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圣约翰岛的这些“身份”,你绝对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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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部的圣约翰岛(St John’s Island)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暂时远离本岛的蓝天绿地。它其实有着丰厚历史,在新加坡建国发展史上扮演特殊角色。听前岛民对着遗留建筑和残垣断瓦忆当年,无数历史画面随即跃至眼前。下一次登岛时,肯定会对这片土地有更深层的情感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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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圣约翰岛的这些“身份”,你绝对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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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前途经圣约翰岛时,以同行传教士的名字为这座岛屿取了“洋名”。圣约翰岛也有一个马来名“Sakijang Bendera”,是“赤鹿和旗子”的意思。中文名“棋樟山”相信是翻译自“Sakijang”。

圣约翰岛面积约40公顷,每天有数趟渡船从滨海南码头出发,20至30分钟可抵达目的地,来回船票约15元。

隔离检疫站


1819年开埠初期圣约翰岛作为外岛的讯号站。1874年东印度公司在岛上设立检疫站。载着外侨(也称“新客”)的轮船停泊在新加坡岸外,一发现有带疫者,所有乘客就转到岛上检疫站,在消毒区熏硫黄和淋洒消毒药水。后来改为坐最低等舱的人一律须到岛上接受检查和消毒。

当时传染病肆虐,有霍乱、瘟疫、天花、肺痨、黑死病和麻疹等。检疫站里有医院、药房、太平间、实验室和疫苗冷冻设备,附近的拉扎鲁斯岛(Lazarus Island)则设有坟地。1930年代圣约翰岛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隔离中心之一,可容纳6000多人。

老一辈下南洋时不少曾在棋樟山待过,回忆起来都是不堪回首(一段时期男女必须裸体接受检查)。当时的卫生条件不足,缺乏水源和食物,好些人还来不及踏上新加坡本岛就离世了。

1970年代航空业兴起,乘船入境者大减,使用超过100年的检疫站于1976年功成身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助理教授Hamzah Muzaini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岛上很早就成为隔离中心,因此基础建设相当完善,有供应自来水的大型储水塔、房子和柏油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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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zah Muzaini助理教授说,岛上早期基础建设相当完善,有供应自来水的大型储水塔。

政治犯拘留中心

1948年英殖民地政府将圣约翰岛规划为政治犯和私会党分子拘留中心。林清祥、蒂凡那、兀哈尔和方水双等人,于1953至1959年间遭英国人拘留,李光耀当时是他们的代表律师,曾到岛上探望四人。蒂凡那后来成为新加坡第三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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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还可见殖民地时代留下的灯柱。

从前的几个囚室,现在成了凉亭。前岛民Abdul Rahim Abdul Wajis(64岁)说,四面墙已拆除,只有四根柱子和屋顶是原装的。他还记得政治犯不是一直关在囚室,围篱内可走动的户外范围相当大,风景怡人。当时他和其他小朋友有时会走进拘留中心,不会对政治犯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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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拘留政治犯的囚室,现在是只有一片屋顶和四根柱子的凉亭。

鸦片医治所


二战结束前新加坡有超过1万6000名抽吸鸦片者。1955年英殖民地政府在岛上设立“鸦片医治所”,专注于戒烟和改造,并让烟民学习新技能如木工、编藤和裁缝,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做准备。1973年同个地点易名为戒毒中心,1975年关闭,部分建筑目前仍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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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 Rahim所站的位置,正是从前“鸦片医治所”的门口。

一名曾在那里待过的鸦片烟客早年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与其他抽鸦片者共40人挤在一个营房。最初他感到苦不堪言,后来体力和精神逐渐恢复,开始干些活和从事户外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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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鸦片者在圣约翰岛的“鸦片医治所”戒烟和改造,并学习一技之长。(档案照)

Rahim的老家在码头附近,他回忆道:“有时烟民会出来和岛民一起踢足球。每天早上和下午,他们会轮流出来,把食物残渣拿到另一处丢掉,有时会经过我家门前。我们已经很习惯看到移民和嗜毒者,并不会感到害怕。”

难民收容所

1970年代中期圣约翰岛曾用作安置越南难民,他们在转移到正式收留国之前暂住在岛上。到了1980至1990年代难民人数过多,政府在三巴旺另避临时难民营。

1998年政府宣布在岛上设立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因为当时所逮捕的逾期逗留者和非法入境者增加,本岛监狱无法容纳。渡轮码头附近的旧足球场随即围篱,还建了厕所。然而,据前岛民说后来并没有使用,现在仍可见到用绿色铁丝网围起来的建筑。

消闲和海洋研究中心

1975年起圣约翰岛成为国人玩乐的度假天堂,也是学生假期活动营地。过去数十年政府曾有意将它与附近岛屿一并发展成水乡乐园,甚至广邀投资者提呈计划书,但之后都没有下文。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于2017年从圣淘沙发展局接管圣约翰岛,提升岛上度假村后开放给公众租用,疫情期间暂时关闭。

此外,2002年在岛上设立圣约翰岛国立海洋研究中心,2003年农粮局设立海水养殖中心。另一个拥有红树林、珊瑚和海草等丰富生态的棋樟湾,原本准备于今年初开放给公众,也因疫情暂缓。

前岛民回忆满满

1970年代岛民陆续搬到本岛,剩下的多是在岛上为政府打工的岛民。2017年最后四个岛民也依依不舍离开。

在岛上出世的Muhamad Akim Giman(70岁)是在1974年搬离。他的房子已拆除,他带着记者参观另一间类似的房子,并分享道:“以前英军盖的房子多是厨房和厕所分开的。而且是高脚的,下面可以通风。英军对我们很友善,没有阶级之分,像个快乐的大家庭。”

作为岛的儿子,游泳仿佛是天性。即使海浪很大,他和朋友们也会直接跳到水里,还经常在附近的红树林捉鱼和螃蟹当晚餐。

Rahim也是在1970年代末搬离,但父亲是岛上的电工,所以他经常回去,有时帮忙换灯泡,有时到海边帮忙维修船只。他还记得岛上有几家华人住户,其中一家最大的杂货店,由住在本岛的华人经营,老板每天乘船到岛上做生意,下午就回到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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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码头附近已废弃的建筑曾是岛上最大的杂货店,由华人经营。

曾住在附近拉扎鲁斯岛的Mohamed Fawzi(50岁)分享了一件趣事。圣约翰岛虽然绿地处处,岛民试了许多方式都养不起牛羊,鸡鸭倒还可以。宗教活动需要羊只时,得到其他岛屿买。

圣约翰岛英文小学是岛上唯一的学校,1976年关闭。退休教师杜授荣2015年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她于1962至1963年间在该所学校任教。当时岛上住着400多人,有个阿婆常会提着两篮菜和干粮到教师住所兜售。居民很善良和热情,会把新鲜捕捉到的渔获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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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岛前岛民Muhamad Akim Giman(中)和Abdul Rahim(右),以及曾住在附近拉扎鲁斯岛的Mohamed Fawzi,经常回到小岛缅怀宁静悠闲的时光。

文/编导:陈爱薇

摄影/摄像:邝启聪

剪辑:涂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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