或参与相关讨论，然后投入平时喜爱的消遣活动，并向他人倾诉感受，尽最大可能让自己的情绪缓和下来。
然而，反修例风波已经凸显社会撕裂严重，各有看法各持己见的人们，不但极可能因立场不同而完全无法与人交流，甚至极可能随时爆发不和的局面。黄玫芳因此建议，公众就社会事件找人倾诉须有技巧，关键是“对象要对”，必须找同理心较强、更能安慰自己的人。这类倾诉比起无尽的争辩，对个人的心理健康建设更为理想。
世代虽隔阂 还是要沟通
反修例抗争者绝大部分是年轻人，不少家长觉得难与子女沟通，社会世代隔阂明显严重。
从事亲子调解已近10年的社工梁淑瑜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她工作的中心，以前月均接获50起个案，近两个月大增至70起，很多个案都和反修例风波有关。
她说：“我们做调解工作时，会劝家长和子女互相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避免讨论事件的对与错。
“譬如，我们会请子女体谅父母的苦衷，另一方面会促请父母不要急着抱怨子女，而是等子女有空的时候一起探讨问题。这样的沟通会更有效，双方关系才会缓和。”
缓解港人情绪 民间机构伸援手
反修例风波导致社会出现紧张，不少港人的情绪备受困扰，香港一些民间机构最近开始伸出援手。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推出为期六个月的志愿诊症服务，为有需要者提供初步精神健康评估和治疗，每次费用上限为800港元（141新元），至今约有50名精神科医生参与计划。
针对反修例运动出现大规模年轻化的现象，一些民间机构及社企联合发起“和与解校园愿景”，建构精神情绪支援网络。
当中，有学生自发组成“心聆树窿”，每次摆设在街上三四小时，让人诉说心底话，利用这个方式倾听不同人的心声。发起人杨泳琳忆述站在街上时，吸引了不同的群众上前分享，更有人将平常不敢告诉家人或朋友的事，全部告诉了他们。
最让杨泳琳难忘的个案之一，是一名老人家在街上激动地骂她，质问“你们究竟是不是中国人”，之后却对她说，其实他自己根本没机会与人分享立场，因为他担心年轻人不愿聆听。
解决问题关键在特区政府
香港社会普遍认为，要解决（反修例风波）问题的最关键因素是特区政府，并呼吁当局应了解抗争者的诉求，进而解决根本问题。
自杀危机处理中心主任何永雄认为，若港府认为“宣告《逃犯条例》修订‘寿终正寝’已等同回应了市民诉求”，既然意思一样，可考虑直接“撤回”，以释出沟通的善意。
何永雄表示，他明白港府未必认同民众的诉求，但部分争议较少的诉求例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获得各界认同，当局可由此打破困局，大多数市民都在等待港府伸出友谊之手。
有反修例者日前在记者会上，发表近期在网上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该项调查设定了“零分为最悲观、10分为最乐观”的评比分，结果显示受访的3万7500名港人，对香港整体前景的乐观指数只有3.09分，看法相当悲观。
香港政治观察者普遍认为，即使港府回应抗争者的五大诉求，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如果当局一再逃避，并对市民诉求“冷处理”，只会引发更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